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的激烈生存环境中，人们总会为了生存下来而面对一些难以抵挡的对手。只有懂得隐藏自身实力，等待时机，才能在最后的搏击中，攻对手于不备，获得胜利，到达成功的胜境。
1．做人要懂水的哲学
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明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戡恭然自馁也。
——引自《曾国藩心述手记》
上善若水，做人要有水一样的柔韧。曾国藩回顾自己的一生，时常说，他的长进就在于受挫和受辱之中，可上可下，能屈能伸，才能蓄气长智，才能够长久。
咸丰二年，咸丰帝钦点曾国藩为湖南帮办团练大臣，让其火速到任。当时，曾国藩正在为母亲守孝，接到圣旨，也不敢怠慢，赶紧收拾了行李，去了长沙。
在此时的长沙城里，驻扎的不仅有湘军，还有清廷的正规军，被称为绿营兵。自从清军入关，到咸丰时期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绿营兵早已没有了当年的英勇，战斗力极差。可是，清廷一向娇惯绿营兵，平日里他们不是喝酒就是吸大烟，根本就不参加正规的训练。这让曾国藩颇感为难。
曾国藩努力将绿营兵和湘军放在一起训练，可是对于平日里被纵惯坏了的绿营兵来说，让他们在烈日里训练，简直像要了他们的命一样。为此，曾国藩特意让湘军中十分出色的将领塔齐布来做总指挥，负责两支军队的训练。这样的安排引发了绿营兵将领的不满，在他们的教唆之下，绿营兵更加愤恨曾国藩和塔齐布。
平日里，因为湘军的军饷比绿营兵的高出三倍，所以绿营兵总是喜欢找湘军的麻烦，军营里也常常发生两军的械斗事件。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每一次曾国藩都会对参加械斗的湘军进行严惩，但是绿营兵的将领却对其部将犯下的错误不闻不问。这样，绿营兵更加有恃无恐地对湘军进行挑衅。
一天，塔齐布带着几个关系比较好的湘军去吃饭，恰好遇上几个绿营兵在街上酒后闹事。他们几个人看到塔齐布，就冲上来一顿拳打脚踢。血气方刚的湘军看不下去自己的将领被打，冲上去教训了那几个绿营兵。平日里绿营兵的战斗力就不强，再加上人少，只有挨打的份，他们很快就招架不住逃跑了。
待塔齐布等人吃过饭后回到营地，突然从四面冲出100多名绿营兵，将他们团团围住。塔齐布一看大事不妙，掉头就跑。绿营兵在后面一路追到了他落脚的参将府，依然没有找到塔齐布的影子，愤怒之下，一把火烧了参将府。
绿营兵的将领眼见众怒难平，就趁机点火，说了很多曾国藩的不是，结果，愤怒的士兵又冲向了曾国藩的府邸，想要杀了他。曾国藩听闻消息后，躲进巡抚衙门，才逃过了这一劫。
经过这么一闹，曾国藩心里明白，在长沙自己算是待不下去了。有人劝他上奏圣上，说绿营兵的将领不听从指挥，可是曾国藩没有那么做，他忍下了这口气，率领湘军移师衡州。在以后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很快训练出了一支颇具实力的军队。
被朝廷委以重任的帮办大臣，竟然屡屡受到他人的排挤，甚至险些丢掉性命，换成一般人也许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但是曾国藩忍了下来，他把与别人争风吃醋、勾心斗角的精力都用在了团练上，终于以一支相对强大的正规军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曾国藩平日里总是提倡为人不仅要“跳得了龙门”，享受生命的辉煌，也要能够“钻得了狗洞”，忍受生活中所遇到的委屈。其实不仅是曾国藩，凡是有大志向的人，都很能忍受命运的不公和别人给予的屈辱，都不会一味地跟别人逞强斗狠，而是从大局出发，从大处着眼。为了实现更大的目标，他们会忍辱负重，以曲求伸，等待时机，再寻找获胜的机会。其实，暂时的忍耐是为了长久的不忍耐，现在的低头只是为了以后把头抬得更高。只有把拳头缩回来，再打出去，才更强劲有力。
当今日益激烈的就业情况也是如此。很多高学历的人不见得一开始就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但贵在他们能够端正心态，不妄自菲薄、不怨天尤人，能够忍受“低微卑贱”的经历，并在低微中养精蓄锐、奋发图强。
某大学的英语教师罗明，赶上学校裁员，走上了普通的销售之路。由一名荣耀至极的大学教师，一下子“跌落”咸了一个“厚脸皮”的推销员，他心理上的落差感十分强烈。
