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哈姆雷特》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有着一百多万年的生存历史，一万年的文化历史，五千年的文字历史，是人类社会硕果仅存的“文明活化石”。若站在万米高空看中华大地，会发现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是介于亚洲东部，介于无比广阔的太平洋和高耸云端的帕米尔高原之间的一个“巨型孤岛”：中国是一个大陆岛，三面环山，一面靠海，形成一个自然封闭的地理环境，东、南、西、北各个方向都存在古人无法克服的地理障碍。有漫长的海岸线，可惜海岸线附近没有充足的鱼群，发展不出海洋经济。
观察到中国大陆没有鱼群的触发点是我对闯关东的思考。我的祖辈原来在山东，后来闯关东到辽宁。闯关东是悲壮的。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满洲旅行记》中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队总进通化、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这种场景在电影《1942》中悲壮地展现过。我奶奶告诉我，祖辈是从山东出发，靠一根扁担挑着两个小孩子，地上走着一个大孩子，一路逃荒到辽宁的。为什么山东农民不去利用海洋优势捕鱼谋生而要冒死闯关东呢？我突然间想到，山东特别是胶东半岛土地有限，在人口暴涨的情况下，零星捕鱼边际产出一定养活不了剩余人口。而海洋国家能承受人口增长压力，一定是有大量鱼群。当然，有鱼群的地方不一定成为海洋国家，必须首先在新石器时代发生农业革命。美洲大陆因为没有发生农业革命，所以没有文明的能力利用鱼群，而最幸运的是欧洲大陆，既能发生农业革命，又有鱼群。
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已然决定了中华文化基因有别于其他文明。钱穆先生在《中华文化史导论》中提到：“中华文化，开始便在一个复杂而广大的地面上展开。有复杂的大水系，到处有堪作农耕凭籍的灌溉区域，诸区域相互间都可隔离独立，使在这一个区域里面的居民，一面密集到理想适合的浓度，再一面又得到四围的天然屏障而满足其安全要求。如此则极适合于古代社会文化之酝酿与成长。”也就是说，“巨型孤岛”有助于产生一个大一统的文化形态，并且具有天然抵御外来侵略的能力，因而中华文明方能源远流长，成就唯一的人类文明活化石，在漫长的历史条件下保持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
亨利·基辛格在《论中国》中说，“中国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存在了2000多年。它能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靠对近乎猖獗的外族入侵逆来顺受。在这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征服者要么被迫接受中华文化，要么逐渐淹没在被征服者的海洋中，而中国人的耐心遮掩了他们务实的特点”。基辛格或多或少有些恭维的意思，没有考虑到中国人诞生在一个巨型孤岛上，好处是免于受到冲击，坏处是信息严重闭塞。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对地理环境也很重视，有所谓“15英寸等雨线”的概念。在等雨线的东南，平均每年有至少15英寸的雨量，适合发展农业，人口茂盛。而在等雨线的西北，气候干燥，适合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在黄仁宇看来，定居的统一专制帝国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和战问题可说是近2000年来中国历史的主线。
我认同戴蒙德和钱穆的观点。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是因为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之所以滥觞，是因为中国的独特地理环境。
孤岛上的盆地
中国占有旧大陆东部的广阔区域。地理学考证，第三纪末、第四纪初的地壳运动，使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隆起，从而成为中国与旧大陆西部的天然屏障。喜马拉雅山脉南北有天壤之别：亚洲温暖季风被喜马拉雅山阻挡，北坡的雨量较少，植被稀疏，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即便是今天人类也很难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南坡雨量充沛，因此植被茂盛；喜马拉雅山区冰河供应诸多亚洲河流所需的淡水，包括恒河、印度河、湄公河，滋养了古印度文明。古印度，一种与西方完全隔绝的古老文明，在亚历山大远征来到之前，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在公元326年，亚历山大大帝决心征服世界的最东头，从西往东，打到印度，并最终征服印度，但他只能望着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而兴叹。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阻挡，中华文明却能安然无恙。中国“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汉朝军队与纪律严明的罗马帝国军团没有遭遇，无法知道两个威名远振的军团哪个更强大。
