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一直固执地认为，追求知识的旅途上有三种境界：第一种，把获得知识仅仅当作获取谋生手段的一种交换，这是最低级的求知境界，因为它完全忽略了知识的精神价值；第二种，把获得知识当成解释与说明世界的一种工具，以此获得内心的满足感与荣誉感，这个层次的求知之旅考虑到知识的精神价值；第三种，把追求知识的过程当成寻找真理的过程，这个层次的求知之旅制造意义，也享受意义，它赋予生命以色彩，使存在本身从被遮蔽中绽放出来，这个阶段关涉个体的自由与解放。这世间追求知识的人大多徘徊在第一、第二阶段，鲜有把追求真理当成求知的最终归宿。中国儒家文化尤其强调第一、第二层面。一旦求知获得的物质收益不理想的时候，就抱怨读书无用。当下大学里流行的各种考证热无不与此有关，遗憾的是很少有人去关注知识对于精神生活的满足。大学不应该沦落为职业技术培训所，它更应该培养学生一种眺望未来的眼界，可惜这也是中国教育最失败的地方。即便回到世俗层面，获得知识的过程也具有双重收益：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私人收益好理解，即由于我们获得了知识，拥有了一技之长，我们以此安身立命，并获得体面的生活。所谓知识的社会收益是指，在更多的人去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随之提高，社会变得更有秩序，更安全，道德基准线也快速提升，良好的社会环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收益与福祉，这就相当于公众拥有知识带来的社会收益，究其原因，这是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造成的结果。笔者课堂上曾对学生们说，交大校园里有几万名精力充沛的年轻人，然而，这里却很少有打架事件发生，为何会如此？皆因这里的年轻人都是有知识的人，由于拥有知识，这里成了最安全的地方。亚里士多德曾说：无知即罪恶。笔者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多年前曾提出一个推论：知识梯度高的地方，道德水准与社会秩序也会更好。
如果仅把获得知识的过程看成个人的投资行为，那么，坦率地说，这种投资也是划算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早已证明：投资于教育是一项边际收益递增的事业，这是其他行业所不具备的。如今，这个观点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再有，先不论学习知识的私人收益状况如何（平均私人收益率偏低与制度安排有关），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不学习知识，连市场都无法进入，马上会被社会无情淘汰，这是知识经济时代进入市场的基本门槛，有谁可以抵挡时代滚滚向前的车轮？这里显然已经不是读书有用与无用的伪问题，而是事关个体生存还是毁灭的重大抉择问题。
4.民主事关体面社会的福祉与尊严
民主（Democracy）是一种历史非常久远的社会治理模式，至少从古希腊苏格拉底时代算起，到今天已有2500年的历史了。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的理想模式，它的理念与范式早已经被人类历史的实践证明是一种有尊严的社会治理模式，时至今日仍然散发着勃勃生机。反观历史上曾存在过的其他很多社会治理理念与模型大多如昙花一现般被历史抛弃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能够战胜时间的事物才可以被称作永恒。就目前人类的认知而言，民主是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治理模式，它与人类的存在状态保持一种内在的契合关系，换言之，只有在民主的治理模式下，人的价值才能得到捍卫，城邦或者国家才能真正践行正义的美德，基于此形成的社会才是体面的社会。其实，关于这点，各类人群大多早已心知肚明，只不过因为一己之私利，刻意掩饰而已。因而我们会见到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任何一个社会无论处于何种真实状态，都要借用民主的称号来为自己的权力寻找合法性，毕竟在全球化时代，再也无法炮制君权神授的把戏了。暂且不论真民主也好，还是假民主也罢，我们总要搞清楚民主与个体的存在状态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只有基于此，我们才能从观念层面确立社会治理模式的进步纲领，同时，也才能真正厘清拥护民主与反对民主的人群的差异到底在什么地方，以及两者在心灵深处达成共识的边界条件。那么，民主作为思想史上的一个进步纲领，它到底与我们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发生着怎样的联系呢？
4.1 民主是一种普遍性的福祉