有一个朋友问过罗明关于“扫楼”的事情。那个朋友阴阳怪气地问他：“‘扫楼’是不是很威风，一层一层，挨门逐户，就像鬼子进村扫荡一样？”罗明听完这番话，内心真是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往事不堪回首，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扫楼”之初的那种狼狈和艰辛。他曾经精确地统计过，他“扫楼”的最高纪录是一天内跑了10栋写字楼，“扫”了72家公司，感觉身体像散了架一样，腿和脚都不是自己的了，别说走路，连挪劝一下都很困难。那天晚上，他坐电梯从楼上下来，在电梯里，他感到自己的胃正在一阵阵痉挛、抽搐、恶心，唯一的想法就是找个清静的地方大吐一场。他经常忍受人们的白眼和奚落，这对于从小到大都一直备受尊重的他来说，该是怎样一种伤害啊！
如果推销会员卡只有“扫楼”这一种方法，那么很少有人能够坚持下去，也很少有人能够成功。但是他坚持住了，并且积极从中寻找到了诀窍。2004年初，他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销售公司。
如果故事的主人公没有经历过当年的“低人一等”，哪里会有日后的“高人一筹”呢？
人们往往总是羡慕那些成功人士能够高人一等，风光十足，却忽视了他们曾经“低微”的经历。所以，处于人生低潮的我们，不要因为现在的生活就放弃自己，只要自己肯努力，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2．处事要懂“滑字诀”
萧、韦军之调法，侍专学“滑字诀”，盖无好主意，滑乎其不得不滑也。
——引自《曾国藩的做人三十六字诀》
“滑”字既有贬义，也含有积极的含义。危急之际，它可以缓和矛盾、化解危机，是办事时一种有效的润滑剂。但误解其意者往往由此走上歧路。历代由滑而奸者，几乎无人不身败名裂，实在可叹可怖。
“滑”本意是指路面光滑、滑溜，难以站稳的意思，但引申之后则有搪塞、敷衍、瞒哄之意，也就是以“圆滑”的方式进行搪塞、敷衍或瞒哄，将事情应付或蒙混过去。
明代人吕坤在《呻吟语》中有这样一句话：“迷人之迷，其觉也易；明人之迷，其觉也难。”意思是说糊涂人虽然不大明白事理，但是只要经过开导，就可以使他们恍然大悟，因此比较容易；而那些明白人一旦犯起糊涂来，要使他们清醒过来，就很难了。
仔细琢磨，此话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糊涂人比较谦虚，对他人不存在成见，因此更容易接受别人的建议和帮助，从而明白一些事理；而聪明人却不同，常常固执己见，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一旦误入歧途，那就只能是迷上加迷了。因此，与其做那种固执己见的明白人，还不如做那种能够接受别人建议和帮助的糊涂人。
在为人处事方面，我们有时候就不妨采取这种“难得糊涂”的“滑字诀”策略。这里的“滑”即只做表面上的敷衍，而不做认真应对的态度。在某些情况下，采取敷衍的手段是一种最为恰当的方式。
曾国藩一直信奉程朱理学，对“滑”字本来是十分反感的，在他的多处言谈中，都对浮滑之人表示不满。在一般人眼里，“滑”字是贬义的。但如果结合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考虑，“滑”字并非一无是处，在特定条件下，它反而会发挥积极的作用。曾国藩的传世文献中，只有在给胡林翼的一封信中谈到“滑”的重要作用，并总结出一“滑字诀”。
很少有人说曾国藩为人圆滑，他自己也自诩为拙实诚信之人，极少有圆滑的表现。但他在办事过程中，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他与胡林翼所谈的萧、韦二军的调动之失，是不得不滑，可算一例。
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在籍办团练时，镇压起事群众。当时在益阳发生了一姓马之人造反一案，此人已被官府杀死，他的许多亲友也遭到株连，四处逃匿。后来曾国藩亲自密访调查，发现纯属冤案。关于善后处理一事，他专门给当时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写了封信，提出建议。他说：“益阳马案，弟明查密访，实为冤狱，前此本未入奏，公亦不必故为掀簸，博平反之名，而无当于事理。但使各捕稍弛，渠家三十余口不必逃匿，亲信数十家不更株累，亦一办法。”
