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对那人痛斥道：“张安世掌大权而不揽势，居高位而不显扬，何人能及？如此大贤大德之人，联最是放心，实是我朝之大幸。”
张安世身兼选贤拔能的大权，这本是能给他带来利益的肥差，可他却从不让被提拔的人知道是他向皇上荐举的。有人闻得风声向他送礼致谢时，他也拒不受礼，坚决不肯承认此事。以至常有人误会他尸位素餐、不任其事。
张安世对家人的要求尤其严格。儿子为光禄勋，他认为父子俱为显贵，不宜同朝为官，便请求朝廷将儿子调离京城。他的侄子张彭祖曾和汉宣帝一起读书，他的哥哥张贺对汉宣帝又有救命养育之功，张贺死后，汉宣帝追封他为恩德侯。张彭祖被封阳都侯，孙子张霸被封关内侯。
对于这些殊荣，张安世都曾多次谢绝、反复陈情，推辞不掉时，他便只受其名，将傣禄上交国库。更为难得的是，张安世生活俭朴，夫人竟是亲自纺织，家中仆人耕种土地，自给自足。他总是教育儿孙要戒除骄气，不可恃势凌人，如有犯者，他必亲自动手，予以严惩。
如此经营，苦心孤诣，张安世富贵久长，祸事不招，自不能说是幸运的缘故了。张安世身处高位，他谦卑不骄的作风不但没有使他损失什么，反而使他在朝廷受益匪浅，避免了诸多世事纷争。
史书中有种策略叫“欲擒故纵”，这和很多人得到觊觎已久的奖励却先再三推辞一番相同，有时候，采用这种以退为进的方法做事，比一味地强求效果要好的多。西汉末年的王莽就很擅于使用这种手段。
王莽在利益面前，总是反复推让，并且总要分利给自己的亲信和下属。他向元后说，鉴于以前哀帝的外戚丁氏傅氏奢侈的教训，太后在衣食方面要注意节约，以作天下人民的典范。王莽自己上书，表示愿意拿出一百万钱，献出田地三十公顷，交给大司农用于救济贫民。其他官员也都效法，又捐钱又献地。然后，王莽又带领百官向元后上奏，对元后歌功颂德一番。
元后诏中有一句“国奢则视之以俭”，这是很深刻的。国家有奢侈的风气，作为元首要用节俭的行为来向国人示范，表示崇尚节俭。西汉奢侈之风相当盛行，所以，王莽的节俭行动深得民心。一时之间，社会风气有了明显的好转。
当国内事情基本解决以后，王莽又努力在外交方面下工夫，先用重礼收买匈奴单于，让他说中国的好话，又让王昭君的女儿来侍候元后。元后高兴地说：“王莽不但帮我治理好了国内，而且在外交方面也很成功。”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王莽想到了另一条长久之计——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皇帝当皇后，以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王莽提出建议，皇帝九岁即位，过了三年，己经十二岁，考论《五经》，十二岁正是娶亲的年龄，应该及时娶亲，增加子孙的数量。可是，身为天子，要娶什么条件的女人呢？王莽的原话是：“博采二王后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长安者适子女”。博采指从广大范围里去挑选。古代一个新王朝建立后，就封前两朝王族的后裔为诸侯国君，就叫二王。如周朝建立时封夏禹的后裔于杞，封商汤的后裔于宋。二王后，就是指二王的后裔。周公、孔子以及世代为列侯在长安居住的嫡生女儿。
说是“博采”，二王后、周公、孔子、世代为列侯，这种家庭有限，又是在长安居住的，还是正妻生的适龄女儿，加上这三个条件，可供选择的范围就很小了。王莽列出这些条件似乎无可非议，其实，他是按他女儿的实际情况来提这些标准的。
但是王莽时列侯多得很，那么王莽的女儿在众多女子的竞争中是否能夺魁，实在没有把握。因此，王莽为了保证女儿竞争胜利，就又附加了一系列苛刻条件，使诸多列侯的姑娘失去了竞争的机会。可是出乎意料的是，有关部门上报候选美女很多是王氏家族的，完全符合候选条件。“王氏亲属，侯者凡十人。”再加上“三世据权，五将秉政”，自然有很多姑娘合格候选。
这时，老奸巨滑的王莽向元后提出：“身亡德，子材下，不宜与众女并采。”意思是说，我自己的道德比较差，女儿的材质也低下，不应该跟那些女子一起参加竞争。表面意思是自动退出竞争、让给别人。元后以为他是诚心诚意的，就下诏宣布王家的姑娘退出竞争。
