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年初，万桐书离开了学校，参加了武汉的抗日群众团体，进行抗日的宣传活动，对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
在团体中有一批青年学生，常常在一起学唱抗日救亡歌曲，排演革命的戏剧，经常到城市广场和娱乐园演出，激发群众的抗日斗志。
有一天，他们在江汉关集中时看到冼星海站在江汉关大楼南面廊道上高唱“在太行山上”的歌曲很振奋。
冼星海的嗓音非常浑厚响亮，表情相当肃穆庄重，歌声如长江的浪涛滚滚向前一泄万里地冲入云霄，尔后又像巨瀑落地似地震响在听众的心间，激起万众一心的无可阻遏的共鸣。
所有的听众被这共鸣的艺术威力推向杀敌的战场，每个人都变成了横马立刀所向无敌的英雄，向反动派冲杀而去，向日本鬼子砍杀而去，实在是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反抗的志气，大灭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风。
万桐书被冼星海的歌声感动得热血沸腾，浑身是劲，恨不得立即投身于太行上的火热战场，斩杀敌寇，报效祖国。
万桐书感受到了革命歌曲的震撼的威力，认识到了革命歌曲鼓舞人心的深远意义。
万桐书被冼星海的革命热情和献身精神激励得斗志昂扬，无所畏惧。
万桐书对洗星海产生出无比崇敬无限热爱的感情，在心中默念，一定要学习冼星海的革命精神，像他一样写出鼓舞人心的歌曲，激发革命人民的革命激情，为救国救民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在歌声的鼓舞下，广大的青年学生点燃了革命的火把，高举起“保卫大武汉”的火炬开始了声势浩大，群情激昂的游行。
一路上群众不断的加入，参加游行，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保卫大武汉！”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高唱着“大刀进行曲”“保卫马德里”“救亡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振奋人心的歌曲。
游行队伍的口号声和歌唱声此起彼伏，一直不断，显示了革命群众的革命意志和伟大力量。
日本人和伪军警听了这震撼人心的歌声恨之入骨，看到这样的游行队伍心惊胆战。
他们把仇视的目光投射在点燃革命火炬的冼星海的身上。
日本鬼子奉命出动，抓捕鼓舞人心的冼星海。
万桐书看到日本鬼子追踪冼星海的情景，不由吃惊，产生了保护冼星海的念头。
他和同伴们商量好对付日本人的好办法。
他们把躲藏在大街商铺的冼星海悄悄领进后面的寝室，让他穿上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再戴上一副有色眼镜，身背卦箱，手拿卦幛，装扮成测字算命的老道士，从后门走出去。
为了掩护冼星海，万桐书穿上冼星海的衣服，装扮成冼星海的模样，从前门走出去，在同伴们的保护下引诱敌人追踪而来。
他们都很熟悉汉口街巷的进出口，到日本人追来时，他们立刻拐进小巷进入人家的院落，再翻墙而出，又走到大街闹市隐身而去。
此时的万桐书已经又换穿了自己本来的衣服，又恢复了自己原有模样，使日本人大失所望地又去寻找真正的冼星海。
此时真正的冼星海早已远走高飞，脱离了他们追捕的视线，安全地回到了秘密住所。
此时的冼星海在武汉已经参加了周恩来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负责音乐工作的创作与宣传，推动抗日的歌咏运动。
《在太行山上》就是他根据抗日根据地军民英勇抗敌的事实谱写出来的歌曲。
而歌词是从太行山上来的一个游击队员写的，他把歌词交给冼星海，冼星海当即谱出了曲子。
一经教唱，很快传遍了全国，引起极大的反响。在他短短的革命的一生中，他谱写出六百多首乐曲，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
冼星海出生在广东番禺，祖父和父亲都是海员。由于生活的艰难，很早相继去世了。
他的幼年很不幸，依靠帮佣的母亲生活。7岁时随母亲飘泊到新加坡生活。
冼星海曾先后在北平和上海的大学里学习音乐，后来又到法国巴黎音乐院学习作曲，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他是靠半工半读学习音乐的。生活的艰难困苦并没有摧毁他学习音乐的坚强意志和顽强拼搏的精神。
他曾担任过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的职务，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他被党中央派遣去苏联莫斯科深造，创作了歌颂苏联人民的伟大卫国战争的《第二交响曲》。还创作了怀念祖国的《中国狂想曲》。
1945年10月他病逝在莫斯科。
