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翻录磁带的技巧至今还留在王伟的记忆中。“一盒磁带是45分钟，可一盒空白磁带是60分钟，我们就挑喜欢的歌曲翻录到空白磁带上拼出一盒磁带。因为反复听，容易绞带子，就接杯热水，把磁带抽出来，把皱皱巴巴的那段放在杯子外轻轻地拉，相当于‘熨’平；不小心拉断了也有办法，把那段剪成45度的角，用胶带粘起来就行了；我们还经常手动倒带，喜欢哪首歌或者磁带太松、太紧，就用铅笔或手指把它重新卷一下，速度快还省电。”
流行歌由港台传入内地
上世纪80年代初，港台流行音乐开始影响内地。王伟记得，那时候女生喜欢听邓丽君的歌，男生喜欢张帝的歌。但家长普遍反对孩子听这些歌曲，都评价说是“靡靡之音，黄色歌曲”。他们就偷偷地听、偷偷地唱。
1981年，王洁实和谢莉斯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何日才相会》，磁带一上市就卖了500万盒。张金铭没有买到原版磁带，只有一盒不知翻录了几次的磁带，最喜欢其中的台湾校园民谣《外婆的彭湖湾》《乡间小路》。
在每周末的团支部活动和文艺活动上，音乐风格也不断变化。从《十五的月亮》《黄土高坡》《我的中国心》，再到年轻人跳着太空步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节奏快的、慢的，风格很多。以前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时，歌词是‘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因为有爱情这个词，有人还不好意思唱，后来涉及爱情的歌曲越来越多，就不再让人脸红了。”张金铭回忆说。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囚歌曾一度流行，包括《铁窗泪》《愁啊愁》《狱中望月》等，“家里放、有录音机的小饭馆也放，很流行。”张金铭说。
1990年，“小虎队”流行时，王伟还在上学，“记得当时班里有电视，有一次放他们的演唱会时，我们都没上晚自习，集体在班里看小虎队的演唱会。”
1991年时，爱好音乐的王伟和几个朋友成立了乐队，他担任主唱，当时唱得比较多的是王杰、齐秦、童安格的歌曲，也唱大陆歌手林依轮、毛宁的歌。
1994年春天，老狼抱着吉他轻唱着《同桌的你》，同年《校园民谣Ⅰ》磁带发行，大陆校园民谣就此开始流行。那年王伟已经走出校园，“会弹吉他的人都会唱，《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青春》《模范情书》《流浪歌手的情人》，每首歌都熟”。
高科技带来收听变革
从1979年SONY公司研究出世界上第一款Walkman便携式磁带播放器后，随身听一词就成了便携式音乐播放器的代名词。在内地，随身听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也因此，80后、90后听音乐时更多的是随身携带播放器用耳机听，22岁的杨婷就是如此。
2000年，杨婷刚上初中时，班里就有好多同学在用随身听听歌，她很羡慕。她买了很多当时很流行的磁带，这样她就能和有随身听的同学一起听歌了。时间久了，她不好意思借同学的了，就花了近200元买了一个，整天背在书包里，一得空就拿出来听。
2003年时，杨婷攒零花钱和姐姐一起买了一个超薄的随身听，花了500多元。随身听效果很好，还带一个功放的小音响，她经常放在班里和同学们一起听。
之后，从CD机、MP3、复读机、MP4，再到带音乐播放器的手机，能听音乐的工具越来越多，高科技带来的收听变革极大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张小宓)
流行语
燕舞，燕舞
“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这句脍炙人口的广告歌词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家喻户晓，江苏盐城燕舞集团的收录机产品也红遍大江南北。
早年的广告虽然制作粗糙，但因为数量稀缺，现在还留在人们脑海里。在广告中，“燕舞小子”苗海忠抱着吉他跳舞的动作有点怪异，让人一下难以想到他就是电视剧《雍正王朝》里的“九王爷”。1986年苗海忠拍这条广告时只有18岁，还是北京四十中学的学生，据说他当时所得的酬劳是10元钱。
“燕舞”火过之后如今早已倒闭，业界认为，正是“燕舞”的成功，拉动了中国家电广告的大幕。
旧闻新看
