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岸是我无法忘却的回忆，右岸是我值得紧握的璀璨年华，而中间飞快流淌的，是我年年岁岁淡淡的感伤。
——郭敬明
右岸是我值得紧握的璀璨年华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人们总是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终结后才发觉其实质。着名经济学家王庆提出的“王庆悖论”对人类行为有深刻的洞见，人们总是不经意间忽略当下，以为这是个平凡的时代，恰恰相反，现在很可能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所以，当代人会错解当代事。英国工业革命开始60年后，历史学家才把它定义为“工业革命”，而英国当代人却对人类社会如此石破天惊的大事件毫无知觉。我们也是如此，对20世纪80年代的留恋也是在其过去三十多年后才开始的事情。不是吗？中国经济三十多年高速增长已经实现之时，我们才发觉那是个“黄金时代”。
能否在一个时代开始时就察觉呢？这需要对重要事件的敏感性和对趋势把握的预知性。如果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要包括经济复兴和文化复兴两大方面，在我看来，经济复兴已经进入中后期，而文化复兴却刚刚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穿越到2049年，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将被那时的历史学家确定为文化复兴肇始的“标志性事件”。
经济可以看做是硬实力，文化是软实力。“软实力”这个概念最早由美国着名战略学者约瑟夫·奈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是指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名言：“宁可没有印度殖民地，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
作为一名经济工作者，我感觉经济复兴尽管困难重重，但已经有较大把握了。1949年以来，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一千年以来首次人均收入增长，而且增长迅速。在2010年出版的《重燃中国梦想：中国经济公元1～2049年》拙书中，我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做了预期，现在看来，还算基本符合：中国的GDP总量将在2029年超过美国，到2049年——也就是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将为美国的三倍。在这本书序言中，我被中国发展的硬实力所震撼，随着写作的深入，我对时代发展的整体脉络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从1949年到2009年的60年，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建国60年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无论从纵向时代定位还是横向国际比较，都是一个“中国经济大变局”，也是“中国梦想”从熄灭到重新点燃的过程。从纵向看，这个60年与它之前的中国漫长千余年相比，是承继了千年经济辉煌；与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经济沉沦相比，是翻天覆地的乾坤逆转；而与它之后的一个时代相比又是如此的开天辟地。这个60年基本上完成了五千年前中国农业革命之后的又一次经济革命，即工业革命，改变了中国从公元1年到1948年以来的人均GDP长期停滞的状态，创造了不可估量的社会财富，并且深远地影响着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从横向看，这个60年对世界经济也产生深远的影响，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亚洲的范畴。历史上唯一在程度上可与之相比的是19世纪美国的经济崛起。中国继五千年前第一次经济革命（农业革命）之后，再次点燃“中国梦想”的经济圣火，取得罕见的经济奇迹，产生的全球性效应还在延续，并将深刻地改变人类未来的经济前途和命运。
硬实力和软实力就如中华民族复兴的两个车轮：两者不管是平排还是一前一后，总得要平衡与匹配才能走得顺走得稳。2013年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而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另一个版本：软实力未做到同步和平衡发展，跟不上硬实力。硬实力是直线上升，但软实力要走个“U”型曲线，先下降再上升。中国人从默默无闻的观众到舞台中央引人瞩目的角色，给外界的印象更像“土豪金”，而不是“高大上”。毕竟，中华民族被地理环境基本上隔绝了一万年，当第一次闯入世界这个“房间”的时候，外界社会的心理是新奇和对“文明活化石”的珍惜，然而在短短的四十年里，中国突然间变成“房间里的大象”，外界可能会保持集体沉默与担忧。“房间”对“大象”需要适应过程，而“大象”也需要了解“房间”。这个心理适应期会导致中国软实力不但不随着硬实力上升，而且会暂时下降。美国高盛公司顾问、清华大学教授、因提出“北京共识”而引起国际瞩目的战略分析家乔·库·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一书中坦率地指出：中国目前最大的“战略威胁”在于“国家形象”的不确定、内外评价的巨大反差。他援引一些国际知名的调查机构三年来（2004～2006年）对全球十几个国家的受访者进行调查分析的数据，发现：在人们对中国的评价中，“难以亲近”、“不可信赖”是几乎满分的评价，除“充满活力”一项外，其他诸如“有创新力”、“可靠可信”等许多方面都得分很低，并且在“其他国家如何看中国”和“中国如何看自己”之间存在巨大落差。他认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危机、声誉资本的匮乏，不仅增加经济改革、开放、社会稳定诸方面的成本，更不利于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中华民族原本在文化领域上是得天独厚的，可惜过去二百年中华民族的硬实力未能做到跟软实力同步和平衡的发展，出现了后期从妄自菲薄到自毁文化的悲剧。而等到硬实力反弹了，可软实力又拉开距离。应该承认，中华文化的对外魅力要弱很多，软实力回升有个艰辛漫长的过程，必须靠中国硬实力持续稳定地增长，同时主动重塑对外形象。
