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中国期货发展历程
中国期货诞生伊始就经历了一个无序发展的阶段。各种各样的产品都迅速进入了期货市场，交易所也是遍地开花，可以说期货市场是热闹非凡。但是，这一切只在圈子之内，外部的人知之甚少，理解的人更是寥若晨星。期货行业内部打翻了天也是圈内的事，至于期货业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功能也只有少数理论家心中明白。老百姓不懂，只凭着街谈巷议的小道消息，便认为“期货即欺货”；政府官员不知情，只凭着零星的报告知道了期货行业容易出事而没什么发挥功能的“事实”；而一些风险投机者，胆大妄为，在期货市场上兴风作浪，操控期货市场，以为天下之大，能懂期货、管期货者几人？混乱而缺乏监督的期货行业曾一步步低迷，差点到了被彻底关闭的地步。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对原材料的需求越来越大，对世界原材料价格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我国期货业从治理整顿到规范发展，行业的话语权越来越多。
对于中国期货市场来说，2004年是不平凡的一年。6月1日，棉花期货在郑州商品交易所上市；8月25日，燃料油期货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推出；9月22日，玉米期货在大连商品交易所重出江湖。10月底上海交易所管理层透露，证券指数期货和利率期货早已做好准备，只等监管部门一声令下即可开张交易。沉寂了八年之后，中国期货市场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就迎来了三大交易品种，这标志着近年来一直困扰市场的品种少、规模小的“瓶颈”已被打破，这也是中国期货市场空前的突破。另外，即将推出的指数和利率期货，将是落实“国九条”的又一得力举措，这将进一步推进国内期货业和金融业的迅速发展。
经历了从有限试点到高歌猛进，从盲目发展到治理整顿，从恢复性增长到稳步规范发展的曲折历程，中国期货市场正在上演一出V型反转行情。下列这组数据的变化详细记录了期市恢复性发展的历程：
1993年，刚刚起步的中国期货市场总成交额为5521.99亿元。
1994年，这一数字就迅速增大到31601.41亿元。
1995年，中国期货市场突然爆炸性“繁荣”起来，全年成交金额首次超过10万亿元。
然而，好景不长如昙花一现，时隔不久，市场即为它前期的疯狂付出了代价，反映在成交量的变化上就是：1995年之后期货市场的总成交额呈现迅速下降态势。到2000年更是下降到16082亿元的成交量。
走进新世纪的2001年，中国期货市场终于否极泰来。这一年的期货市场，在中国期货史上留下了极不平凡的一页：这一年，《期货交易所、期货经营机构信息技术管理规范》、《中国期货业协会章程》等规章制度相继颁布发行，为期货市场的规范有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特别是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把“稳步发展期货市场”写入“十五”计划纲要，更标志着中国期货市场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这一年，全国期货交易市场出现了恢复性的增长，交易额突破3万亿元。此后，期货市场进入了稳步增长和普遍活跃时期，反映在交易额上，2003年全年总成交额重新冲过10万亿元大关，达到108396.59亿元。而在2004年，仅仅1～8月，在不到三个季度里，总成交额就已突破了10万亿元，达到107463亿元，再次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10万亿元意味着什么？2003年、2004年，这两年连续两个10万亿与1995年的10万亿相比，同样的数字，反应出来的本质却迥然不同。
在中国的期货史上，行情最好的时候，与之相伴的恰恰不是市场的良性发展，与大的单边行情随之相伴的总是一些后果极为严重的违规事件，如1995年327国债期货、海南咖啡事件等。
但目前监管水平已有明显提高，市场制度建设亦逐步完善。尽管市场仍然存在着较大波幅，但无论是经纪公司还是交易品种，都还没有出现大的风波。期货市场的认同度也得到不断提升。截至2003年，开户数已达到20万户，保证金数额接近200亿元。这次10万亿的成交额是在全国只有3家交易所、100多家期货公司的情况下完成的。而1995年有13家交易所、300多家经纪公司，市场之混乱可想而知，这一数字的对比，更多地反映出期货市场的内生性增长要求。
期货市场的火爆，也让各层次的参与者真切地体会到了期货的价格发现、规避风险等作用。调查显示，从事大豆、小麦、铜和橡胶等生产、加工、流通的那些骨干企业，约90%左右都参与了期货市场的运作，“套期保值”已成为他们基本的经营方式和理念，并由此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提高了经济效益。而棉花、玉米等新品种的上市，不仅会使企业和市场投资者更广泛、更深地参与期货交易，而且能有效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增加收入。
此外，由于期货能够对进入市场的产品及其产业供求关系进行量化分析，并能获得国际市场的商品定价权，因此，它也为国家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带来了新的理念。例如，上海期交所已经成为全球铜的三大定价中心之一、亚洲铜定价中心。对此，上海期货交易所副总经理胡政曾表示，铜已经成为我国工业产品中最为成熟的上市品种之一，1995年已经成为国家定价依据。我国铜业活跃起来的重要因素，就是期货市场为它们提供了把握预期、化解风险和融入国际市场的渠道。
