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纯客观”，即绝对客观，指的是西方客观新闻思潮发展过程中，新闻界在强调客观报道时出现的一种极端表现，也是客观主义倾向的重要表现。对“纯客观”的标榜，意味着排斥了任何的倾向性，超越一切利益团体，主体超阶级、超党派、超集团，追求纯粹的完全的客观。事实上，正如马克思所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马上就使自己出丑”。任何思想都是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客观新闻思潮”所标榜的“纯客观”也不例外。
从西方新闻界、学界人士的言论与做法中，总能捕捉到他们对“纯客观”的标榜，比如19世纪早期的报纸大都声称自己“超阶级”“超党派”“不偏不倚”“纯客观”“据实直录”等等，普遍采取“听到什么登什么”“见到什么登什么”“有什么登什么”的“有闻必录”的做法。实际上，这样的“纯客观”并未能使报纸的新闻报道达到理想中的客观，而是走向了与追求新闻客观性相反的方向。“麦卡锡事件”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从表面上看来，“纯客观”否定了任何的不公和虚假，信仰绝对的真实，似乎是新闻工作者孜孜以求的最高境界，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状态。而事实上，这种“纯客观”是根本不符合实际也不可能存在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站不住脚。
“纯客观”作为客观主义的内核与本质，实际上并非没有任何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而是通过罗列一些社会现象的伪装，“主观主义地解释各种事件、现象和过程”，其背后“掩藏着主观主义”。不同的传播者会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取舍不同的材料背景，选择不同的新闻事实，进行新闻传播活动，从而体现出不同的倾向性。
列宁曾在《统计学和社会学》一文中剖析“纯客观”的实质：
“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地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物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练习中去掌握事实，甚至是片段和随便挑选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
列宁的论述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罗列的个别事实或许是确有其事的，但是从全部事实来看，从总体来看，却可能是不真实的。新闻应该追求的是整体的真实，总体的真实。
随着人们对新闻客观性认识的深化，西方的一些学者开始对“纯客观”提出怀疑。正如赫伯特·阿特休尔所说：“绝对客观性不可能达到，只会引起永无休止、徒劳无益的争吵辩论。……客观性并不意味着指望要达到它，而是对现实反映的一个过程、一种态度、一种思维方式。”
赫伯特·阿特休尔这一说法，实际上已经接近了“新闻真实”和“客观性”的核心层面——新闻真实是一个永远无法达到、但却能无限接近的过程；追求新闻真实的最大化是一种理想化的追求；求真思维是新闻思维的一种重要构成，正是新闻自身的主观性，才需要去追求真实，追求与客观接近。
客观新闻思潮发展到极致，就进入了否定认知主体主观能动性的误区。直到今天，不少客观主义者仍在坚持：报道事实与发表意见是绝对对立的，无法相容；如实的记录比任何伟大的意见都来得重要；在新闻报道中，任何的个人感情色彩、自我主观意见的置入都是不可以的。
吴高福先生在《西方新闻思潮简论》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对主观能动性的否定，是一种对新闻本质的曲解。”同时，他也指出，“当然，新闻是传播具体事实的，讲求新闻客观性。新闻应该是对历史的真实记录，应该是对现实生活的如实描绘。社会生活的客观性，新闻事实的客观性，从根本上决定了新闻的客观性。因此，新闻不同于文学创作，拒绝丝毫的合理想象，更排斥对事实的主观臆造。客观事实是进行新闻报道的前提，以客观事实为基础，这是新闻报道工作最基本的职业要求。但是与此同时，却不能忽视，新闻是新闻从业者对客观事实的一种反映。”（吴高福著《西方新闻思潮简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正如陆定一先生所说：“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新闻一定是新闻从业者通过某种新闻媒介，或者报纸、广播，或者电视、互联网、手机，或者其他新兴媒介报道出来，传播开去。新闻绝不可能等同于客观实际本身，它是一种反映，一种报道，也就是说新闻是有人为因素参与其中的活动。新闻是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客观事实作出的报道。记者、编辑等新闻工作者都参与到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对于新闻的报道起着关键的作用。任何一篇新闻报道中都必然包含了新闻工作者的思想、态度，都是新闻工作者们选择、思考的结果。
吴高福先生进一步指出：由此，新闻从业者们是在坚持报道事实的同时，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努力反映事实的真相。只强调纯粹记录客观事实的新闻报道是肤浅的、表面的新闻报道。西方新闻界某些学者们往往一味强调把事实报道与意见分开，只能客观地报道事实，绝对不能发表意见，这实际上否定了新闻从业者能动地反映新闻事实的可能性，只是把新闻从业者的报道工作当成照相机和摄影机。这不仅不符合新闻报道中的认识论与反映论的原理，也不符合新闻报道的实际。
“举例来说，20世纪早期的西方世界，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事件频繁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大规模的经济危机、麦卡锡事件等等，使人们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应接不暇、惴惴不安。而客观新闻思潮占统治地位的美国新闻界对此也多采取就事论事、据实直录的报道方法，对这些重大社会变革、社会现象的产生背景、深层原因、来龙去脉等等从不多加报道。由此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新闻报道通常未能深入到报道背后本质的真实，人们对新闻界这种被动的、没有充分发挥报道者主观能动性的做法愈来愈表示出愤愤不满。客观新闻思潮的这种局限性在对这些特定事件的报道中显得尤为突出。”（吴高福著《西方新闻思潮简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吴高福指出，客观新闻思潮发展过程中，受到不断挑战和质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无法阻止的偏见”。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自身，以及民族、阶级利益，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等，都是引起偏见的因素。各种各样的偏见对坚持客观报道、确保新闻的客观性不断地设置强大的障碍。”
“首先在政府方面。政治力量的干预，无疑会使新闻的客观性无法达成。”
“从新闻媒体方面来看，经济利益第一使新闻媒体并不能完全客观地反映真实。”
