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不是让人一味的含而不露。一个人的才能如果不显露出来，谁也不知道你的才华，那恐怕只能浪费了。问题是要把握时机，知道什么时候显露，显露到什么程度，这些都因情况而异。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一般情况下不要露，也不能一次将一切和盘托出、露出底细。
1．以“浑”处世，深藏不露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厚藏，身体则如鼎之镇。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蒱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吏，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数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之志，而其教诫子弟，则约旨卑思，敛抑已甚。
——引自《挺经·坚忍》
有人说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取得功成名就的原因，就是深谙藏锋不露之道。藏锋不露，在曾国藩的智慧字典里就是一个“浑”字。“浑”字虽不能说是曾国藩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却是众因素中不可或缺的。但曾国藩也并非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个字的妙处。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后，他才领悟到，若想成就一番事业，无论为人为己，为国为家，都应有技巧，“浑”字犹不可缺。
曾国藩由于从小受到家风的影响，生性刚硬倔强，这是一种性格优势，但也会带来消极后果。初入仕途，他本着为民请命、扭转危局的目的，采取了较为激烈的做法。
道光皇帝去世后，咸丰继位，他趁新皇帝求治心切的机会，连上四奏，极陈天下弊政，请求革旧立新。皇帝未予重视，他竟在朝堂上当面指责皇帝，差一点儿受到严惩。带兵以后，因无实权，为求办事速效，他又与地方官员发生了激烈矛盾，甚至他为清廷卖命的冲劲儿和惊人的能量也引起了皇帝的猜忌。最后的结果是，咸丰七年（1857）他被迫居家守丧。一年后，由于胡林翼的活动和推荐，他才得以再次出山。
经此挫折，曾国藩性格开始了一生中最大的转变，也领悟了许多处世谋略。“悔字诀”就是在这期间悟出的。曾国藩也给予“浑”字极大的重视。
清人郑板桥曾经在家里题过“难得糊涂”四个字，还说“聪明难，糊涂更难，由聪明而糊涂更是难上加难”。聪明人多自以为聪明，往往乐于显露；而糊涂则要求人佯为不知。所谓的糊涂并非浑浑噩噩，而是隐藏聪明的策略，已经被人总结成了为人处世的智慧。曾国藩早年锋芒太露，为当权者所忌。曾国藩为咸丰帝所猜忌，就是因为当时其他官员对咸丰帝说，“曾国藩不过一匹夫，一回乡举兵，应者云集，实在可怕”。再加上曾国藩气势逼人，激化了同其他官员的矛盾。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过于显露自己都有坏处。
曾国藩自从被朝廷外放以后，深切感受到了“外吏之难，盖十倍于京辇”这句话的含义。经过几次挫折以后，他也学着糊涂了。
曾国潢脾气不是很好，他读书不如曾国华、曾国荃勤奋，学问基础也稍差。加上他惹事比办事多，曾国藩认为他不适合从军从政，便将他打发回家去了。曾国潢本想借兄长带兵之机捞个一官半职的，却被赶了回来，心中不服气。他在家主持家务、照顾老人、教育后辈，但也时常借兄长之势到处出头露面，甚至带人捉拿起义百姓，送交官府杀掉。曾国藩多次告诫他，“处兹大乱未平之际，惟当藏身匿迹，不可稍露圭角于外”，让他少管地方上的事务。经多次告诫，曾国潢有所收敛，后来也未从过军，一直在当曾家的大家长，倒也井井有条。
经过咸丰年间数年的反省，曾国藩对“浑字诀”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他不仅力纠此前知而不能行的毛病，还将此作为衡量人才的一个标准，同时谆谆告诫部下，要学会用“浑”字处理难为之事。
