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车子会朝南京市区走。女司机举着写了我名字的纸牌，叫我上她的车。我问能不能吸烟。她说没关系。这时我们已经离开禄口机场，上了宁芜高速公路。我有十五年不干野外测量了，但方向感没丢，因此我知道车子正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往西南方向疾驶。其实我是很少吸烟的。见到我吸烟，我妻子就会紧张起来。因为只有她才明白，在碰到严重情况时，我才自己点烟吸。
显然我不会害怕一个才齐我肩膀高的中年女人。何况她给人温和稳重的印象。而且衣着朴素但不落伍。我猜她丈夫是个叫人羡慕的幸福男人。车子在芜湖下了高速公路，往南朝大山里拐去。而叫人担心的是，现在天快黑了，车子已经开了大灯，而且路两边的山越来越高，且越来越陡。
我拿手机给杜行远打过电话。他叫我局长大人。我们有二十年没见面了，但还听得出他的乌鲁木齐口音。杜行远在电话里报出女司机的驾驶证号码：宁302483。没错，是这个号。还说出这个女人的右脸颊有颗豆粒大的痣。也没错，是有。显然这家伙看女人比我看得细。
张广娟抢过电话也跟我讲了几句。这个上海女人总是那么嗲声嗲气。“葛三我比你先到。”她这么叫我，是因为我在我们班排行第三。“你猜这地方怎么样？哇山清水秀……”
上个月我去上海开会，跟她见过一面。她跟那个打算娶她的慕尼黑商人一起请我吃西餐，我们不时用德语交谈，幸好我还记得几个德国单词。
我问司机来没来过这里，她说没来过。我说没见你下车问路，她说杜先生给她的路线图非常清楚。后来我看到了那张图。杜行远的钢笔字还是老样子，像一根根火柴棍堆起来的，认半天才认得出来，但一应图示符号详尽明了，没给我们干测量的丢脸。我对这个女司机的记忆力表示惊讶。即使在这个皖南山区的黑夜里，每一个拐弯都准确无误。
迎面一座大山仿佛要压过来，周围看不到一丝灯光。
“你怕不怕？”我问她。
“当然怕。”
“怕还往这边跑？”
“得养家糊口呀。”
“不会出事。”我说。
“这我知道。”
现在杜行远的路线图就捏在我手里。我们早就下了柏油路。前面的路越走越窄。我问她要不要我来开，她说没事。这时她看了我一眼，眼睛清澈明亮，没一点困意。我的开车技术是在巴西强化的。我们给巴西测地图的时候，我开着我的大屁股北京吉普跑遍了大半个巴西。我敢保证我来开不会把车子掉到悬崖底下去。像眼前这样的险峻山路，委实见得多了。
不能跟她多说话，怕分散她的注意力。
前面有灯光了，好像是一个村子，但路线图却叫我们挨着村边开过去，下了山往另一个更深更窄的山谷里钻。过了村子又有柏油路了，而且前面没弯道了。现在我才认清杜行远写在山谷里面的那两个潦草字“船屋”。
树林里有一片黑压压的老房子。几乎每个高高的小窗口都亮着灯。正门一对石狮前挂着两只喜气洋洋的红灯笼，好像有人在这里办喜事。门洞大开，但看不到一个人影。待车子熄了火，我们才隐约听见里面有人说笑的嘈杂声音。
下了车，我径直往门洞里走。我是头一回走进这种皖南民居的深宅大院。两边暗廊的顶头，都亮着一盏昏暗的白炽灯，我循声往右边暗廊里走去。奇怪的是，虽然说话声音越来越大了，都分得清哪一句是张广娟讲的哪一句是单燕平讲的了，可就是找不到她们所在的那间屋子。这时我发现我所经过的每一个房间都是虚掩着的，而且里面都亮着灯。虽然这座老房子给人阴森森的感觉，但房间里面的一应设施，如星级酒店一样讲究。