但他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出于对冼星海的热爱与崇拜，万桐书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冼星海的研究，冼星海的以上生平事迹，是他在后来的的研究与学习中所知道的。
冼星海的苦难生活与不断进取的学习精神一直鼓舞万桐书奋发学习、自强不息的信心。
他把冼星海当作永生学习音乐不屈不挠的光辉的榜样。
榜样的作用在于使他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思想的力量，人格的力量，创作音乐的力量。
由于武汉形势的日趋险恶，日本鬼子不断地派飞机轰炸武汉，再加上因为万桐书保护了冼星海，引起武汉当局的特务和日本人的怀疑，他的安全受到威胁，他的母亲王维珍很担心，怕他遭遇不幸，整天愁眉苦脸的催他躲避到安全的地方去。
恰好此时，万桐书所参加的宣传抗日的革命团体也因武汉形势的险恶而去宜昌等地活动。万桐书征得母亲的同意，毅然随革命团体乘“江顺”号轮船离开了武汉。
此时的万桐书只有15岁。
他的母亲王维珍很不放心，但迫于无奈也只好让他走了。
临走时，王维珍再三叮咛他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能离开革命的团体。他表示牢记于心，绝不辜负母亲的祝愿。
王维珍很了解革命的团体，也很依赖革命的团体，认为有了革命团体，自己的儿子才会有安全的保证，才会使自己的儿子磨炼成才，成为像冼星海那样受人尊敬的人。
革命的团体给王维珍以极大的安慰与鼓舞，让她看到了孩子成长的希望之光。
因为她知道革命团体是共产党所领导的组织，是人类希望的组织，是光明战胜黑暗的组织，也是自己儿子的归宿，所以，她很放心。
她给自己的儿子给了不少的钱——都是自己的平日节衣缩食，辛苦干活所挣来的钱。
万桐书不愿接受，她硬是给他，并说就等于她支持了革命，支持了抗日，支持了共产党。
万桐书听到母亲的话，很感动，认为母亲的心境很开阔，眼界很宽阔，境界很高大，不愿拂去母亲的爱国之心和爱子之情，只好忍痛接受了。
万桐书是在他母亲的热泪盈眶中走进轮船的，是在他母亲的招手惜别中离开江岸的，他深深理解母亲对他的眷恋和疼爱。
亲情的离别是很伤心的事，也是很无奈的事，这都是日本侵略者侵占武汉所造成的不幸，也是大汉奸汪精卫的罪过；也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罪过。他恨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恨蒋介石。恨汪精卫。
他在船上想着自己母亲的安危，想着汉口被日机轰炸的惨景，想着汉口人民的悲惨遭遇，想着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浴血奋战的情景。……
突然又传来了日军飞机轰炸江面的声音，他立即站起来向远处的江水望去，只见在前面的江面上升腾着烈火浓烟，却不见了前面航行的“江兴”号轮船。
万桐书正在困惑不解的时候，负责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从船头走过来对大家说，前面的“江兴”号轮船被日军的飞机炸坏了，炸死了很多人，我们“江顺”号轮船围住了，也不敢前行，暂不遭遇轰炸，又不能前去营救“江兴”号船上的遇难者，实在很遗憾，很痛苦。
他大骂日军是豺狼，是禽兽不如的恶魔，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船上所有的人也大骂日军的兽行，同仇敌忾地表示到了宜昌等地一定要组织广大的人民群众，狠狠的消灭日本侵略军，为死难的同胞报仇，为拯救中国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正当大家为轮船不能前进而忧虑的时候，突然轮船上的广播又播出了更不幸的消息。
广播说日军已进入大武汉，进行野蛮地烧杀抢掠，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军民进行顽强的抵抗，给疯狂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听到这样的消息，船上的许多青年都流出了担忧的眼泪，都在替自己的家人担心，都在为家乡的不幸而痛苦。
万桐书也同样担心自己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们的生命安全，也同样为家乡的陷落而痛苦而着急。不过，他走前知道自己的母亲已经转移到较为安全的地方避难，心中又稍稍感到些安慰。
后来当他回到汉口面见他的母亲后，才知道他家中的他的钢琴——也就是曲亮老师留给他家的纪念品，被日军的飞机连同房屋都炸毁了，他痛苦得很长一段时间都未能展开眉头，心中的怒火久久不能平熄，时时梦见曲亮老师那可亲的面容，那悲壮死去的神态。
过了一会儿，船上的广大青年突然喊起了振聋发聩的口号声：打倒日本侵略者！为死难的烈士们报仇！保卫大武汉！赶走日本军！我们一定要打回大武汉！为民族的解放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