李鸿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才华横溢，见识高远。他刚投身到曾国藩幕中时，曾国藩并没有立即应允，而是百般刁难。曾国藩曾对手下人说，这是要磨去其身上的书卷气，使他知道世事艰难，学会收敛。后来李鸿章留下充当幕僚，出了不少主意，许多奏稿也是他起草的。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才华很赏识，但觉得他棱角太分明，聪明外露，应当改正。所以他给李鸿章写了几封信，都说及此事。为了帮助李鸿章改正，曾国藩一直将他留在身边，加以教导。直到认为已经可以了，才派他出去练兵，独当一面。即使如此，他仍不时写信教导。
曾国藩逐渐学会从“浑”字上看出一个人发展的潜力。咸丰十一年（1861），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咸丰帝逃到热河，留恭亲王奕诉处理与洋人的关系。曾国藩在给其弟曾国荃的一封信中是如此评价：“恭亲王之贤，吾亦屡见之而熟闻之，然其举止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改。若驻京太久，圣驾远离，恐日久亦难惬人意。”
恭亲王是当时满人中最有见识的人物之一，他与慈禧联合发动了政变，执掌了朝政。但因他聪明太露，为群臣所忌，更为慈禧所忌，几年之后，就被撤去一切职务，居家养闲了。曾国藩此信写于三年之前，见识不可谓不明。
“浑”不是让人一味的含而不露。一个人的才能如果不显露出来，谁也不知道你的才华，那恐怕只能浪费了。问题是要把握时机，知道什么时候显露，显露到什么程度，这些都因情况而异。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一般情况下不要露，也不能一次将一切和盘托出、露出底细。
2．用顽强战胜困难
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齐；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
——引自《挺经·坚忍（下）》
当我们在面对失败的时侯，若是心中产生自怨自艾的想法，将会招致严重的挫折感。这就是极度脆弱的性格！极度脆弱的性格会长久地深植在我们身上，而且不断地在我们的想法和行为上表现出来。一旦脑海中充满失败的感觉后，你的外在行为将会表现得和你的想法一致，而且愈陷愈深。由此，我们开始变得更加脆弱！
若任由这种情况发生，那么消极心态会持续且愈变愈糟，除非你的脆弱性格能消除。以销售员为例，当他处于长期的业务低潮后，若是能创下一笔惊人的销售业绩，则在他心中长久以来的低落情绪，便可戏剧性地一扫而空。
自我肯定是能诱发积极、活泼开朗的性格而渐渐奠定信心的基石，有了自信为基础等于向成为英雄豪杰的目标迈开一大步，因此而成功立业的类型真是细数不尽。
曾国藩的一生是极为成功的，他认为：一个人获取成功性格要靠能力和智力，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失去三大法宝——立志、忍耐和明心。
咸丰五年（1855），自从罗泽南等离开江西以后，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更是一天比一天坏。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首先要“自救”，那就是加强自身建设，苦练自身的硬功。在内湖水师缺乏一位得力的统领，几位军官都是平平之才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事。
曾国藩不断地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勇、如何列阵打仗。在8月28日的信函中，曾国藩写道：
兹特有数事叮嘱，千万不能忘记：
第一，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主计，但能使我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
第二，哨探严明。离贼既近，时时做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伏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
第三，禀报详实。不可专好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
第四，痛陈客气。未经敌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之人也是如此，如果有了一些阅历，便自然觉得我军处处都是漏洞无一可恃，也就不轻言战了。