西北方向，通过河西走廊，可进入新疆，穿过沙漠、高山可进入中亚，这条路线即常说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一方面很难走，其规模和效率都是没法和航海相比的。中亚地势平坦，也具有建立统一帝国的地理环境。大唐天宝年间，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崛起，以伊拉克为中心，在底格里斯河畔营建了宏伟壮观，人口众多，商贸繁盛的巴格达，是与当时的长安、君士坦丁堡齐名的世界大都市。阿拔斯王朝旗帜尚黑，故中国史籍称其为“黑衣大食”。在中亚发生的可以媲美于亚历山大远征的战役是发生在唐朝天宝十年（751年）的怛罗斯战役。怛罗斯战役是当时历史上大唐与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一场碰撞。怛罗斯（今哈萨克江布尔城附近）战役在天宝十年（公元751年）爆发。唐将高仙芝率领唐军“深入七百馀里”，在新兴阿拔斯王朝的外围地盘上作战，对方骑兵骁勇善战，而且以逸待劳。史载战斗持续了五日，初期战斗唐朝的精锐步兵占上风，但是兵力悬殊且遭到迂回包围使战争变成僵局，最终因后期给养不足，步兵对骑兵的劣势和情报不充分而溃败。因这场战争的失利，大唐西扩的步伐停止了，而且是对4年之后的“安史之乱”有诱发作用。此次战役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唐对阿拔斯王朝在中东兴起并不知情，还以为是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小国，大大低估了对方的实力，而且唐军步兵为主显示出对骑兵迂回作战的劣势；二是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深度有限。此次战役在东西方文明交往上，是划时代的，被俘的唐军中有造纸工匠和指南针，造纸术和指南针也由此传入中亚和西方，为中亚和西方的文明交流和西方后来的地理大发现奠定技术基础，促进了人类文明进程，但也反过来证明从汉以来的丝绸之路是贸易交换，不是技术交流。
在中国东方和南方则是大海，以古代的木制技术条件，尚不具备在风高浪大的海洋上航行的能力，当然到宋代以后又有海上丝绸之路，并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主要渠道。
东北方向为大、小兴安岭、外兴安岭以及严寒的西伯利亚；正北方向为蒙古高原及严寒的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地处中高纬度，气候寒冷，北半球的两大“寒极”均位于此。汉代大将霍去病亲自率大军“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翰海在此当指今贝加尔湖，即登临贝加尔湖相临沿岸的山峰。“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征程人未还”。汉朝军队以坚毅着称，在勇猛无敌的霍去病率领下才到达贝加尔湖，并没有继续向东挺进乌拉尔山，气候之恶劣，可见一斑。
在西北方向有青藏高原不可逾越的屏障，东北方向有西伯利亚寒带，难以与外界及时沟通交流。汉代丝绸之路在中西文化交往上的作用实际上是限于物品层次，文化交往有限，信息量不够。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在欧亚大陆两端遥遥相对，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就其人口、面积、交通网络的长度而言，两个帝国属于人类发展的同一阶段。罗马帝国的圆形露天剧院、浴场、大型会议厅和下水管道等的壮观，标志着它在城市文明上超越了汉朝。汉朝在农业技术以及冶炼技术方面比罗马帝国先进。两个帝国彼此相似的唯有威名远振的军团。罗马军团和汉朝军队一样坚毅勇猛，所向披靡。英国历史哲学大师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说，在希腊——罗马世界大部统一于罗马帝国的时候，丝绸通过陆海两路输往这里。但住在旧大陆东西两端的这两个所谓“文明”民族，对于对方的存在仍然所知甚少。汉语中与希腊语‘文明中心’相对应的说法是‘普天之下’，但对中国人来说，位于大陆西端，与中华帝国不相上下的大秦帝国，就像希腊人和罗马人所说的赛利斯或希娜或极北之国同样地模糊不清。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只是在很久以后才相互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先是由于13世纪整个欧亚大陆平原全部结合在庞大而短暂的蒙古帝国之中，双方建立了暂时联系；随后是由于西欧民族从15世纪末以来征服了海洋，这使双方永久地建立了联系。罗马帝国与大汉帝国失之交臂，留下人类文明交流的长久遗憾。
捕鱼还是不捕鱼
海洋中海水沿一定途径的大规模流动，成为洋流，是地球奇观。寒暖流交汇，必然造成表层海水与深层海水连续不停地垂直冲击，使海底营养物质浮上来滋养浮游生物，可把下层丰富的营养盐类带到表层，使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因而就吸引大批的鱼群。洋流分布基本上决定海洋生物资源的分布。世界四大渔场无一不是因洋流而成：北海道渔场位于日本北海道岛附近，黑潮暖流和千岛寒流交汇。北海渔场位于欧洲北海，北大西洋暖流与极地东风带带来的北冰洋南下冷水交汇。秘鲁渔场位于海岸盛行东南信风，导致涌流。纽芬兰渔场在加拿大纽芬兰岛附近，墨西哥湾暖流和拉布拉多寒流交汇。赤道地区的企鹅在太平洋东部赤道地区的科隆群岛，有企鹅分布，是秘鲁寒流的缘故。由于洋流与风驱动有关。两股季风驱动洋流交汇，产生对冲，容易导致风平浪静，便于使用木制渔船捕鱼。
虽然中国人确实很早就知道海，却没有发展出海洋文明。中国古籍中不乏关于海洋的描述，如《尚书》中“四海会同”、“环九州为四海”、“江汉朝宗于海”，《尔雅》中“物产富饶为陆海”。“海”代表中国古人渴望的虚无缥缈的理想，属于朦胧阶段，望洋兴叹是真实描述。亚洲季风从海向陆地刮起，容易产生台风，对远行的木制渔船是巨大风险。没有发展海洋文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大陆具有绵长的海岸线，但没有靠近任何一个洋流，而且面临单向海风，出海条件较恶劣。离中国大陆最近的是北太平洋西部的黑潮暖流（又称日本暖流），可惜没有贴近中国大陆边缘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