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古老文明都造就了巨大的建筑，考古学家一直在寻找中国的“金字塔”，但结果令人失望。黄河的周期性泛滥使强大的夏酋邦为了挽救华夏部落，必须开展波澜壮阔的治水工程，而无力和无心建造大型建筑，从而宗教仪式感不强。中国人在苦难面前，“什么都不信”，战天斗地，务实进取。这是历史的遗憾，也是历史的选择。
为什么中国人春节要回家过年？我大胆猜测，为了与洪水搏斗，必须几年在外，当冬季来历，治水工程无法进行，于是就回家团圆。
《史记·夏本纪》记载禹治水时“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其刻苦精神得到后世传颂。春天播种，夏天收获，秋天治水，冬天回家，或许是当年中国人的生活节奏。
为什么中国文化中对吃如此看重？例如，岗位叫饭碗，谋生叫糊口；受雇叫混饭，混得好叫吃得开，受人欢迎叫吃香；受到照顾叫吃小灶，花积蓄叫吃老本；受人伤害叫吃亏，男女嫉妒叫吃醋；犹豫不决叫吃不准，办事不力叫吃干饭，事儿办砸了叫吃不了兜着走。黄河泛滥往往导致严重饥荒。学者王建华（2011年）发现，二里头时代人口规模的大幅下降，估计与黄河泛滥成灾有关。饥荒的记忆为民族文化打下深深的烙印。
所以，中国的地理环境是苦难并幸运的。一方面，黄河长江的生态弹性免于中华民族受到像新月沃地和东地中海社会农业社会那样的灭顶之灾；另一方面，生态平衡的破坏导致黄河周期性堵塞，给中华民族吃尽苦头。中华民族“好吃”而不懒做，务实而不僵化，出行千里也要过年回家。中华民族文化中只知道幸福，不知道快乐。快乐转瞬即逝，唯有疼痛铭记于心。中华民族童年岁月就饱经风霜，如此不平凡。
夏酋邦的文化后果：大一统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鲧采用“堙障”办法，修筑堤坝阻挡洪水，但所修筑堤坝屡屡被洪水冲垮。鲧在九年时间里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也未能制止水患。禹是鲧的儿子，鲧死后，禹受舜任命，继任治水的工作。他吸取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由单纯筑堤堵水，改为疏导洪水，终于制服了洪水。
禹治水不光是创新成功，也得益于作为国家前身的酋邦出现。从部落演进到酋邦是人类社会在农业革命后的共同趋势。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复活节岛上的巨石雕像，还是南美洲丛林中的玛雅人金字塔，这些让现代人叹为观止的史前浩大工程，都显现了酋邦比部落更有组织动员能力。每当遇到水害，都需要聚集大量人力资源。面临灭顶之灾时，群体内部就需要高度整合，统一号令。这样支配权力必须高度集中，没有讨价还价的机会和可能。由于禹治水有功和促进农业生产，夏部族势力增强。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这样表述：由于共工、欢兜、三苗、鲧有罪，“于是舜归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随后舜又派禹去讨伐三苗。禹屡败三苗，将三苗驱赶到丹江与汉水流域。《墨子·非攻》中说道禹克三苗后，“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可以说明禹在治水与讨伐三苗胜利后，夏部族已成为部落联盟首领。
夏部落凭借较大的群体规模，更严密的社会组织和权力系统，更高效率的社会动员能力和军事能力，逐渐向其外围扩张征服，万邦时代终结了，最终导致一个酋邦的建立。舜把帝位禅让给禹，禹在涂山召集部落会盟，再次征讨三苗。《左传·襄公七年》中有“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记载。“万国”都参加了涂山会盟，夏部落的号召力由此可见一斑。《史记》中没有关于涂山之会的记载。《史记》云：“夏之兴也以涂山”。正是涂山之会表明万邦时代正式被酋邦时代替代了。去朝见酋邦邦主禹的人手里都拿着玉帛，仪式十分隆重。《后汉书》中也有“至于涂山之会，诸侯承唐虞之盛，执玉帛亦有万国。是以山海经称禹使大章步自东极，至于西垂，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的说法。在会稽部落会盟时，防风氏首领因迟到而被禹所处死。据说，长江三角洲悠闲浪漫的良渚部落因不服从禹而遭到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古文献中亦记载禹以诸侯部落路途的远近来分别纳贡约多少，表明酋邦的控制已经很严密了。
可以推断，中国在夏酋邦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华夏族赢者通吃的局面。赢者通吃的情况在历史上也时常发生。例如，罗马是从城邦发展起来的，起初规模小，但是随着不断吞并和扩张，后来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罗马帝国。俄罗斯曾是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地窄人稀的斯拉夫国家，公元1582年后才开始向乌拉尔山脉以外的地区扩张。从那时起的两百年内，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指出，“中国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在早很多的时候便已统一了。