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华文化双重性，有着很多着名的论述。着名思想家梁漱溟指出，“二千多年间，中国人养成一种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除最近数十年浸浸澌灭，今已不易得见外，过去中国人的生存，及其民族生命之开拓，胥赖于此。这种精神，分析言之，约有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林语堂揭示了这种表面矛盾性，中国精神的最敏锐最精细的感性，是隐藏于那些不甚引人爱悦的表面后面。******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写道，“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着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国人的呆板无情的容貌底下，隐蓄着一种热烈的深情；沉郁规矩的仪态背后，含存有活泼豪爽的内心。中华民族的这些思想、情感与行动充满着不可理喻的矛盾。我按照本尼迪克特的定义，把它被编入到一个前后逻辑一贯的行为方式中，这种行为方式的基础也就是“文化的模式”。
在历史上，中国产生了很多着名的诗人、文学家，他们身上也能够体现中华文化的双重性。这里，我们以屈原为例。屈原的人格始终散发着强烈而恒久的魅力。千百年来，人们通过“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等活动，来纪念这位伟大诗人。一方面，屈原充满想象力和浪漫主义精神。屈原的《离骚》是我国文学史上抒情长诗，以神话的方式描述了一系列幻境。“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全诗将神话、想象、历史和自然糅合在一起，以香草、美人等一个接一个的比喻寄托诗人的感情，想象力惊人，场面扑朔迷离，构成了一幅奇伟绚丽的浪漫画卷。另一方面，屈原具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坚贞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表现了诗人的坚如磐石的价值取向。诗人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其执着精神的生动写照。既浪漫又坚贞，看似矛盾、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两个特征，在屈原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中华文化的双重性在文化维度上可以找到科学依据。文化维度（Culture Dimension）是荷兰国际文化合作研究所所长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及其同事在对文化因素进行定量研究时采用的概念，是当今最具有影响力的理论，是实际调查的产物。1980年，霍夫斯塔德在调查66个国家的117000位IBM员工的工作价值的基础上，发展出五个文化维度：
（1）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着眼于个体还是集体的利益）；
（2）权利距离（人们对于社会或组织中权利分配不平等的接受程度）；
（3）不确定性回避（对事物不确定性的容忍程度）；
（4）事业成功与生活质量（追求物质还是强调人际和谐）；
（5）长远导向与短期导向（着眼于现在还是放眼于未来）。
这一观点发表于《文化与组织》书中。根据霍夫斯塔德测量结果，在（2）和（4）上，中国人文化维度倾向与其他国家文化相比不特别突出。但在第（1）、（3）纬度和第（5）纬度上，中国人令人惊讶地具有鲜明特点。中国人在不确定性回避上，与美国人一样弱，表明敢于冒险和创新，富有企业家精神；在集体主义和长远导向上，像日本人一样，关注集体和未来，重视节俭和毅力。用形象化比喻，中国人在文化维度上是既不靠近美国人，也不靠近日本人，而是美国人和日本人的“混合体”。从文化角度预期中国人的集体经济行为，中华民族会保持较高储蓄率，同时敢于创业创新。最近以来风起云涌的“中国大妈”就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大妈”一方面节俭持家，另一方面勇于在波涛汹涌的国际黄金市场上搏击。这看似矛盾的两种行为，在“中国大妈”身上混合得淋漓尽致。
中华文化的身份表达
中华文化积淀的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在哪里？必须从中华文化源头中去找寻。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说明中国是想象力最丰富多彩的，是应该有对中华文化“象形”的概括；反过来说，只有形象化的文化代表，才能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能力表达习惯。
从花的角度，可以解读一部中华文化史。中国“花”文化情结浓厚。我们欣赏花，不仅欣赏花的姿容，更欣赏花中所蕴含着的精神寓意和境界。同时，中国“花”文化更加平民化，更接近百姓生活，与大众文化消费相适应。而且，中国经济总量越来越大，其影响已经超出区域性范畴，更加带有全球性的意义。在历史和经济双重背景下，“花”文化更加平和低调，不失魅力，可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同时，又避免了与动物为主要图腾或禁忌的其他文化冲突，便于跨文化的沟通和接受。
我们对文化身份的认知应该可以有时代印记，但需要有独立性，肯定要高于特定历史阶段的表达，首要传递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具有与世界对话的普遍意义上的价值，才能够被其他文化认同和接受。
因此，作为一个对中华文化痴迷但不是文化专业的经济学工作者，我斗胆班门弄斧，把中华文化身份尝试性地用“花”文化来表达，并概括为“梅花与牡丹”。
中国“花”文化在选择上具有惊人的一致性，难道是偶然巧合？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有评选国花的工作。在对国花的讨论中，兰花、菊花、荷花等也都曾被广泛讨论，但最后都集中在梅花和牡丹上。早在1982年，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花卉专家陈俊愉院士，首次发表文章倡议以梅花为中国的国花。1988年，他又主动提出以梅花、牡丹作为中国的双国花。2005年7月22日，当时62名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联合倡议，呼吁尽快确定中国的国花，并提出将梅花、牡丹确定为“双国花”的建议。这个消息当时在网上引起强烈反响。在随后搜狐网发起的网上调查中，有7084人发表了意见。在“你中意的国花”调查中，牡丹和梅花的支持率分别高达41.4%和36.4%。尽管“双国花”的建议还没有被接受，国人在梅花与牡丹上的文化偏好已经很明确，不会有第三种选择了。换句话说，中国人喜欢“梅花与牡丹”的原因就是我们文化身份可以用“梅花与牡丹”进行很好的表达。
“梅花与牡丹”给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自我的切入点。“梅花与牡丹”称谓与其说是花的名称，不如说是中华文化符号。牡丹千姿百态，是个体化多样化的代表。相对于牡丹的欣赏口味，欣赏梅花更多是一致性的审美体验。梅花自强不息、坚毅勇敢；牡丹则意味大气庄严、雍容富贵。梅花与牡丹，既是中华文化抽象性的代表，也是形象化代表。可以说，“梅花精神”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而“牡丹精神”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梅花与牡丹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一枚硬币的两面”。
贯穿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是在苦难中坚强不屈，在辉煌中光荣绽放的“梅花与牡丹”精神。梅花有着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坚忍不拔、高洁傲岸的品质。无论是白天和黑夜，梅花都是在凛冽的寒风和冰雪中顽强地挺立着，在经历了严寒考验之后，我们才能够看到梅花的盛开。******高度赞扬梅花：“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梅花象征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奋勇当先，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牡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开始栽培。在唐代，素有国色天香之称的牡丹契合了盛唐的社会心理，被誉为“万花之王”。“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三条九陌花时节，万户千车看牡丹”，从这些诗句中，仿佛还可依稀看到唐人对牡丹的狂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