我认得出张广娟的玛丽萨风衣，知道她住哪个房间了。后来也认出单燕平的了，因为我知道她是我们班唯一喜欢穿靴子的女生。杜行远说她不来了，说她能够来却推托有什么重要事情来不了，可现在明明听到了她的声音。我熟悉她的声音，不论在哪儿都听得出来。
另一条暗廊，肯定会把我带到屋子后面的山谷里。我自恃像罗盘一样灵敏的方向感，却在这座迷宫般的老房子里完全丢失了，甚至已经吃不准我进来的那个门在哪边了。站在一个小天井里我摸口袋点烟吸。头顶是一方幽蓝的夜空。夜空里有几颗明亮的星星。杜行远把这次同学聚会安排在这样一个神秘地方，委实叫人感到意外。
我不喜欢大声嚷嚷。我要自己找到他们，而不是让他们来找我。现在我得把每条走廊和每个天井都记在心里，不能老是绕圈子走回头路。当我能够非常有把握地走入第七个陌生天井及第十三条陌生暗廊时，终于找到了他们聚在一起喝酒聊天的那个大屋子。那屋里的热闹情形，就像我在广州碰到过的一次灯红酒绿的自助晚餐。
二十来个人见了我一齐喊我葛三，这声浪直把我往门外推。按规矩二十年没见面的一起喝三盅酒，我得脱了外套跟他们搞。这时杜行远已经喝得摇摇晃晃了，可手里还握着酒瓶，举着酒盅，要跟我碰三杯。我是我们班最不怕喝酒的。再说这酒盅不大，不会应付不了。
张铮是从维也纳赶过来的。他说从没想到安徽会有这么一个好地方，而我记得他就是安徽人。他说白天爬到山上往下看，才看得出这座老房子采用的是一个设计别致的船型结构，而我知道，张铮在维也纳建立的那个高斯非线性解算结构，是目前世界摄影测量中最经典的平差数学模型。
“从前这儿有个商人。”张铮带着安徽口音跟我讲述他今天刚知晓的一个安徽民间故事。“这儿的商人叫徽商。这个徽商的母亲八十多岁了没见过船。母亲猜不出船是什么样子。儿子跟她讲但讲不明白。后来儿子请人造了这座船屋，又叫人用滑杆把母亲抬到山上去，从山上往下看，母亲这才看明白船是什么样子。船屋造好以后，儿子接母亲住进来，住了十来年。母亲是在我隔壁的那个房间里去世的。到去世那年，她活了101岁。我在进门的那个天井里看到一块字碑。碑上说这座老房子建造于明代嘉靖三年。我上网查了查，那是公元1524年，距今已有479年历史了。没想到在这座老房子里还能宽带上网……”
张铮也喝得差不多了，但他努力不让自己的舌头打卷，并努力放慢语速，不打结巴。碰完三杯酒他还在讲。“……五十年前这儿剿匪的时候，住进来一个营的解放军，都见不着人影儿……”
当我自己拿着酒瓶、酒盅走向单燕平时，谁都不相信毕业后我和她住在同一座北方城市，却从没见过面。我们的事在座的可能都清楚。我把一只干净酒盅递给她的时候，是打算她扭头不理我的。其实还是我傻，都过了二十年了，这儿的哪个人不是修炼得看上去像绅士淑女模样，一共才聚三五天，谁不给谁撑面子？
单燕平看着白酒往酒盅里倒。她脸红起来。眼睛里有眼泪水。仿佛当年是她对不住我而不是我对不住她。我给她倒得浅，怕她不胜酒力。后来，待我环视众人，看看还有没有该碰三杯而没碰的同学时，这才看到刚进屋的詹其勋。
我从詹其勋看我的目光里，看出他对单燕平与我连碰三杯并非毫不介意。如果事先知道这对刚离婚半年的同学也会来，我一定找借口不凑这个热闹。我和詹其勋只喝一杯，因为我们见过面。只是记不清那是在前年，还是前年的前年，在一个有外国人参加的学术管理会议上，我给他烟吸他吸了，但谁也没提到单燕平半句；而且比这更早的时候，也碰过一次面。也许他认为我官运亨通趾高气扬，我认为他内向自闭言辞讷涩，所以彼此虽然是老同学，但总是话不投机，说不了几句就没话好说了。
平心而论，詹其勋的老实忠厚是值得我们全班赞许的。他对我说，他已经把我的旅行箱送到我住的房间里了。那个女司机也由当地人领到前面一个村子里住下了。他说如果我想洗个澡再过来，房间里有热水。