可以说这事做得不太光明，而且也不公平。本属冤狱，却不平反，令人愤慨。但曾国藩考虑得更多。因为此时他只是在籍侍郎，并无实权，也不宜过多干预地方事务。此案为地方官府所办，一旦平反，曾国藩的名声是大了，但地方官就难堪了，可能会加剧双方矛盾。同时，曾国藩主持团练后，奉行高压政策，残酷镇压，形成了一种恐怖气氛。一旦平反，官府的威信会大大降低，人心不服，也就达不到镇压的效果了。所以曾国藩主张在此事上可以“滑”一下。既不平反，也不追究其他人的罪过，不了了之。
上述事件曾国藩的做法不太光明，也不足为训。这是由于他初涉地方事务，还不如后来老练。以后做事，曾国藩主张不留痕迹。
同治六年（1867），曾国荃因参劾湖广总督官文而招来满城风雨，寝食难安。偏偏此时，曾国荃的湖北巡抚衙门失了火。曾国荃疑心是哥老会或仇家干的，恼羞成怒，急出一身病来。曾国藩劝说道：“失火之事，只可说成是打杂人不慎造成，不可张扬是会党或仇家所为。若大惊小怪，胡思乱猜，生出多少枝叶，仇家传播得以为快。惟处处泰然，行所无事。”在曾国藩劝说下，曾国荃才稳定心神，未大肆宣扬，此事也就过去了。
后来曾国藩的办事风格，已不是一个“滑”字所能概括的。他以“浑”“圆”“谦”“退”等字诀处世，由滑而圆，逐渐不留痕迹，手段又较之前高妙多了。在曾国藩的“滑字诀”中，“滑”字除了上面的几种引申义之外，更含有“融通”“变通”“机变”之意。在没有找到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之前，可以暂时采取相对来说比较恰当的方式处理事情，使之向着有利的方向转化，也就是我们时常所说的“权宜之计”。曾国藩在为官之初，正直敢言，一方面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远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他不谙世故、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他的几篇谏疏为他在朝野内外赢得了敢于直谏、忠诚为国的政治名声。曾国藩在京师为官时以敢言著称，经历许多世变后，人变得聪明起来，即对不关己的事有时装糊涂。同治时期的大太监安德海因慈禧宠信变得肆无忌惮，贪婪成性，朝野之人早有欲杀之以谢国人之心。适逢安德海出京，经直隶时，曾国藩作为直隶总督完全可以按“本朝家法”将安太监捉拿。但他知道事情轻重，不敢造次。同时，他为避免与太监相交结之嫌，对这位权势炙手可热的人避而不见。这充分说明曾国藩处事之圆通。后来安德海入山东境，终被处死。晚清人说，这一“令名本可得之曾公”，即是说曾国藩可以因此事成名。但曾国藩处事一向谨慎，尤其是在晚年，唯恐跌蹶，因而慎之又慎。
一方面，看准时机，冒着生命危险犯颜直谏；另一方面，在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明知不对，也是少说为佳。这其中除了年纪经历不同使人变得谨慎的因素外，恐怕与曾国藩的方圆之道不无关系。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实际上是一种灵活辩证的处世态度和方法。因此，虽然他处世中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宗旨未改，而在做事为人上却是一生三变。综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是以儒家为，以百家为用。
在给其弟曾国荃的函中，曾国藩提到自己的“机权”之术，并对此感到后悔，决心更改。他在函中说道：“弟书自谓是笃实一路人，吾自信亦笃实人，只谓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憾，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在这封信函中，曾国藩讲到了权宜机变，承认这是自己在仕途中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策略。事实上，在许多领域，如军事领域中，这种融通、变通和机变湿得尤为重要。
谋略的运用讲究变通，最忌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在军事领域中更是应该如此。所以自古以来的著名军事家都非常强调“随时变通，不可执一”，主张灵活运用军事理论。例如孙子就说过，作战没有固定的方式，就像水没有固定的形态一样，只有根据敌情变化而随机应变，才能用兵如神。
战国时期的长平之战，赵国任用只知道死记军事教条的赵括代替老将廉颇，结果40万赵军被秦军击败活埋，赵国从此再也没有力量抵抗秦国的进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