当时，王莽位极人臣，在百姓的心目中，是“德高望重”的朝廷重臣。当朝廷宣布取消王莽女儿参加竞争的权利后，一时全国轰动、反映强烈，公卿大夫跑到朝廷上论理，庶民、诸生、郎吏这些下层人每天有千把人上书朝廷，他们都纷纷说：“愿安汉公（王莽）女为天下母。”王莽又派遣长史到各方面去做工作，劝诸公卿、诸生，结果，上书的人更多了。
经过王莽反刺激的作用，激荡起来的形势迫使元后只好收回成命，根据公卿的意见，把王莽的女儿列入候选对象。这么一来，王氏家族其他姑娘全被排除在外。王莽一退，排除了一大批竞争对手。
在那种气氛下，王莽虽说要“博选众女”，大家也不同意。王莽又说要让人看看女儿，元后派长乐少府、宗正、尚书令等去看王莽女儿，他们回来向元后汇报说：“安汉公之女品德好、长相好，可以当皇后。”
其实，这种见面也只是形式，谁知道她的品德如何？谁敢说她长相不美？元后又派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庙，向汉朝列祖列宗请示，并进行占卜，结果是“康强”、“逢吉”，都是好兆头。
接着，信乡侯王佟又提出，根据《春秋》，天子娶亲，有一些规定，现在安汉公的封地还不符合古代制度，应加封新野田二万五千六百顷，以达百里。王莽推辞，只要原有的封地，加封之地全部退回。元后同意了。
又有人提议，按过去的先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王莽又让，只收四千万，其中三千三百万分送给别人。于是，群臣又说，皇后受聘，只收四千万，跟群妾差不多，显不出高贵来，元后又增加二千三百万，共有三千万。王莽又将其中一千万分给家族中比较贫困的人，实收二千万。封地赏钱，王莽的办法：一退二分。不贪小利得大利，而且大得人心。
几千年的中国史，奸诈比得过王莽的寥寥无几。他贪得无厌、凶狠恶毒又能蒙蔽上下视听。这恐怕是所有坏人中最难辨别的了。
王莽的这些行为虽然不足取，但其中反映出的道理却很深刻，那就是：越是谦卑退让，到最后得到的就越多；越是争名逐利，最终往往越会落得身败名裂的地步。
和那些傲慢的人相比，谦虚的人往往更能得到别人的爱戴，俗话说“礼多人不怪”，做人谦卑一点，看似软弱，实则更有利于自己的处境。
三国时曹操手下的大将司马懿就是因为谦卑做人，最终摘得帅印、驰骋疆场。
司马懿是曹操手下的长史。所谓长史即是总管的意思，官职并不小，但总管属幕僚，没有实权。他深有韬略，逐渐成了曹魏政权的重要参谋，后来三国分别称帝建制，在曹巫、曹睿相继称帝时，他的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但他仍处于辅佐地位，实权依旧掌握在曹氏宗室手中，这种情况使他难展宏图。每次战争，功劳是他的，但是得益最大的都是曹氏亲属，他因为这种情况深为苦恼。
刘备死后，蜀汉由诸葛亮主政，屡次兵出祁山，进伐中原。魏明帝在对蜀战争中的大将军是曹真，而司马懿只是担任他的副手，其实司马懿此时已成为诸葛亮的主要对手。
诸葛亮初出祁山，占天山诸郡，收服姜维，取得大胜，后因马谡失去重要战略要地街亭才被迫回川。数年后，经过休养生息，诸葛亮重聚大军兵出祁山，再伐中原。大军一路前行，势如破竹，并再次联络东吴，共伐曹魏。
在这紧急关头，大将军曹真却身染重病，只得回洛阳修养。军中不可一日无将，魏明帝心急如焚。就在这时，司马懿主动向魏明帝分析了形势，他认为蜀汉与东吴的联盟是貌合神离，东吴在吕蒙白衣赴江夺取荆州和在夷陵之战中大破蜀军后，已与蜀汉结下了深仇，不可能真心实意地帮助蜀汉，所以这一路兵马不足为患，所忧的倒是陇西诸葛亮的一路军马。现军中无主，得派得力之将前往主军，等蜀军粮草供应不济时，定可反败为胜。
曹睿见司马懿分析得头头是道，鉴于曹真有病，就委派司马懿为都督，总领陇西各路军马，抵御蜀汉讲攻。他派人立即去曹真那里取帅印交给司马懿。
司马懿阻止道：“臣自去取帅印便可。”
他来到曹真府上，先探病情，再告以前方军情。曹真因在病中，家人怕他病情加重不敢告以实情，现听说军情如此紧急，不禁深感忧虑，便说：“现在国家如此危急，皇上为什么不拜你为都督，以退蜀兵呢？”
司马懿明明已经受封，却装作毫不知情，这时仍推辞说：“我才疏学浅，不堪重任。”
曹真信以为真，忙叫人将帅印交给司马懿。但司马懿仍是不住地推托：“帅印仍请大将军掌管，我将一如既往，竭力辅佐。”
曹真忙说：“你不接帅印，我又不能理事，现在国家处在危难之中，军队怎么能没有统帅呢？我要亲自去向皇上保举你。”
此时，司马懿才说出实话：“皇上已有恩命，只是我不敢领受罢了。”
