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田人民苦，一天半斤土，白天吃不够，晚上接着补。”葛忠兴说，这是和田因干旱在当地流传的四句话，而喀什的塔什库尔干海拔4000米，那里也流传着四句话：“氧气吃不饱，风吹石头跑，天上不飞鸟，地下不长草。”这些对调研组触动很大。
调研组前往塔什库尔干县一个乡调研，80公里路越野车跑了3个小时，主要是路况太差。这还不是最远的一个乡，还有远达几百公里的乡。
每到10月份，有些偏远的乡村因交通不便，能吃到的蔬菜只是恰马古、土豆，甚至还有居民在饮用涝坝水。有的牧民住在边境线边，水电都没有通，冬天房子也很冷。但见到调研组却都是笑脸相迎，并坚定地说：“只要我们在，一定把领土守好，守好边疆。”百姓穷不倒的精神让调研组感动不已。
“不能让他们守边再守穷”，调研组把他们了解到的真实情况淋漓尽致地表达在调查报告上汇报中央。
温家宝总理、回良玉副总理先后对报告进行批示，2006年12月15日，总书记胡锦涛在报告上又作了指示。
2007年3月，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国务院政研室魏礼群又带着人数多、规模大、规格高的调研组再次来疆调研。2007年9月28日，32号文件出台。
未来影响深远
自治区根据32号文件对南疆三地州规划编制的初稿已完成，涉及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人才等多个方面，重大项目包括水利、交通、铁路、机场、能源、火电等。
自治区民委也根据32号文件政策，将全疆32个县纳入国家“兴边富民”范围内，国家资金拨款额由原来的3900万元递增到9600万元，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从文件下发前的7600万元增至1.4亿元。
自治区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周为说，十几年后，32号文件带给新疆的变化将是巨大的，包括交通、医疗、社会保障、文化生活与教育等，新疆人民的生活会上一个新台阶，奠定新疆在西部重中之重的位置。
(席永梅)
流行语
短信拜年
以往春节时，人们往往习惯发贺卡、打电话拜年。从上世纪90年代末起，随着手机的普及，短信拜年的方式开始盛行。
因其内容生动，能够即时发送接收，短信拜年尤其受年轻人的青睐。有调查显示，2008年有41%的被访者选择发短信拜年。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中国春节期间发送短信达120亿条。
旧闻新看
《中介三次审查放过巨额漏洞》
银广夏事件给我们的反思和教训太多了。
银广夏问题的暴露，对证券监管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应该说，这几年股市上大量出现的弄虚作假事件，比如在银广夏事发之前暴露的湖北康赛、中科创业、亿安科技等，无不与监督乏力有关。遏制这种“活在‘市’上，造假不已”的现象的蔓延与升级，监管部门可谓任重道远。
上市公司造假频频，使投资者对作为证券中介机构的一些会计师事务所的诚信和公正产生了怀疑。上市公司的年报必须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方能发布，但银广夏造假早在1998年就开始了。从1998年至2001年问题暴露，横跨三个会计年度，其间至少要经历会计师事务所的三次年度审查。历经三次审查却未能发现银广夏巨大的漏洞，相反还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结论，这家中介机构究竟在这里面干了些什么？
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中介机构绝没有恪尽职守。
——摘编自《人民日报》2001年9月17日第9版
原标题：《再看银广夏》
第六节改革足迹 乌鲁木齐市调整撤并居委会建社区
“大妈游击队”变身服务中心
社区是城市最小、最活跃的细胞。从2001年乌鲁木齐市调整撤并原有的居委会，启动社区建设至今，已先后成立了498个社区居委会。
如今，人们除了偶尔想起“一间旧屋子，两张破桌子，三个老大妈，挎个小包打游击”的居委会外，似乎早已习惯把社区作为自己的新家园。
从居委会到社区居委会，它见证了中国基层群众组织前行的脚步，经历着新时期城市管理观念的变迁……
带着公章“打游击”
2008年12月下旬，乌鲁木齐市新华南路街道办五桥社区里，社区干部正忙着筹备第三届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但除了张贴在社区门外的公告外，一切都和平常一样，社区居委会平静而有序地运转着。