“新闻媒体对经济、政治利益等方面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新闻客观性的实现。”（吴高福著《西方新闻思潮简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吴高福先生在《西方新闻思潮简论》一书中的剖析，具有相当的深刻性。尤其他对“新闻从业者自身方面”的分析，更为中肯：
“首先，新闻从业者受阶级背景价值观制约，在新闻报道中，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强调某些事实，而忽视事实的真相。此外，新闻从业者是有主观意识和个人喜恶的主体，作为报道的中介，新闻从业者在转述事实的时候必然带着一定情感、思想。有句话叫做，任何事实经过转述，都必然会失去客观事实的原貌。”（吴高福著《西方新闻思潮简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吴高福援引西方新闻学者曼罗夫的观点，告诉我们：
新闻出现在事件与情境的“交界处”，而当事件创造了新闻时，新闻也同时创造了事件。换言之，事件提供了足够的事实，任由记者以各种可能的“公式”去叙述。所以，记者并非只是单纯地把世界“照”给读者看；读者所看到的是，只是记者所注意到的那一部分的世界。没有人在转述有关事件的事实时，能够全然公平地看待这些事实。同时，记者因为报道对象的不同，也会考虑采取不同的写法，因而很难称其为客观事实的搜集者与表达者。（吴高福著《西方新闻思潮简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客观主义的深度思考
对“客观新闻思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有过深入的论述和分析。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真实性是新闻客观性的必然要求。
他们认为，新闻客观性指新闻的本源是事实，而新闻的真实性则强调对事实的客观叙述，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因此，他们要求“新闻提供曾经发生过的事实”，同时新闻工作者要公正地向读者提供事实，不附加个人的意见成分。
马克思、恩格斯曾进一步揭示出新闻不客观的原因是：“不真实的思想必然地、不由自主地捏造不真实的事实，即歪曲真相、制造谎言。”除此之外，他们还提出了“事实转载上的撒谎”“精神意义上的撒谎”“观点上的撒谎”“历史的真实”“理论的真实”等观点，都大大丰富了人们对于真实性、客观性含义的正确认识。
对于客观报道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还曾提出“一般的公正”的观点，认为新闻记者应该“以历史学家的公正态度记述事实”，并称“一般的公正”为“最低限度”。恩格斯曾对“一般的公正”作出阐释：“完全立足于事实，只引用事实和直接以事实为根据的判断——由这样的判断进一步得出结论本身仍然是明显的事实。”
列宁对新闻客观性的论述把“新闻客观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层次。他提出通过公开性的原则，向群众作广泛的公开报道和实行讲真话的方针，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使新闻报道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真相。
“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真相”，这样简短的一句话，深刻地揭示除了“新闻真实”的本质——新闻真实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
列宁还提出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观点：“我们需要的是完整的和真实的情报，而真实性不应当以它为谁服务而变化。”他认为，报刊“要向公众全面报道和阐明真相，不浮夸、不武断、不造谣，不作见不得人的报道”。
“要冷静地分析论据，更详细更简明地反复说明事实真相。”
“我们的报纸是我党的一面镜子。它应当经常保持干净，摆放端正，它所反映的东西，都不应失真。报纸由于具有严格的真实性和严肃的原则性，因而不仅在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心中具有很高的威望，而且甚至在我们最凶恶的敌人的心目中也具有很高的威望。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非难我们的报纸不真实。我们的话应当永远是诚恳的，正确的。”（吴高福著《西方新闻思潮简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从列宁的论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伟大革命导师的人格魅力和精神。他提出的“公开性原则”“讲真话的方针”“接近真实和客观”等，真正使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摘下了“虚伪的面纱”。
毛泽东曾多次对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作出论述，多次强调要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要讲真话，不虚报，不搞客观主义等，即使作为宣传，所讲述的事实也应当是真实的。此外，他还多次强调新闻报道要“增强党性”。
“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章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吴高福著《西方新闻思潮简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邓小平的新闻思想中，涉及新闻客观性、真实性问题的论述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他十分强调新闻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就是实事求是。”他还指出，发言和写文章，都要实事求是，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都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分析。报刊、电视和所有的新闻工作都要拿事实来说话。
另一方面，邓小平还指出，新闻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党领导的报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
关于新闻的真实性问题，江泽民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作了详细的论述。江泽民指出：“新闻的真实性，就是要在新闻工作中坚持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坦率地指出新闻工作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因为我们新闻工作的阶级性和党性同新闻的真实性是一致的。”
江泽民提出，要做到真实地反映生活，不仅要做到所报道的单个事情的真实、准确，尤其要注意和善于从总体上、本质上以及发展趋势上去把握事物的真实性。要防止搜奇猎异，防止捕风捉影。在坚持新闻真实性时，要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热情宣传人民群众的新成就、新创造和新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