毋庸讳言，目前我国的期货市场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仍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如何解决专业性的“贵族投资”到“平民”普及，如何协调期货与现货行业协会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建立经纪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和预警制度等等。但毫无疑问，当前期货市场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从1988年时任总理的李鹏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探索期货交易”开始，到2004年发布的“国九条”，我国期货市场终于结束了长期争论，确立了它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应有的地位。
另外，面对经济全球化，中国的期货市场迫切需要融入全球市场，“请进来、走出去”，逐步走向双向开放，是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大势所趋。随着我国期货市场的蓬勃发展，中国必将成为全世界的期货定价中心。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来讲，亚洲真正具有增长潜力的就是中国，未来中国将会长期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具备的条件。在这样的前提下，许多加工制造业的中心都会向中国转移，中国理所当然会成为一些大宗商品、金融商品的定价中心，因为生产、贸易、金融是紧密相联的。以人民币为基础的股指期货、外汇期货、利率期货的定价中心肯定在中国，中国将会成为继欧美之后的又一个经济中心。从历史上看也是如此，谁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心，谁就会成为大宗商品和金融商品的定价中心。
1987年的股市崩盘
同所有衍生的金融工具一样，风险总是与机遇并相存在，股指期货也是一把“双刃剑”，既有让投资者获利的可能，又有着很高的风险性，关键在于投资者如何把握。
在1987年10月股市突发灾难之前，人们对股指期货市场的评价都是积极肯定的，很少有人怀疑过股指期货在规避股市风险以及促进股市健康发展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但是，从1987年9月下旬起，美国股市在经历了连续保持了9个月的大牛市后开始下滑。至10月19日，道·琼斯指数猛降23%，创出了华尔街单日跌幅最高纪录，史称“黑色星期一”。无独有偶，世界各地的股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现象，澳大利亚股市下跌41.8%、中国香港下跌45.8%、日本下跌12.8%、新加坡下跌42.2%、英国下跌26.4%。这就是1987年的世界股市崩盘。事后，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均对崩盘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
美国政府的《Brady报告》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报告，将这一崩盘归罪于股指期货，以及由此带来的指数套利行为对股市的负面影响。这两个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表明：指数套利交易的比例，占到10月19日S&；P股票交易量的20%以上，而且该比例超过60%的那10分钟正是股价下跌最剧烈的时段。报告还指出，股指期货价格的狂猛下跌使投资者产生了股票现货市场也将下跌的心理预期，从而加剧了股市的抛售。但也有很多市场人士持不同看法，将股市崩盘归因于指数套利交易的证据环节太薄弱。持这种观点的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米勒主持的《CME报告》、美国期货主管单位的《CFTC报告》、美国国会的《GAO报告》等。在所有的驳斥股指期货交易引发崩盘的论据当中，要属罗尔的报告最为有力。该报告指出：1987年股市崩盘是波及全球的普遍现象，就算是没有股指期货的国家也一样劫数难逃；有指数套利交易的5个国家平均跌幅为21%，比其他国家28%的水平还略低一点。
从这可以看出，股指期货交易不仅没有助长股市的下跌，反而有效减少了股市波动。此后的若干年当中，不少学者对股价波动和股指期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长期的跟踪探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1987年股市崩盘并不是由股指期货交易引发的，股指期货交易不仅没有增加股市的波动性，反而还增加了股市的稳定性。最后的结论是，只要机制适当，股指期货完全可以起到兴利抑弊，对股票现货市场的发展发挥积极因素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