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伯伯你是说，我父亲认为他应该对这桩自杀事件负责？”
“我猜这是你父亲内心不安的主要原因。”
告辞时我将那把紫砂壶送给姚炯老人，听到老人脱口喊出著名工艺师顾景舟的名字，才晓得他对宜兴紫砂也熟稔于胸。
当晚我给上海打电话，跟搭档讲我得再晚一星期回上海。搭档在电话里问我，是不是在广州碰上一见钟情的了。这时我才说我父亲意外身亡，不得不留下来给他处理后事。搭档忙说对不起，再三请我原谅他。
通过姚炯老人，我找到我父亲学校里的一位管人事的女处长。这位女处长对我父亲深怀敬意，很快替我找到了李静读博士期间的一份同学录。这份同学录只有五名学生的名字。除李静本人外，两天内我跟他们都通了电话，可糟糕的是，他们都不在广州了；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一个在纽约，一个在多伦多。
在多伦多的那个男生好像对李静有感情，但他说他也不知道李静为啥自杀。在他看来，李静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年轻女学者。并不无夸张地说，当时我们四个男生加起来，也抵不上李静一半聪明。我说你这么喜欢她，为啥没跟她闹拍拖。他说李静在北京读硕士的时候，就有男朋友了。
她男朋友在哪儿？我忙问。
就在广州，不然她不会来广州读博士。
现在我得找到李静的男朋友。我明白只有找到他，才能弄清楚李静为何自杀。也只有弄清楚李静为何自杀，才能了解我父亲自杀的真实原因。
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仍无法接受我父亲是自杀身亡这个草率结论。如果他长期困惑于李静的死，那么为啥一定要在五年后的一个台风天气里纵身跳楼？为此我曾请求那位高个警长，查一查我父亲出事前的电话记录。尽管警长认为这毫无必要，但念及我父亲生前曾教过他姐姐的课，才去市电信局及联通公司各打出一份电话清单，给我送过来。
果然无论是按座机清单上的来电号码打，还是按手机清单上的来电号码打，都无法确定哪个是可疑电话。而打半天打不通的那几个号码，可能是广州街头的IC卡机。
假如你说有个凶手在伊布都之前，用这几个号码中的一个，给我父亲打过电话，警长一定认为我现在已经精神错乱。
幸好我能找到李静的男朋友。我驱车前往一家美国公司驻广州办事处之前，已经在电话里证实他们那儿有个叫王松的人。
现在我不在报社了，但我仍有国家新闻总署签发的记者证。我声称调查一桩公共事务采访王松先生时，一位秘书小姐告诉我，眼下王松正在休假中，在泰国旅游。通过这位小姐，我打听到安排王松去泰国普吉岛旅游的那家旅行社。进而通过那家旅行社，得知王松那个团哪天回广州。
到了那天，我脖子上挂着数码相机，守候在广州白云机场。学画画时我曾受过严格的素描训练，陌生人看一眼就能记住他的长相。因为我在那家美国公司已经看到了王松的照片，所以王松一露面就认出他了。不过当时我只是偷拍了他几张照片，没跟他打招呼。
次日我给他打电话，问他能否接受我对他的采访。
他答应跟我在天河见面，当晚我们落座于一家咖啡馆的临街座位上，一面喝咖啡一面讲李静的事。这是一位落落大方的年轻人，面孔清秀但身体结实。而且身上的衣服及服饰，没一样不是著名品牌。他丝毫不忌讳谈李静跟李静导师的关系。
“没错，”他对我说，“李静非常聪明也非常敏感。严格的专业训练，使她容不得任何虚假的、伪造的、背离事实真相的说法及看法。当时她无法接受那些说她的流言蜚语，尤其是，她认为学校环境应该如天堂一样纯净，而事实并非如此，所以感到绝望，所以跳楼自杀。”
“她跟她的导师合写过一本书，对不对？”我追问道。
“没错，这本书的部分章节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过。”
“你是说这本书非常重要？”
“没错。”王松点头道，“其中的某些结论，在李静研究的那个领域里，具划时代意义。”
“你见没见过她的导师？”