曹真一听，高兴地说：“有你挂帅，蜀兵可退了。”
于是，司马懿假意推辞不过，拜谢再三，接过了帅印。
既然皇上有命，司马懿何必还要装腔作势，自取帅印，好像是多此一举。其实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他处心积虑地分析过，知道明帝命他挂帅是在紧急状况下做出的决定，一旦击退蜀军，帅印仍会回到曹真手中。再说曹真正在病中，被人取去帅印，心中必会不快，甚至要疑心司马懿从中作怪。现在司马懿亲往取帅印，而且再三推辞，此举既可消除曹真的疑虑，又可长保帅印，可谓一举两得。
谦卑并不意味着放弃，有时谦卑是为了韬光养晦，有时谦卑则是为了蓄势待发，有时谦卑是为了欲擒故纵……
总之，不管什么时候、身处什么境地，做人一定要牢记谦虚二字，因为越是谦卑低下越是受益！
第二十九节
[原文]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培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译文]
如果有人想要治理天下并取得成功，我看他是不能达到目的的了。天下是神圣的东西，不是随意能得到的，也不可以用强力来掌握。硬要这样做就会失败，硬要用强力来掌握，就会失去。一切事物和人物，有的走在前面（像领导人就是这样），有的跟在后面（受人指挥的）；有的气势火红，有的处境寒凉；有的势力强大，有的软弱无力；有的增益、有的毁坏。
因此“圣人”要去掉极端的、奢侈的、过分的东西。
[本章要旨]
本章阐述无为的政治思想。
[评析]
本章阐述无为的政治思想。老子认为治天下的最好办法是“无为”，治天下若要“有为”，就不能成功。所以，老子主张理想的政治社会是顺应物性，听任自然，因势利导，达到“无为而治”的总原则。
[实例应用与分析]
去奢去泰——把握好做人的分寸
《道德经》中的“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的原意为：如果有人想要治理天下并取得成功，我看他是不能达到目的的了。天下是神圣的东西，不是随意能得到的，也不可以用强力来掌握。硬要这样做就会失败，硬要用强力来掌握，就会失去……因此“圣人”要去掉极端的、奢侈的、过分的东西。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理解为：“把握好做的分寸。”
老子告诉世人，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改掉极端的、奢侈的、过分的，也就是说，要把握好做人的分寸。做人的分寸是很重要的，官场中尤其如此，懂得分寸并且谨守分寸的人，行事总是那么恰当妥贴，而不懂分寸的人则尤如脱了缰的野马一样横冲直撞，最终害己。
纵观历史，那些身居高位反而处处做事小心谨慎、事事注意把握分寸的人，都有一个不错的结局。而这种对金钱、地位不去争、不去抢的策略，反而会使自己的金钱更多、官位更牢。
西汉武帝时，酷吏张汤不得善终，他的儿子张安世从中吸取了很大的教训，他对朋友说：“一个人官职再高，也不能狂傲无礼啊。我父亲的死就是因为他太高傲了，我一定要记住。”
张安世当上朝廷高官之后，他总是请朋友指出自己的缺点。有人指出他虽是高官，但形如贱吏，让他有所改正，张安世听后却笑着说：“我不认为这是缺点，一个人做了大官，就该趾高气扬了吗？对人谦恭有礼才能消除人们的怨气，否则人们更会对我疏远忌恨，如此一来，祸根就埋下了。”
一次，皇上召张安世商量国事，他称病推辞，到了晚上才偷偷入宫。他对皇上解释说：“皇上只召我一人议政，一定会有人暗中嫉妒我，我不想因我的缘故让皇上遭到指责，说皇上只宠信我一人，所以臣现在才来，请皇上恕罪。”
霍光死后，群臣推荐张安世接任大将军之职。张安世十分不安，他对众人推辞道：“我身上缺点很多，实在担当不了大任，你们还是另选高明吧。”
张安世的儿子不理解父亲的举动，他对父亲说：“你德高望众，大将军之位非你莫属，你没有理由让给别人啊。你现在不肯就职，百官都会寒心的。”
张安世说：“自己的才能，一定要和所担任的职位相适应，这样为官才能长久。我不是故作谦让，而是觉得实在有差距，如果贸然接受，那么就是害了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