站在文化复兴肇始的历史时刻，文化复兴面临双重挑战，不仅是对外的文化彰显和供给，还有对内的文化自觉和自信。中国俗话说，“打铁需要自身硬”，“内圣外王”。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不能停留在情绪上，必须有理性的建构和科学的回答。更为严重的是，全球化可能会弱化民族认同。美国着名学者萨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提出的美国人“认同危机”值得注意，否则，就会出现“文化空心人”，根基不稳，地动山摇。从宏观层次讲，中国是既要有对传统文化的自我认识，又要有与当代时尚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创新，返古开新，从而建构一个与其历史、现状和未来相适应的文明新形象，敢于为危机四伏的人类社会带来时代精神的曙光。从微观个体层次讲，要真正鉴定自己的文化基因，知道自己的美丽，有底气、不忽悠，做一个美丽的中国人。柏杨先生恨铁不成钢，大声疾呼，“中国人的丑陋在于不知道自己的丑陋”，也深情呼唤着“不仅物质上要极大丰富，文化上也要不断创新发展，让中国获得世界的尊重，让每个中国人都活得有尊严”。中国人刚从文化自卑的挫折中走出来，被从国民性角度痛批得体无完肤，又要走进文化自信的美丽中去，不可不谓“冰火两重天”。
我粗略地查阅了一些历史文献。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四位儒者联名发表《中华文化与世界》宣言，代表了当代新儒家对中华文化反省的一个结论。张岱年、季羡林等76名中华文化研究者于2001年发表《中华文化复兴宣言》，许嘉璐、季羡林等在2004年发表《甲申文化宣言》，都是号召中国的有识之士共同为中华文化复兴而奋斗。这三份《宣言》都有深识卓论、石破天惊、激励后人。遗憾的是，三份《宣言》都没有对中华文化是什么做出明确且形象化概括。
没有有效供给就不能创造有效需求，没有创新就没有有效供给。国学大师张岱年认为，中华文化最核心精神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他提出，中华文化“综合创新论”，超越东西方两极论，坚持东方文化本体，吸纳西方文化优点。中华文化复兴不是复古，而是在中华传统文化同现代生活结合中创造性地飞跃，并引领人类社会的时代精神。在短期内，中华文化应该是避免被误解。达到目的的唯一办法是与世界加强沟通和交流，防止文化上的理解偏差。在长期内，中华文化应站在人类社会价值的制高点上无私贡献出自己的民族精神，给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明带来新鲜血液。从2007年爆发第二次国际经济危机以来，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经济复苏缓慢、生产力革命、债务陷阱、人口老化和气候变暖等诸多挑战，迫切需要突破困境，重整旗鼓。未来作为可能的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不光要与其他国家一道做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还要为人类社会应对困难和危机提供精神食粮。“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舍我其谁？
左岸是我无法忘却的回忆
中华文化基因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密码，往往导致集体无知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梅花与牡丹历来就在人们心目中占有崇高位置，象征着中国泱泱之历史与几千年沉淀凝聚而成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很多优秀品格和人文情怀都能在梅花牡丹上体现，梅花与牡丹能表达中华民族几千年兴衰与繁荣后绵延不断的文化张力。从人类学角度，我把中华文化模式概括为“梅花与牡丹”（见《梅花与牡丹：中华文化身份初探》，《金融博览》，2012年6月）。“梅花与牡丹”反映了中华文化独特的“双重性”，分别代表着自强不息、吃苦耐劳、坚毅勇敢和创新包容、大气庄严、雍容富贵。或许，“梅花与牡丹”可以是一个普遍认可的对中华文化模式的概况，中国人可接受，外国人能认同。
仅对中华文化模式进行概况总结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理论和事实支撑，我由此对中华文化模式的起源和演变发展进行了探求。中华民族处于文化复兴的前夜，必须对自己的悠久文化做出深刻的重新解读与认识，突破“史障”（孙皓晖语），追溯到民族精神初创的轴心时代，看清楚文化基因定型时的雄壮英姿。
弗洛伊德所讲的，一个人的个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人生的最初几年，也就是他的童年时期。中国也有“三岁看小，七岁看老”的古谚语，说明童年对今后的生活影响深远。的确如此，要理解中华文化的过去和未来，则莫若溯寻她的源头。我不是故意跳过中国五千年的文字历史，冒然闯入无文字的远古时代的，而是遵循人类学的共同指向。作为交叉学科的人类学，倡导从文明发生源头入手，探寻文明发生的独特因素，探寻文化基因。
中华文明为什么区别于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这个区别不是今天的区别，而是在文明初创之时产生的，在文化基因融合生成阶段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基因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毕竟文化基因是一个民族深层次价值观所在。中华民族是怎样形成的？中华文明的基因是什么？她为什么不同于西方和其他文明？她又是怎样形成的？让我们一起准备穿越到一万年前的史前洪荒时代，借以确定实现文化繁荣的历史根基和时代精神引领的出发点。
本书的目的，就是努力返古开新，为中华民族提出一个史前史的假说框架，并由此而来进一步论证“梅花与牡丹”是中华文化模式。正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一书中说，“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孙皓晖在《中国文明正源新论》一书中振聋发聩，“在文明继承的意义上，我们必须具有一种立足于整体中国文明史的大器局，大气魄。我们的文明视野，必须高高越过两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直接与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实现精神对接，直接与我们的文明正源实现精神对接。那里有我们的光荣，那里有我们的梦想”。
对没有文字的远古史研究能够从中发现中华文化基因。但遗憾的是，国内外都没有很好研究这个问题。阿诺德·汤因比的十二卷本的《历史研究》，对23个先进文明进行了深入研究。这23个民族中有22个是有文字的，19个是欧亚大陆民族。但是，他对史前史较少研究，往往一笔带过。美国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对史前史研究是开创性的，突破了人种学偏见，具有重要的意义，构成本书的人类学理论基础。他认为远古时候各大陆上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分道扬镳源自气候和地理方面的其他特点，地理禀赋的不同决定了各个大洲发展的不同，其核心论点则在于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尤其是地理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他提出很多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猜测，但他对中国的研究还没有足够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