夏天，战士们光着膀子干活，任凭烈日晒脱背上几层皮，秋凉也只穿补了又补的破衣旧裤。上级发的新军服，压在枕头底下，只在检阅或过节时穿。拿到的新布鞋，小心地放在包袱里，平时还用马兰草和旧布条打草鞋穿。
1944年部队南下时，很多战士还捐献出两套崭新的军服、几双鞋袜以及没有落过水的毛巾。
青春寄语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南泥湾精神的核心，是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优良作风和传统，也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
习近平同志说，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
我们要时刻牢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道理。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不竭力量。
4进京赶考—从“革命”走向“执政”之路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另一个命题摆在毛泽东的面前：该如何成为新中国的领导者，如何领导一个新国家。蒋家王朝的老路不能走，更不能重演三百多年前李闯王的悲剧。
三百多年前的那个甲申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打进北京城后，将领腐化，臣吏骄奢，内部争斗，导致很快失败，落得个“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南征北战打了18年，进了北京却只坐了18天”的结局！
中国共产党人要在北京建立新政权，从表象上来看，似乎与三百多年前的李自成有相似的地方，因为共产党人经过28年奋斗也要进京了。毛泽东没有停留在胜利的喜悦中，而是以非凡的洞察力和战略远见，去思考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执政后，如何跳出“胜利—骄傲—腐败—灭亡”这个在历代中国政权更迭中不断被重复的周期律。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移驻北平。毛泽东用了“进京赶考”四个字，比喻形象而寓意深刻。他说，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不要被退回来，“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警惕“糖衣炮弹”
西柏坡是河北省平山县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这个外表看似落后闭塞的村庄，就是中共中央进北京之前的驻地。
在夺取全国胜利的重大历史关头，毛泽东深刻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将要面临胜利后的执政考验。早在1944年，他就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学习文件，要全党引以为戒。
为了让全党上下做好担当新角色、迎接新任务的准备，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上毛泽东讲到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后，党内可能产生“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等四个方面的问题。会上特别提醒进城后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针对“四种情绪”和“糖衣炮弹”，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
毛泽东要求全党做到：“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为了使“两个务必”和其他规定落到实处，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还做出了六条规定：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平列。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入城市，全党同志必须及时地适应这一新的变化，用更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的工作。毛泽东满怀信心地预言：“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为新中国的建设准备了思想理论基础，经毛泽东亲手绘制的一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如日出东方，呼之欲出了。
决不当李自成
1949年3月22日晚，是毛泽东在西柏坡的最后一夜，也是他忙碌和难以入睡的一夜。
据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回忆，毛泽东在凌晨批阅完文件后，并没有睡觉，而是站在窗前一边抽烟一边眺望着夜空，陷入深深的沉思中。3月23日上午，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就要离开西柏坡了。
临行前，周恩来早早前来看望毛泽东，问道：“没有休息好吧？应该多休息一会儿才好，长途行军坐车是很累的。”
毛泽东笑道：“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郑重地说道：“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西柏坡，这个名字从此拥有了深刻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就是从这个小山村出发，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率领从炮火硝烟中走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意气风发地进京“赶考”了。
人民的公仆
作为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决不是以当“皇上”和“宰相”“辅臣”的姿态进入北京的，而是以进京赶考考生的心态来面对人民的考验的。
进入北京后，毛泽东警觉万分，时刻保持着忧患意识，多次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诫全党“不当李自成”。
有一回，他前去观看京剧大师梅兰芳、刘连荣主演的京剧《霸王别姬》。当看到“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哀叹大势已去的绝境时，毛泽东不无感慨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不要学西楚霸王。我不要学，你也不要学，大家都不要学。”他要求全党都来看这部戏，以西楚霸王为鉴，并向全党发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忠告。
作为执政党的领袖，老一辈革命家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今天的博物馆里依然展示着毛泽东长期使用的补了又补的睡衣、毛巾被和线袜。
在工作中他严于律己，从不徇私情，不搞任人唯亲那一套。少年时代在外婆家相处极好的表兄义南松，请求为其胞兄介绍工作。毛泽东在写给他的信件中婉言相拒，说“不宜由我推荐”。
毛泽东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着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次他的儿子毛岸英在回复表舅向三立替人谋“厅长”职位的信中坚决地写道：“我决不能也不愿违背原则做事。”