“见过一面。”
“有啥印象？”我问。
“没印象。”
“他也是跳楼自杀的。”我提醒道。
“报纸上没这么说。”
“报纸为尊者讳，没有明说。”
“他为啥自杀？”王松反问我。
“这正是我想知道的事。”
后来我们就聊起别的话题，我发觉我跟他很谈得来，而且发觉他对上海很熟悉。他说他下个月将调往上海办事处工作，并说他现在的女朋友就在上海。我给他留了我在上海的电话及地址。并顺口说了一句，如果你在上海办喜事，别忘了给我发喜糖。
半年以后，我收到王松寄来的结婚请柬时，差一点想不起来他是谁。
那天晚上我参加了他的隆重婚礼。他跟他的新娘介绍我是报社记者。新娘面孔漂亮，仪态大方。
一周后我给王松打电话，请他来衡山路喝黑咖啡。
就在我喜欢的这家小咖啡馆里，我们一面感受着这儿的宁静气氛，一面品味牙买加黑咖啡的醇香。尽管我比王松大七八岁呢，但我想一般人看不出来。所以，人家看到我们这样悠闲说话的样子，会以为我们是一对热恋情人。
现在我给王松看几张照片，这是我在广州拍的。
“假如我没猜错的话，”我指着照片上的一个男人说，“这不是你，而是另一个人。”
王松突然脸色煞白。
“那天去你那儿吃喜酒之前，”我对他说，“我从电脑里调出我在广州白云机场偷拍到的几张照片。越看越觉得照片上的这个人虽然外貌跟你很像，但气质完全不同。我总是尊重我的直觉，所以才仔细研究你跟照片上的这个人到底哪不一样。结果我注意到这个人的脖子上有一块明显褐斑，我想假如今晚看到你脖子上也有这样一块褐斑，就说明我的直觉不对，说明我猜错了。”
王松沉默不语。
“我想你不会无缘无故让一个替身替你去泰国旅游一趟，对不对？”我接着往下说，“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瞿教授出事的时候你不在现场。碰巧瞿教授在电脑里写了不少想自杀的话，所以广州警察没追查下去。你是故意选择一个强热带风暴天气，这样容易避开小区保安的眼睛。那天你上楼敲瞿教授的门，因为你想在离开广州前，替你的前女友李静报仇雪恨。”
“教授是自己跳下去的。”
“我想假如那天你没去他屋里，他不会跨出窗台往楼下跳。”
“这我承认。”
“你为何认为教授应该对李静的死负责？”
“教授的最后一部著作中的几个重要结论，全是李静提出来的，这使教授很不舒服。”王松对我说，“后来教授在一本专业杂志上对李静的论文吹毛求疵，是要表示他比李静强。其实，通常没人相信一个博士生会比自己的导师强，但对此他本人心知肚明……”
“你是说，教授嫉妒他的女学生？”
“我以为，这不是一个教授对一个学生的嫉妒，而是一个聪明人对另一个聪明人的嫉妒。一个聪明人本以为自己已经聪明绝顶，结果发现另一个人不但比他聪明，而且比他聪明得多，所以就想办法压住对方，想办法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
“你肯定言过其实。”我说，“据我所知，李静跳楼的时候教授不在现场。”
“但教授知道他那样做李静会受不了。”
“所以你认为教授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
“没错。”
“所以你像教授一样，也精心策划一桩自杀事件？”
这时王松一面喝咖啡一面微笑，拿咖啡杯的样子优雅迷人，显然他已从刚才的慌乱中恢复镇定。
“假如，”我得刨根问底对不对？“那天教授没自己跳楼，你会不会把他推下去，或者拿刀杀了他？”
“这件事就像伊布都台风侵袭广州一样，”此刻他神意轻松，泰然自若，“某种突出其来的欲望，有时会狂暴侵袭我们的意识，要我们非毁灭什么不可，大概教授如此，我也如此。”
“你很会替自己辩解。”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徐记者？”他对我说。
“你问。”我搁下手里的咖啡杯，看他的狡黠眼睛。
“不明白你为啥非查清这件事不可？”
“因为我是瞿教授的女儿。”
“你没跟你父亲姓？”
“对，我姓我母亲的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