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仁不让真君子
古语用“当仁不让”来表示面对施行仁义或者应该做的事就要积极主动地去做，绝不推让。而什么是应该做的事呢？在季老看来，人分为“好人”和“坏人”，对于那些违反原则的事，“好人”是绝对不应该去做的，而若是遇到正义之事或者应该做的事，就一定要表现出积极的态度，需要承担的责任就要勇于承担，绝不推诿。季老一生秉承这种对人对事的态度，活出了人生的最高境界。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史上，“谦让”“礼让”是一个有着丰富传统内涵的道德信条。然而，“谦让”却并不适用于任何事，要看实际情况。在古人的观念中，“谦让”是在名位上的不争，推功及人，又可以称之“君子不争”。而在原则问题上，古人又推崇“当仁不让”。因此可以这样理解，“谦让”是建立在敢于承担责任的基础之上而又不言己功的高尚道德风范。应该自己去做的，就努力把它做好，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人生态度，代表着自身中一种积蓄的创造力，主动地思考和积极地行动会让人在接触事物的过程中扩大自己主观的认知视野，能够让人们在处理好事情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并创造出更大的价值，由此体会到一种安全感、价值感和幸福感。春秋时期，晋国的军队在鞍（今济南市西部）战败齐军，胜利归来。上军副帅士燮是最后一个进入国都的人，他的父亲说：“你不知道我时刻都在盼望你吗？为什么不能早点回来呢？”士燮说：“一般军队凯旋，国内的人们必然要夹道相迎。如果走在前面，就会特别引人注目，这岂不是要代替主帅领受殊荣，抢了主帅的风头吗？因此，我不敢先回来。”父亲听后点点头，对他的做法很赞赏。当举国上下都在庆祝战争的胜利，论功行赏的时候，晋景公对统帅郤克说：“这次我军能够获胜是你的功劳啊！我一定给你大大的奖赏！”郤克却回答说：“其实，这完全是君王的指导和几位将帅的功劳，我并没有做什么。”晋景公又称赞士燮的功劳与郤克同样大，士燮则谦虚地回答说，这完全是因为听从荀庚命令、接受郤克统帅的结果。晋景公又称赞栾书，栾书则说：“这次胜利得益于士燮副帅的英明指挥和士兵的共同努力。”晋国的将帅在名利和功劳面前互相礼让尊重，表现出了一种高贵的品质。晋国百姓因此而受到积极的影响，彼此之间能够和睦共处，几世受益。晋军将领胜利而归，靠自己的勇猛多得胜利，本应是件值得褒奖的事情，但是他们个个谦让互敬，反映了他们不争功利、推功及人的美德，这也是战败齐军的关键所在。老子说：“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意思是说：有功而不自居，正由于不居功，所以功绩不会失去。又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其中凝聚了我们民族深邃的智慧与博大的胸怀。在社会群体中，如果人们彼此之间不能友好相处，而是争权夺利，互不相让，并为此而不择手段，那么社会将因此而充满纷乱、动荡与不稳定。反之，人们若能提高自身的涵养修为，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首先为别人着想一点，懂得换位思考，以礼相待，豁达通透，如此才会形成祥和友爱的社会环境。自古以来，圣人贤士都以“仁义”二字来约束自身，孟子“舍生取义”，文天祥“杀身成仁”，很多人甚至不惜用生命来诠释“仁义”的内涵。“仁”这个字在今天已经扩展为对人类有益的事，能够主动地去做到“仁”，便可称之为“真君子”。抗日战争时期，河北省的一个小县城里出了一个抗日英雄——郝梦龄将军。他的家境十分贫寒，只读了3年私塾就被父亲送到一家杂货店当学徒，因不堪忍受老板虐待投身行伍，后来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壮志悲歌。郝梦龄是河北藁城县人，他青年时投身于军队中，后进入保定军官学校学习。北伐战争时期担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2师的师长，抗战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军长。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郝梦龄主动请求带军队北上抗日，并在临行前偷偷给家人留下遗言：“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经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应该去抗战，应该与敌人拼。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郝梦龄到达石家庄后，指挥第9军和晋绥军第19军、第35军、第61军坚守忻口以北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线的主阵地。战前，他鼓励官兵说：“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哪有官长。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决战前夕，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成功便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既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为国家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10月11日，日军指挥官板垣征四郎指挥日本第5师团，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倾全力向忻口阵地发起猛攻。