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理，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给他们订立了“十条家规”，从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家人谋取半点私利。1968年，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建高中毕业，周总理让她去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临行时用吃苦瓜为她送行，借此来教育她要吃得了苦，要与当地牧民心连心。
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也向全党干部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以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是有理由的。”他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府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表现得非常充分。这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陈毅任上海市长时，有亲属让他安排工作。他问人家，你说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对方答，当然是共产党好。陈毅说，要是国民党的市长，当然要给安排好工作，可我要是给你安排了，我不就成了国民党市长了吗？一席话说得亲属心悦诚服，安心回老家去了。
正生廉，严生威。事实证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进京“赶考”，向人民交了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合格的答卷。
青春寄语
“赶考”一说，说得诚惶诚恐，说得如履薄冰。因为这实际上就是人心向背的考验。
“赶考”是共产党人的工作态度，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新形势、新条件，勇于迎接挑战、积极面对困难的勇气与决心。
“赶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胜利面前永不懈怠，勇于迎接考验，争取更大胜利的坚强意志。光阴荏苒，弹指一挥间，今天“赶考”的考生依然是中国共产党；今天的“考官”仍然是全体中国人民；评判的标准，仍然是人民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
“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这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所作的真情表白。
时代在变，共产党人“赶考”情怀没有变，“赶考”还在继续。这是永不停顿的新“赶考”。
5平凡中的伟大—县委书记焦裕禄的“公仆”作风
焦裕禄，1922年8月出生，山东淄博人，中共党员。1962年12月，焦裕禄来到兰考县任县委书记。
兰考县位于河南省东黄河故道上。当时，正是这个地区连续遭受三年自然灾害较为严重的一年，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是漫无边际的沙海、洼地。这些洼地都是毫无生气，泛着青色的白茫茫的盐碱地。
在这样一个烂摊子面前，焦裕禄是这样回答的：“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越能锻炼人。请组织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决不离开这里。”
焦裕禄身先士卒，不顾重病在身，带人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谋划治理、发展之策为兰考脱贫致富呕心沥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64年5月，焦裕禄因患肝癌不幸病逝，年仅42岁，被誉为“县委书记的榜样”。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患有严重肝病的焦裕禄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强忍着肝痛，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步行两千多公里，足迹到达全县120多个大队。
他能不看地图，就准确地说出应该在什么地方修防沙防风林带，堵住什么方向的风；可以在什么地方下种，种豇豆、种红薯、种花生。他的结论都来自第一手的调查。
曾有同志考虑到焦裕禄的病，劝他不要参加野外调查了。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焦裕禄来兰考报到的第二天就骑车下乡了。他首先来到灾情最重的老韩陵村，到田边地头，到饲养棚里，到穷困农民的草屋里，了解情况，观察灾情。
焦裕禄走访的第一个老农是萧位芬。他在萧大爷家的牲口棚里住下了。交谈中，萧大爷“挖穷根得种花生，要想富得栽泡桐”的提议让焦裕禄眼前一亮。
第二天天一放亮，焦裕禄就来到沙堆上。他高兴地发现，这里几年前栽了一棵泡桐，树的周围一片麦苗，绿油油的。他从一拃深的地方抓起一把土，在手上使劲握了几下，土被捏成了小团。
“萧大爷，您说得对，要治沙，栽泡桐，我看兰考治沙就从您村入手。”焦裕禄在萧位芬家的牲口棚里一住就是几天。
焦裕禄来到兰考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兰考穷的根源—风沙、内涝、盐碱。他下了决心，就是拼上身家性命，也要把这“三害”治住。他建立了“除三害办公室”，先后抽调了120多名干部、老农和技术人员，组成一支“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工作。他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想根治‘三害’，必须查清它的分布情况和具体数量。”
为了查找风口的确切位置，焦裕禄不顾天寒地冻，顶着呼啸的北风，上了横贯兰考全境的旧黄河大堤，爬上测量架，亲自测量、记录。为了识别盐碱地，焦裕禄每次都用舌头去舔，并总结了识别的方法：咸的是盐，凉的是碱，又苦又辣又骚的是马尿碱。
秦砦有500户人家，可耕地4800亩，重碱地4200亩。经过考察，秦砦所在的地方原来就是淤土层，30多年前由于黄河决口，形成了盐碱地。如果把淤土翻上来，把盐碱翻下去，盐碱地就会变成肥沃良田。
在焦裕禄的直接关注下，县里提供翻淤压碱的工具，还拨了几万斤粮食支援秦砦群众翻淤压碱。到1964年春，就已改造2400亩重盐碱地，当年赶上了种麦。
破凳子照样能干革命
一天，焦裕禄来到“除三害办公室”，顺手拿一个板凳准备坐下，忽然被一个同志拦住：“焦书记，别坐，别坐，这个凳子三条腿，坐不稳，会摔倒的。请坐到床上来吧。”
焦裕禄说：“同志们能坐，我也能坐。”他执意坐到三条腿的凳子上。大家都笑了，你一言我一语地说：“‘除三害办公室’是破草房，坐的是破凳子……破桌凳还不合每人一套呐！有的同志办公坐到砖上，趴在床上，文件放在枕头下。”
大家向焦书记建议能不能每人配一套办公桌椅，焦裕禄满口答应：“行，很需要。”大家一听，立刻高兴地鼓起掌来，忙说现在就让会计去办。焦裕禄话锋一转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同志们顿时有些失望。
看到同志们的表情，焦裕禄接着说：“‘除三害办公室’是除害兴利的，害还没除，利还没兴，就添置一屋油漆发亮的家具，能行吗？”
“毛主席住在陕北窑洞里，坐在一把破椅子上，指挥了全国多少战役，写出了多少光辉著作！我们坐在破凳子上，就不能革命吗？”
他引导大家树立艰苦奋斗的思想，说，如果没有这种思想，就是配上金凳子和银凳子，也治不了“三害”。
“凳子少，正好可以促使我们往下跑，深入到群众中去，还能和群众建立深厚感情；桌子不得劲，正好可以少发文件，多和群众面对面；没安电话，正好可以促进直接到群众中面对面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