写了这些，曾国藩仍然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写的《水师得胜歌》在军中影响很好，既通俗又实用，便再花几天的功夫，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歌中讲到了湘军陆师在扎营、打仗、行军、法纪、装备和训练等六个方面所应注意的事项。
尽管曾国藩如此苦口婆心，但李元度仍然不能将他的陆师部队训练成能战敢战之师。曾国藩吃不香、睡不熟，他预感总有一天会出大事。
在陆师方面，湘军在江西的两支主力，统领也都不很出色。周凤山马马虎虎，只能说还算过得去。至于李元度，简直是一个书呆子，而且不可教。曾国藩花在他身上的心血最多，他也让曾国藩最不放心。因此，曾国藩在自救的同时，还必须求救。
曾国藩首先写信给湖北的胡林翼和罗泽南，请求罗泽南率部重回江西救援，以解他及其驻江西湘军的坐困之危。同胡林翼函商，则是打算将彭玉麟调到江西来充内湖水师统领。胡林翼知道彭玉麟与杨载福矛盾甚深，尽管经过别人的苦心调解，但仍不能尽释前嫌，也正愁如何安置他，所以便非常痛快地同意了曾国藩的要求。可这个彭玉麟是个极重乡情、特重孝道的人，他提出在去江西之前要先回一趟湖南衡阳老家省亲，这样来回折腾，直到1856年初才赶到江西南康，曾国藩总算是身边有了一位可以依赖的水师将领。
但湘军在江西樟树镇很快遭到太平军袭击而大败。樟树镇位于吉安与南昌之间，是赣南重镇，南昌南路的重要屏障。1856年2月，周凤山风闻石达开率部来攻，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全部营盘竞在一天之内丢失无遗，大量的官弁和勇丁溃向南昌。
曾国藩闻讯之下，惊骇不已。从南康乘坐一艘小舟，急速赶到南昌，收拾残局。他过去曾立下一条规矩，凡是溃散的勇丁，一律不准重新招募入营，而这一次他看太平军来势凶猛，而自己手下又再无可战之军，回湖南重新招募更是远水不解近渴，最后只得违背定制，将溃勇重新招集起来，编组成军。然而，他决定将统领革职，另委贡虎臣和毕金科为统领。
在这个时候，曾国藩一面写奏折请求咸丰帝同意将从自己身边调走的罗泽南、刘蓉的善战之师重新调回江西，但却遭到了咸丰帝的拒绝。同时还一面分别写信给胡林翼和罗泽南，希望他们能够同情他的处境，救人于危难之中。
罗泽南回信曾国藩，谈了自己的想法，表示一旦武汉攻克，即率部东下，与曾国藩等会师于九江。
胡林翼也不愿意罗泽南离开湖北。他在给清廷奏折中表示，武汉即将攻克，希望罗泽南一军再在湖北停留十天半月，保证到时候就一定可以占领武昌。因此十天半月之后，他就派出得力部队东下救援江西。
但不久罗泽南战死，太平军在江西节节进军，曾国藩更加困难重重。当年5月，曾国华等从武昌出发，经湖北威宁、蒲圻、崇阳入江西义宁，于8月抵达瑞州城下。
同时，曾国藩的另一个弟弟曾国荃，也在骆秉璋和左宗棠等人的授意之下，募勇2000人，配以樟树镇败将周凤山回湖南所募道州勇2000，合共4000人，组成一军，由湖南东攻江西吉安，称之为吉字营。
这样，到1856年9月，湖南、湖北两省先后组织了三支部队共计一万三千余人援赣。这些湘军部队的到来，使奄奄一息的曾国藩又抓住了几根救命稻草。
心力憔瘁的曾国藩看见太平军从江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一开始感到迷惑不解。但很快，他派到天京城中的密探就发来了消息，将天京内讧的情况告诉了他。
求救、自救，天机终于使曾国藩渡过了大灾难。
曾国藩走出困境的这一过程，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启示：一是在艰难时刻一定不要失去信心，徒然的抱怨是无用的；二是在困难时刻重要的还是要寻求解决困难的途径、办法，哪些是自己能办的，哪些是需借助他人的，在此前提下去努力经营，或可有“山穷水复”的一日，至于天机则是不可企及的。
曾国藩的成功，因为他有自己获取成功性格的意愿，并靠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是一个惊世的伟大成功者。在他的一生中，处处留下了关于获取成功性格的忠告，假如把他的忠告概括为一句话，即为：一个人获取成功性格要靠能力和智力，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失去三大法宝——立志、忍耐和民心。
遇到危难，不能畏缩，只有这样才可走出困境。世上有多少人都被危险吓倒，越不过这道关。实际上，身处危难，才能更加进发获取成功性格的欲望和激情，更加考验一个人挑战危难的硬功。曾国藩获取成功性格的硬功在于：磨砺身心，顽强自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