原以为选这个地方是杜行远的主意，因为他是这次同学聚会的主策划人，而且他现在住在南京离这儿最近，后来我才知道，杜行远是听了詹其勋的推荐，才决定来这儿的。
“你以前来过皖南？”第二天我们一起爬山的时候我问詹其勋。
“没来过。”他摇摇头。他的身体还像以前那样单薄，是我们这帮人中唯一没胖起来的男同学。
“那你怎么知道这儿有一个船屋？”
“网上看到的。”
我猜他平日喜欢上网。
后来我追上老大他们，跟老大一齐往山头上走。老大已经头发花白。每次见到他都劝他把头发染一染。他说怕上理发铺，从小就怕。
老大总是气定神闲，以前就这样，现在还这样。
也许我应该忘了所有使我尴尬的事。忘了我跟单燕平曾经好得死去活来。也忘了单燕平跟詹其勋已经离婚。再说他们离婚跟我毫无瓜葛，我不该心神不安。虽然谁都不信，但二十年来我确实没跟单燕平联系过，不是没想过她，而是没脸见她。
秋天的树叶红一块，绿一块，黄一块，非常好看。路边有一条时宽时窄的急流清涧泉水叮咚。浅潭里有一种通体透明的无名小鱼游来游去。有几个没跑过野外的，干脆赤了脚在溪水边的石头堆里跳上跳下。
爬到山顶往下看，我们所住的那座老房子果然像一条船。现在它被一个深圳商人租用，给改建成一家休闲旅馆闻名遐迩，甚至常有外国人摸过来住。这几天杜行远把旅馆人员全赶走了，叫他们只在每天下午四点送一顿自助晚餐来。因为每个房间里都有冰箱和微波炉，饿了可以自己从冰箱里取东西吃。
杜行远提议明天爬后面一座山。我估计那座山的海拔高度至少在1600米以上。据说山顶上是一块平台，有上百亩见方，而且能望到远处的黄山和长江。
要爬的话，必须每个人都爬上去，所以我们不得不就此举手表决。一旦爬山决议被通过，每个身强力壮的男同学要保证一位女同学到达山顶并安全下山；就是背，也要背上去背下来。
赞成的跟反对的各占一半。所以决定权最终落到了点票的老大手里。他说他能爬上去。于是这项决议被通过了。晚上杜行远和詹其勋从前面村子里借来三把砍刀给开路的用。村民问我们要不要向导。我们说不要。跑测量的要向导是丢人的事。
我块头大，算得上身强力壮，分配给我的女同学是体重最重的张广娟。
因为张铮自告奋勇背单燕平，所以另五个女生就更容易分配了。
天蒙蒙亮我们就起床出发。杜行远给大门上了锁。偌大个船屋里面死寂一般没一个人。没走多远队伍就拉长了。我自恃野外经验最多，走在尾部给大伙断后。而分配给我的张广娟，早跑得无影无踪了。
奇怪的是单燕平一直落在后面，平静听张铮给她讲维也纳的风土人情。上山时我是陪着余小葵往上走的。碰到险峻路段就拉她一把。以前她可不咋爱说话，现在却叽叽喳喳像麻雀一样聒噪。如果她身上的香水味稍许清淡一些，我对她的感觉会更好。
她埋怨答应背她的罗天兴现在跑得连人影也见不着了。她在北京一家国家研究所工作，没出国的现在就她还在搞学术，其它人不是当了官就是经了商。她说只有她最笨。我说假如我们中有人进国家工程院一定非你莫属。她悄悄问我：“为啥后来不要单燕平了？”我也悄悄回答：“因为不配她。”
啥不配？非追根问底不可。道德感比她差。滑头。她咯咯咯咯笑起来，笑得树林里的小鸟儿扑扇着翅膀往别处飞。我一面陪她说话，一面回头张望，生怕走丢了后面的单燕平和张铮。
下山的时候单燕平还是落在后面。张广娟以为单燕平要跟我单独说话，就把刚开始讲西班牙的张铮拽走了。这时我不得不傍着单燕平一起往山下走。虽然这很尴尬，但我不是那种脸皮很薄的男人，跟女人不会没话找不到话说。
“杜行远说你有事不来。”我若无其事地问。
“我想还是来一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