面对如此强烈的攻势，郝梦龄临危不乱，亲临战争的第一线指挥第9军在日军飞机、大炮轰炸时进行掩蔽，待日军炮火一停，冲上阵地用步兵武器狠狠打击日军，他果断地指挥将士多次与日军展开了白刃肉搏，战况异常惨烈，但将士们都毫无惧色，视死如归。10月12日，南怀化主阵地被日军攻破，第9军与日军在忻口两北、南怀化东北的204高地上展开激烈的拉锯战，一昼夜竟易手13次之多，终于占领了204高地，第9军损失惨重。为了坚守阵地，郝梦龄对阵地上的将士说：“先前我们一团人守这个阵地，现在只剩下一连人还是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这个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一天就不算完。出发之前，我已在家中写下遗嘱，打不败日军绝不生还。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绝不先退。我若是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管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10月15日夜，总司令卫立煌给郝梦龄增派了7个旅，并命令他分三路夹击日军。16日凌晨，郝梦龄对队伍进行了编制后立即率部队对日军阵地发起了又一轮攻击，枪炮声如雷，喊杀声震天，在猛烈的攻势下日军节节败退。第9军乘胜追击日军，混战中，郝梦龄不幸被子弹打中，壮烈牺牲。“仁”的理念是孔子一生所追求的，作为儒家文化的最高的道德准则和人生理想，它影响着中华民族一代代的忠义之士，这不仅是传统文化的回音，也要成为当今社会中人们安身立命之本。只有坚持仁义，做仁义之人，才能成就坦荡荡凛然大丈夫，才能使人格升华，社会才有桃源之和谐。
见义不为非勇士
《论语·为政》中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意思是说，祭祀不应当祭祀的鬼，是求媚；见义不为，是无勇。也就是说，见到合乎道义的事就要勇于去做。这里强调人要有见义勇为的精神，的确，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其中，正直、善良是它的基础，仁爱是它的道德支撑。真正的见义勇为是与功利目的无关的，季老曾就中外的见义勇为行为作过比照，他认为中国的见义勇为是以道德为基础的，人们给弱者以同情，这是他们正义感的体现。而欧洲各国所崇拜的都是强者，他们只对强者有同情，谁有力量，“正义”就在谁那里，所以当弱者采取暴力手段以暴抗暴的时候，他们的见义勇为是偏向于强者的。在中国社会中，见义勇为的行为是平凡中的伟大，是受人尊敬的行为。这种义举与身份、地位、名利无关，只是一种长期文化心理积淀下的无意识行为。中华民族长期受儒、释道文化浸染，逐渐形成以儒家为主导的社会道德规约，对人们的日常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以释道精神为主导的生存态度，引领人们寻求心灵领域的平衡与充盈。儒家文化主张人要谦和好礼、诚信报恩、精忠爱国、克己奉公、见义勇为、乐善好施、尊老爱幼、互帮互爱，这些都以“仁”为核心，以“中庸”为准绳，以“礼”为行为标准，它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根本准则，在千年积淀中逐渐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和价值体系。而释道文化则主张人要注重心性的修养，以适应万事万物的变化运动，如果说儒家讲求的是个体向外界的外求，那么儒释则强调通过修炼自我以实现自身的内求。总之，都是要通过社会本位或人本位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不管是在儒家思想中，还是在释道思想中，见义勇为的精神都是被认可和推崇的。唐代有位著名的禅师叫智舜禅师，他一贯在外云游参禅。有一天，他正在山上的树林中打坐，忽见一个猎人打中一只野鸡，受伤的野鸡逃到禅师座前，禅师便以衣袖掩护着这可怜的小生命。不一会儿，猎人气喘吁吁地跑来向禅师索讨野鸡：“请将我射中的野鸡还给我！”禅师耐着性子，无限慈悲地开导着猎人：“它也是一条生命，放过它吧！”猎人说：“你要知道，那只野鸡可以当我的一盘菜呢！”无论智舜禅师怎样劝解，猎人始终不依不饶地和智舜禅师纠缠，就是不肯放弃野鸡。禅师无法，拿起云游时防身的戒刀，把自己的耳朵割了下来，递到贪婪的猎人面前，并且说：“这两只耳朵够不够抵你的野鸡，你可以拿去做一盘菜了。”猎人大惊，终于觉悟到打猎杀生是件极残忍的事。为了救护生灵，宁愿割舍自己的身体，这正是“但为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的大慈大悲心境。人生在世应以慈悲为怀，杀生是一件极其残忍的事情，佛家主张，人人都应该富有慈悲之心，不应该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伤害他人之上。佛语中有句话如是说：什么才是人生最有价值的呢？那就是爱。把牺牲当做是享受，能够付出爱心的人，永远会感到快乐，而且活得有意义。人生在世何其短，何不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呢？见义勇为就是有意义的事情之一，是一种对别人的奉献，也是一种内心修为的外显。为什么说“见义不为非勇也”呢？因为“见义勇为”包含了三重意义：“义”“勇”“为”，缺一不可，见义不为何勇之有？通过对“义”“勇”“为”的分析就可以正确地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了。首先是“义”，所谓义，就是指应该遵行的道德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对道德与正义有正确的判断，见到合于道义的事，便勇敢地去做。孔子最早提出了“义”的概念，并且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则进一步对其进行了阐释：“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其次是“勇”，即，奋勇、勇敢的意思。这里强调的是有谋之勇，勇敢并不是冒进，它需要与智慧相结合。鲁迅说过：“无谋之勇，非真勇也。”意在强调“勇”的行为应以确保自身安全为前提，尤其是见义勇为的行为应讲究方式、方法，既能帮助别人化解危机，又能保护自己，不做无畏的牺牲。最后是“为”，指的是行动。经过以上两点道德和智力上的准备，最后要做的就是“为”了，要不要“为”，怎样“为”，如何“为”，是与前两点紧密结合的，同时，“为”而不为名利才是高境界。如果有目的地去“为”，就会失于真诚而变为作秀了。因此，“义”“勇”“为”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因为过分强调某一方面而有失偏颇。见义勇为精神在当今社会已经与“以人为本”的思想紧密结合，不仅仅是对道德素质的要求，而且也是对人的智慧和成熟度的考验。