社区委员沈玉莲是社区干部里唯一的老年人，这位在居委会工作了32年。做了20年主任的老人此刻正学着用电脑录入数据。提起30年前的居委会，她打开了话匣子。
1976年，身为车床工的沈玉莲调入当时胜利路街道办事处下属的一家小厂。她为人热心、有文化，经常帮街道办、居委会跑腿，张贴告示送资料。后来，她索性就在居委会干了起来，一个月十几元钱的工资她从不抱怨。1984年，她正式担任南公园居委会主任。
“那算什么主任呀，居委会总共才两人，都是退休的老头老太太，就我最年轻。”沈玉莲笑着说，当时的居委会都是退休的热心老人，没有办公场地，他们每天只能把所有的印章和各种票据揣在口袋里，人到哪里，居委会办公地点就在哪里。
后来，她的家就成了办公室，经常是一大早还没起床，门外就有人敲门办事了。由于她经常到处调解纠纷，找她办事的人就算准时间，一到吃饭时间就往她家跑。“当时居委会就是开个证明啥的，居住证明开得最多，再管管矛盾纠纷、计划生育、治安、卫生、流动人口，我一个人什么都管，有个别热心的居民当委员，全当义务帮忙”。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沈玉莲才有了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平房做办公室，但办公室太小，凳子也少，多来个人就挤得没地坐了，而且冬天还要自己架炉子。
卫生是很让她头疼的事，那时一般只顾到“脸面”的主干道，对于背街小巷却无暇顾及。沈玉莲说：“我就怕领导来检查卫生，前一晚才打扫完，第二天就满地都是大小便。”
后来街道办分来几个人，工作也多起来，她才感觉居委会慢慢像个样子了。
处理鸡毛蒜皮小事
正如沈玉莲所说，在职能简单、局限性大的体制之下，街道办、居委会更多的是对居民进行一些日常管理，并不能提供更多方便居民的服务。居民对于居委会的认识也仅限于“开具婚姻证明、为闹矛盾的两口子进行调解，处理鸡毛蒜皮的小事”。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政协副主席师大新对此深有感触，他1976年参加工作就被分入水磨沟街道办事处，他说：“当年的居委会工作就是做到‘守土有责’，有几个热心人能把一方土地上的居民看住就行了。而人们也并不关心居委会干什么，也没人愿意去居委会工作。”
师大新说：“几张桌子拼在一起是办公室，晚上拉个布帘就是宿舍。除了盖章、调解、号召打扫卫生外，居委会每个月还研究该给救济户发多少救济金。”正是这样一个办公状况，让老百姓对居委会、街道办都不了解，他们只有到结婚时才会想到去居委会盖个章。
师大新说，当年有这样一个真实的笑话：给在街道办工作的年轻小伙子介绍对象，姑娘的家人一听就不愿意，问道：“在街道办上班？是临时工吧，我们姑娘是正式工人，可不能找临时工呀。”在介绍人解释后，姑娘家人仍是不解地说：“年轻轻的去街道办干吗，街道办、居委会里不都是老头老太太吗？”
直到20世纪90年代，居委会在基础设施、工作职能、人员配备等方面才慢慢有所改善，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试点社区建设
乌鲁木齐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一负责人说，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企业转制和政府转变职能，社区公共服务和管理的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都迫切要求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进行相应变革，以加强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同时，随着城市居民住房体制改革的深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商品房居民小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原来的居委会已经难以满足城市居民的服务需要。
2000年3月，自治区人民政府、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在新市区二工街道办事处进行社区建设试点工作。2001年，对全市原有689个居委会重新调整，以板块型、单位型、小区型等特点划定441个社区，成立社区居委会，下设六站一室(社区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劳动和保障服务站、社区计划生育服务站、社区环境卫生服务站、社区文教服务站、社会治安司法警务室)，使居民服务制度化、常态化，服务内容也从家长里短延伸到就业、卫生、文化生活、养老等多个层面。
2003年为加快城市化进程，乌鲁木齐市以王家梁村为试点，开始“撤村建居”，把农民纳入城市社区保障体系。