《储蓄员擒盗贼保护储户存款》
工商银行哈密市中山北路储蓄所保护储户存款的故事在哈密市城乡广泛流传。
去年11月24日，两个青年手持1200元的活期存折来到该储蓄所支取存款，该所经办员按制度核实情况时，其中一个自称是储户的弟弟。经办员非常熟悉原储户崔晓玲的情况，她根本没有弟弟。经办员巧妙地用电话询问了储户后，当即锁住了储蓄所的大门，经办员杨俊红率先挡住了盗贼的去路。主任王文华带领全所11个女同志蜂拥而上，与罪犯进行了一场搏斗，有的扭胳膊，有的抱腿，终将两个盗贼擒获，扭送至公安机关。
——《新疆日报》1989年1月16日(作者苏天龙)
第七节百姓生活 街头卡拉OK开启平民娱乐新天地
一曲《恋曲1990》赢得她
卡拉OK缘于1972年的日本神户，它的本意是“无乐队伴奏的演唱”。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在伴奏中加入混响效果；同时，伴奏影带迅速取代了声带。这样，随着音乐的节律为演唱者提示歌词，看到与歌曲意境相配的画面和原唱歌星的表演，这种娱乐方式在上世纪80年代末传入中国。
一元钱街头亮嗓
上世纪90年代初，卡拉OK像一阵风从东南沿海吹到了边城乌鲁木齐。当时很多人难以相信，自己居然可以对着话筒唱歌，还有伴奏——这似乎是只有歌星才拥有的权利。
这样的情景很多人一定记忆犹新：炎夏街头，黄昏时分，在乌鲁木齐的中山路夜市、水磨沟夜市甚至背街小巷，一套音响、一台电视机、几把椅子就是一处简单的街头卡拉OK场地，歌唱爱好者手拿话筒高唱《明明白白我的心》。当时用录像带播放歌曲，没办法选择歌曲顺序，画面模糊，音质也比较粗糙，但大家却为这种新娱乐方式着迷。
34岁的左海波回忆说：“那时我还在六中上学，家里每个月给我50元钱，其中包括伙食费和零用钱。唱一首歌1元钱，每逢周末，我就约几个朋友一起去街头K歌。”
那时情窦初开的男女青年还会以歌会友：“我能跟你合唱一首歌吗？”于是，两个刚认识的男女开始了合唱。
所有卡拉OK的爱好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自我感觉良好。这也正是卡拉OK能受大众喜爱的特有魅力。
歌舞厅排队等唱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乌鲁木齐原本单一经营的大众舞厅如“红与黑”、“丹尼尔”等纷纷开辟场地供客人K歌。大厅中央的舞池周围摆满沙发和桌子，桌子要编号，厚厚的歌曲目录每桌一本，客人要点什么歌先写在纸上，由服务员交给DJ。当时用的一般都是LD的大碟子，一般只能灌30首歌曲。LD碟子要比现在流行的DVD大一些，现在只能在一些酒吧见到，大多被当做装饰品贴在墙上。
在左海波看来，这种形式很让人抓狂：“唱一首歌要排队等半天，很多人晚上9点来，等到12点才能唱一首歌。不过，敢唱歌的人都有‘两把刷子’，记得当时比较流行的歌曲有《花心》《吻别》等。因为太热门，点播率高，往往一整晚都是不同的声音在唱《花心》。”
为了招揽生意，白天有的歌舞厅还打出了女伴免费的招牌，而唱卡拉OK也成为青年男女约会相亲的一种方式。现在已为人父的毛宗文便是凭一曲《恋曲1990》赢得了妻子的芳心，“我很内向，不知道怎么跟女孩搭腔，眼看着桌上的葡萄干、花生快吃完了，我还不知道怎么表白，后来刚好轮到我唱歌，唱歌是我的特长，我就点了一首《恋曲1990》。唱完后她的眼睛亮亮的，后来她跟我说，台上的我光彩四射。”
随着VCD的普及，卡拉OK风盛一时，很多企事业单位也模仿建立简易的卡拉OK厅，起名叫“职工之家”、“多功能活动室”等，可以唱歌、跳舞、打牌，供内部职工节假日休闲娱乐。当时，有关部门分两批制作了《中华大家唱》，共1000首歌曲，让卡拉OK开始成为全民热潮，当时的乌鲁木齐文管办就曾多次举办过卡拉OK比赛。
卡拉OK走入包厢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条件的宾馆、酒店也纷纷效仿开辟卡拉OK服务，实在辟不开场地的经营者便在包房里摆放电视机、影碟机、话筒和功放机。
1997年后，随着酒吧、咖啡厅、迪厅的出现，卡拉OK开始被推上中高档消费路线。经营者推出了包厢服务，包厢按小时、分时段收费，黄金时段加酒水香烟零食，一般得花几百元、上千元甚至更多。在包厢内，所有歌曲被编上号，制成歌本，交给客人按编号点歌。顾客看到电视屏幕上有画面了就赶紧拿起麦克风。当时的消费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按小时收包厢费，酒水另算；另一种是套餐消费制，消费达到最低消费额即免包厢费。好在包厢提供了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里，朋友之间的演唱更有随意性，不会唱歌的人也有勇气显摆几下。