用生命去维护正义
季老在《论正义》一文中这样写过：“中国人因为世故太深，所以弄到‘各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有时候不敢公然出来替一个弱者说话；但他们心里却仍然给弱者表同情。这就是他们的正义感。”也许，人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正义感，但是真正遇到非正义的事情，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挺身而出去维护正义的，中国自古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说的是面对正义，应该用生命去维护。对每个人来说，生命是最可贵的，然而在一些人心中，有另一种财富，它在他们的心中与生命的地位是不相上下的，那就是正义。人的生命固然可贵，但人的生命是为了实现价值，维护正义也是生命价值的一种体现。所以，生与义之间，生的舍去，而换取义是一种高尚的境界。在对待生于死、利与义的问题上，两千多年前的大思想家孟子曾说过：“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从此，舍生取义成为古往今来亿万中国人积极进取、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柱；作为一种进步的人生观被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当做衡量人生价值的道德准则。这种民族精神具有巨大的历史延续性和时空承接性，几千年来一直被看做是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舍生取义是死者用生命换取一个民族整体的根本利益，因而具有最珍贵的价值。所以，我们关怀生命，并不是主张苟且偷生，而是主张见义勇为，宣扬“重于泰山”的死的高尚精神。有时候，并不是非要牺牲生命才算取得了“义”，关键在于是否能为民族大义而具有一种勇于献身的精神。刘翊是东汉颍阴人，为人非常重义气、讲信用，经常救济他人而不求回报。有一次他在汝南旅行，路上遇到一辆坏在道路中间的车，原来是陈国一个叫张季礼的人要到远方赶赴丧礼，不料车子出了意外，坏在半途，所以停在路上不得前行。刘翊见状，立即下车，将自己的车让给了张季礼，没有说自己的名字就骑马走了。张季礼猜想他可能就是民间广为传颂的那位重德重义的刘翊。办完事后，张季礼专程来到颍阴，想要将车子还给刘翊，可刘翊知道后说什么也不收，一再说这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汉献帝迁都西京后，刘翊被举荐做计掾，后来因为立了功又被皇帝特地下诏任命为议郎，调任陈留太守。接到任命后，他将手上持有的珍宝全部分给了下人，自己仅留下车马就轻装赴任去了。出了函谷关几百里地的时候，刘翊发现一位士大夫病死在路旁，于是就用自己的马换了一副棺材，脱下自己的衣服将死者收殓了。走了一段路后又遇到一位旧识因流离失所而又饿又窘困，刘翊不忍心置他于不顾，便将仅有的牛又杀了，以帮助这人摆脱眼前的困境。大家见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了别人而几乎倾家荡产，这次把仅有的牛也杀了，都曾劝阻他，但刘翊却说：“见死不救，这可不是大丈夫所为。”一无所有的他继续赶往任上，但却因为一无银两，二无食物，自己也陷入困境，终于在几天之后支撑不住，饥饿而死。在人危难之时能够无私地出手相助，即使失去性命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古老文明中所讲的“舍生取义”精神。在今天的和平环境中，虽然不会要人们去牺牲生命，但“舍生取义”的精神却并未离我们远去。如今，“舍生取义”已经更多地成了一种自我约束，追求精神上饱满的一种方式。“舍生”已不再是要人去舍弃生命那么严重，更多的是指舍弃与生命同等重要的个人利益。“取义”也已不限于正义，而是扩展为包括正义在内的一切“大义”。这种意义上的舍生取义，虽不再像先前的烈士那般悲壮，却也是不可低估的一种善的力量。人是需要信仰的，对生活的信仰、事业的信仰、为人处世的信仰。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坚持自己心中的“大义”，又有什么不能舍弃呢？但是，在“舍生”之前，要做的是必须弄清楚针对自己的“义”指的是哪方面，并且在任何时候都坚定不移地坚守自己对于“义”的信仰，只有在此时才能达到忘我的境界。要坚守信仰需要付出代价，能坚守信仰、坚守“大义”的人，是值得尊敬的人，是应该为之喝彩的。随风飘荡的船永远找不到自己的陆地，我们需要指南针，这个指南针即自己的信仰、自己的大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大义”，把它放到最高的位置，如同达摩之剑悬于头顶，顶礼膜拜，时刻提醒自己要规范行为和人生发展的方向。一切正义，一切发自内心的“大义”，都值得用生命去坚守、去维护。坚持了“大义”这个信仰，我们才能“舍身”，也就是达到忘我。能够忘我的人必定是成功之人，因为他能为了“大义”忘记自己承受的痛苦，忘记所有压力以及一切流言飞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