它的‘中国化’就是在一个古代的民族大熔炉里使一个广大的地区迅速单一化，重新向热带东南亚移民，并对日本、朝鲜以及可能还有印度发挥重大的影响。因此，中国的历史提供了了解整个东南亚历史的钥匙”。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以公元前2500～公元前1600年的中原地区为工作的时空范围，探源工程第二阶段得出了与上述一致的发现：多元化趋势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形成中原地区华夏文明独秀于林的局面。中原地区夏商王朝的文化向周围辐射，各地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被逐渐纳入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轨道，融入中华文明的大熔炉之中。
如果把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作一个对比，使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它的“大一统”，造成“书同文，车同轨”的局面。除中国以外，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经历的社会都是以分裂割据状态存在的。欧洲本土在中世纪时，碎裂为几百个甚至上千个细小部分。中国“大一统”是地理环境造成的。在中国大盆地中，有两个新月沃地，造就了一个的炎黄联盟。从土壤条件而言，黄河流域具有这样的优越条件，华夏族总人口可能超过当时总人口1000万的一半以上。但另一方面，黄河流域之所以成为古代中国的摇篮，就是由于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同恶劣气候和洪水泛滥的斗争，使得华夏族的治水，是黄河难民的后代，历尽了无穷的磨难，但就是靠着这种自强不息、愈挫愈勇的梅花与创新求变的牡丹精神，顽强地繁衍生息，并建立了一个统一万邦的强大夏酋邦时代，为有文字的商横空出世奠基。
华夏族之所以能够在各部落竞争中胜出，主要还是得益于农业的良好基础和较强文化传承性。华夏族开放包容，以重文化融合以成民族，而不以血统论民族，所谓“诸夏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进于诸夏，则诸夏之”，逐级容纳其他少数民族，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前身。所以中华民族一方面由炎黄部落联盟所确立之文化形态所陶育而成，另一方面中华民族是在不断吸收与扩大，丰富着中华文化之内容，以融合成一更大的民族。
为什么中国能“大一统”？中外历史学家，无不为中国社会里存在如此强大的统一力量而感到惊愕。与欧洲大陆相比，中国有两块巨大相邻的“新月沃地”，养育了炎黄部落联盟，成为华夏族的前身，命中住定了中国巨型孤岛在文化形成初期就归于文化统一，不会像欧洲在罗马帝国崩溃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复合了。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和西方都幸运地发生了农业革命。秦汉与东西罗马帝国处于同一人类发展阶段，几乎同时由于财政原因或创业精神消逝而帝国崩溃。罗马帝国统一的业绩不过是黑暗中的一道闪电，虽说惊人，但十分短暂。而东汉在220年灭亡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259年的长期分裂，中国又奇迹般复兴，建立了统一的隋唐帝国。黄仁宇说，“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在中国历史里只发生过这么一次”。因此，中华文明大历史总体是延续不断的和具有高度愈合修复能力。崩溃600年后中国出现了隋唐宋，特别是唐，唐与秦汉明显不同，是一个文化奇葩。由于唐横空出世，中华民族进一步弘扬了大气包容富贵且个性化的牡丹精神。
历史上许多帝国都是在各民族独特文化形成后才建立，已经不大可能形成一个统一文化。中国是先有文化统一，产生了持久的凝聚力，才有国家最终形成。马丁·雅克以深邃的目光透视了中国发展模式和西方模式的异同，他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中总结道，“最后，中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她的统一性。西方曾一度普遍认为，中国将会以一种类似于苏联的方式解体。这种观点源于对中国根本性误读的基础上。2000年来，中国的疆域一直相对稳定。当罗马帝国分裂成众多小国的时候，中国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她统一的进程一直持续至今，尽管历史上曾出现过很长时期的割据现象。所以，中国可以成为一个容纳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这深深地影响了她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认识，也为她提供了（至少是潜在的）特殊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