超市K歌相结合
2002年5月18日，张俊、张东兄弟俩投资400万元建成的友好量贩“KTV娱乐广场”在友好大酒店诞生。对当时大多数人来说，“量贩式KTV”是个陌生的词汇。“量贩”在日语里是大量批发的意思，这种经营方式在日本等地的娱乐业十分风行。在量贩式KTV中，所有的服务生都配有对讲机，包厢全部是自助式电脑点歌，还开设超市供顾客选择酒水小吃。
不设最低消费，客人需要酒水可以自己在超市选购，然后拿到包房消费。张氏兄弟将消费群体锁定在工薪族、白领一族以及家庭，而这是一个平常很少在KTV消费的群体。当时4～6人的小型包间一小时收费50元，如果在周一到周五的上班时段消费，还能享受3折优惠。刚开始时，量贩式KTV生意并不很火，但慢慢的，这种自助式娱乐方式被首府歌迷接受，2003年春节大年初二，50个包厢竟然全部爆满。
张氏兄弟的成功给新疆娱乐行业带来启发，各种量贩式KTV相继登场，如天界丽都、soho数码欢唱等。侯小姐夫妇是量贩式KTV的常客，她说：“量贩式KTV的音响及点歌系统都属专业级，歌曲曲目一般在一万首以上，并采用DVD光碟、原版MV伴唱。和很多老式卡拉OK歌厅相比，在这里点歌方便、出歌快，许多时兴的流行歌曲在这里都能找到。另外，卡拉OK的音质和画面很清晰，麦克风还配有一次性话筒套，包厢装修精良。在那里玩既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也不会担心‘挨宰’。”
这种将超市、分类包房自助点歌相结合的“升级版”卡拉OK，不仅让传统卡拉OK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也使热衷KTV的人群范围进一步扩大。
(刘媛媛)
流行语
评书连播
上世纪80年代，国内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评书连播曾造成万人空巷的场面。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等评书表演艺术家都有一群铁杆的“粉丝”。
1985年，田连元录制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在全国各地电视台交换播出反响强烈，首开了长篇电视评书的先河。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脍炙人口的评书，如《三国演义》《白眉大侠》《水浒传》《杨家将》等，给一代人带去了快乐和谈资。那一句“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让无数听众和观众每天带着遗憾离开收音机和电视机，而第二天又会准时地收听或收看。
旧闻新看
《退伍兵丢行李服务员送过来》
3月16日晚上10时52分，由乌鲁木齐开往北京的70次特快列车还有7分钟就要发车了。突然，8号车厢内一位手提旅行包的年轻姑娘满头大汗地穿过人群，挤到两位身着武警制服的青年面前，气喘吁吁地说：“同志，这是你们的东西吧……”两位青年顿时惊呆了……
这位姑娘是兵团农四师驻乌办事处的服务员。这天下午晚饭后，两位刚从武警部队退伍的战士准备返回哈密。在农四师驻乌办事处4楼打电话时，由于急着赶车，不慎将一只装有300元退伍费及退伍介绍信等物件的旅行包忘在了服务台前。他俩到了火车站，忙于与战友们话别，一直没发现少了一个旅行包。这时，农四师驻乌办事处的服务员姜惠丽发现了这只旅行包，她打开一看，顿时记起了两位赶火车的退伍军人。她便提起旅行包向火车站赶去。此时旅客们已经上了列车，她只好逐个车厢寻找。终于，她在8号车厢找到了那两位退伍战士。
——《新疆日报》1989年5月25日(作者古月陈敏)有删节
原标题：《即将发车的时刻……》
第八节百姓生活 时尚服饰彰显个性
一条裹臀喇叭裤气坏妈妈
服装的历史不单记录人们在不同时代对美的选择，更展现出时代所赋予它的必然变迁轨迹。从1978年到2008年，改革开放30年我们经历了服装的匮乏到丰富，从跟随潮流到创造潮流，从“让人看到”到“让自己感受到”的转变。今天，当我们审视那段特别的岁月时会发现，30年的服装变革史就是一部写在不同年代的中国人身上、鲜活而富有说服力的改革开放发展史。
流行从穿喇叭裤开始
“1985年，我弟弟去四川做生意，回来时的装扮把我妈气坏了——花衬衫、喇叭裤，还烫了头发。我妈说：‘你看你，屁股绷得紧紧的，像个流氓。’”40岁的刘燕这样回忆那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