截至2007年年底，市、区两级约投入1.25亿元，共建设“星光计划”项目312个，其中解决307个社区办公用房问题，乌鲁木齐市所有社区的办公用房面积达到100平方米以上。
从尽义务到谈服务
如今，居民们足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就医、文体活动等便捷服务。“从居委会到社区，并不是简单地换块牌子改个名字。”乌鲁木齐市温泉西路社区原副书记杨国梁说，“社区建设目的是完善社区功能，搞好社区服务，为社区居民创造文明、舒适、方便、安全的环境，换句话说，以前是尽义务，现在要谈服务。”
杨国梁亲历了社区8年来的发展。他说，以前居委会是上传下达的作用，现在的社区工作却已开展到每一户居民家。社区工作几乎囊括了一个普通人的“生老病死”：怀孕要到社区办准生证，孩子出生要办独生子女证；社区上门为小孩服“糖丸”，到寒暑假还组织活动；家庭困难的，社区要为其申请低保；企业退休人员由社区统一管理，组织各类活动，生病去探望，去世送花圈。社区建设“星光计划”，不仅改善了社区办公的硬件条件，也为居民提供了文化娱乐的场所……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进一门，办百事。”温西社区80号楼楼栋长潘桂芬老人对社区的变化感到欣喜，“周围环境卫生好了，文化生活丰富了，社区歌唱队、美术班、门球队、图书馆样样齐全”。
社区工作者队伍结构优化，社区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平均年龄35岁，大中专文化程度达到86%，像沈玉莲一样的老同志大多退居二线。“社区里都是年轻人了，文化程度高，口才好，点子多，会电脑，很有活力。”沈玉莲说，“现在的居民离不开社区，因为各年龄层各职业的居民都会或多或少地与社区产生联系，居民生活已经融入社区建设中了。同时，社区工作也更加细致，更加规范，如今的社区人仅有热心是不够的，还需要关心、耐心、真心、爱心。”
(任春香)
流行语
韩流
2000年左右，韩国文化大举登陆中国，包括音乐、影视剧及服饰等，颇受年轻人欢迎。取寒流谐音，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为“韩流”。
韩国明星金喜善、安在旭、宋承宪、裴勇俊等领衔主演的影视节目进入中国市场，韩国偶像剧热播，韩国电影碟片热卖，街头韩式烤肉、泡菜生意红火，年轻人中出现了哈韩一族。
2005年后，韩流渐趋萧条失去后劲，哈韩也渐成过气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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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尾楼浴火重生》
上海的烂尾楼大多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由于投资商资金链断裂、投资合作方存在纠纷及规划改变等多种原因而形成的停缓建工程。
但由于上海的烂尾楼大多处于繁华地段，周边地块目前普遍已开发成熟，土地价值可观，再加上烂尾楼在建设初期已经完成大量前期相关手续和工程量，接手后可以大幅压缩开发时间，从而“短平快”地获利。近年来上海楼市升温，房价在海内外资本追捧下持续走高，也使上海烂尾楼项目的投资价值逐渐凸显出来。
去年9月，徐汇区第一幢以拍卖形式盘活的烂尾楼——停工多年的龙升大厦经过10轮加价，最终以5400万元拍出，高出底价20%。
紧随其后，总债务金额在5亿元以上的烂尾楼项目——上海大正三角地广场，以4.71亿元的高价拍出，成功找到接盘单位。
“烂尾楼”板块身价大涨，金融创新产品也迅速跟上。信托专家表示，此类盘活存量资产之举，其积极意义在于减少经济损失、节约社会资源，各种金融融资渠道将成为烂尾楼在上海消失的“助推器”。
——摘编自2004年3月23日《中国房地产报》
第七节百姓生活 黑白→彩色→数码
家庭相册变迁的“三级跳”
1997年，数码照相技术登陆乌鲁木齐，数码相机不再像胶片相机那样受胶卷的束缚，虽然当时的像素很低，但它的大容量储存照片及立看立删照片的功能仍获得市民的青睐。
彩色照片的问世让这个世界生动起来，而数码照片的流行让人们的生活更具现代化。照片的“三级跳”是社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质量逐步提高的缩影。
黑白岁月
“来，笑一笑。表情自然点，挺胸坐正……”咔嚓一声，马文真钻进盖着黑色布料的相机后面，按下了快门。如果拍摄效果不太好，他还得来回移动相机，以寻找最佳灯光和角度，这是1980年马文真拍照时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