即便按照通俗的说法，民主的核心要素包括“民有、民享与民治”三个层面，其中前两个层面都与经济分配有关，而这点与整个社会中的所有人的福祉有关。换言之，民主机制保证了分配的公平与正义，这点恰恰符合美国哲学家罗尔斯提出的两个正义原则，即自由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和机会公平原则。民主的核心要义在于自由平等原则，只有在这个正义原则之下，分配才有可能是公平的。简单地说，在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下，分配的模式是完全不同的。回顾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目前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公众的满意度并没有随之提高，反而是民间的不满情绪在快速增加，究其原因，问题出在经济分配模式的不民主，导致在整个社会日益繁荣的同时，个体却呈现出日益相对贫困化的悖论。贫富差距的飞速扩大化已经由隐性存在向显性存在快速转化。这一切都意味着，由于民主的缺席，已经造成公众在经济分配上的巨大不平等。不平等会带来两种后果：其一，生活质量的降低与生活状态的恶化；其二，直接导致个体内在的幸福感、安全感与自尊的丧失，以及心灵上的被侮辱与被伤害的感觉。在所有的这些伤害中，经济不平等具有优先性，毕竟这是最直接的显而易见的伤害，每个人都要生活，都要遭遇这些，没有人可以回避。那么由于民主的缺席，在场的个体是通过怎样的存在链条遭遇到这些伤害的呢？
所有经济分配的不平等都是由政策决定的。在民主机制缺席或者乏力的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往往喜欢采用强制性政策工具，最大程度上占有政策的预期收益，在政策收益确定的情况下，结果必然是留给公众的收益被肆意侵占。曾有经济学家放言：工资收入的边界以从业者不造反为底线，这实在是赤裸裸的侮辱与伤害。当代的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早已显示：当革命的收益大于当下的收益的时候，革命就会变得很有吸引力，并可能以摧毁一切的方式发生，并把革命的成本让目前的既得利益集团来承担，因此采取底线分配政策实在是不明智的选择。众所周知，在这种分配模式下，留给公众的收益仅够维持简单再生产，劳动者就被彻底锁定在劳动上，这也就是马克思170年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的人的异化问题。在这种状态下，人不仅在经济上被伤害，而且还被锁定在劳动上，这也就意味着个体自由的丧失。看看当下，有多少人不敢生病，不敢生孩子，不敢丢掉工作，甚至不敢休息，我们已经被一根无形的锁链牢牢地锁定在工作上，而工作的所得仅够维持个体的简单再生产，这种状况让人如何能够不反感呢？这种状态扼杀了所有人的激情、梦想还有希望，毕竟人活着不仅仅为了吃饭，人还有对自由的渴望。但是在民主缺席的背景下，分配上的经济不平等是必然的结果。那么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还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对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推论：经济的不平等程度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堕落程度呈高度的正相关性。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1908～1970）曾在1943年提出了人类需求的五层次金字塔理论，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求、尊重的需求与自我实现的需求。生理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与本能有关。马斯洛的模型很有启发意义，当个体通过工作仅仅满足生理需求（相当于简单再生产）时，社会的道德水准一定很低，毕竟活着是第一要务；随着需求层级的提升，道德水准的地平线才会逐渐浮出水面。由此我们可以自然引申出一个推论：当整个社会的经济分配维持在简单再生产层面的时候，是无法进入文明轨道的，这时流行的准则是弱肉强食与不择手段。所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曾说过一句名言：资本主义是道德文明要求比较高的社会。其深意就在于此！因此，联想到笔者多年前曾说过一句被广泛质疑的话：我从来不相信贫穷落后地区会民风淳朴，道德高尚。其原因也在于此，诚如古人管子所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反观当下各种社会失范现象的大范围蔓延，经济分配不平等是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一个社会如果总是刻意把人们锁定在为生计奔波的状态，那么这个社会是不道德的，也违背了作为城邦第一美德的正义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民主，经济不平等的矛盾就无从解决，所有的人都是潜在或显在的受害者。因此，民主机制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一种普遍性的福祉，也是文明的坚定捍卫者。
4.2 民主是体面社会的基础与个人尊严的捍卫者
民主能够保证与个体心灵生活有关的声望与尊严等价值得到公平分配，个体通过其能力获得正确的承认，实现自我认同，并明确意识到自己成为一个人类价值共同体中的一员，有责任参与社会秩序的建构。反之，错误的承认既能阻碍再分配，又能使不正义永久化。如果说经济不平等是可见的伤害，那么事关每个人尊严的身份扭曲承认则是对个体心灵的不可见伤害，它比前者更难治愈。民主机制可以有效地消除对个体身份的扭曲承认，最大程度上消除制度化带来的身份差异的区分，从而能有效地保证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反之，如果缺乏民主机制，就会造成个体身份的扭曲承认与自我认同的危机，并加剧一种很难根除的制度性侮辱境遇的蔓延与扩散。反观当下中国社会中的流行语，如屁民、屌丝与官二代、富二代等的对立，除了无奈的自嘲之外，更多的是对自身存在状态以及身份的不满与反抗。而反抗的希望被寄托在空间狭小与路径晦暗不明的所谓“逆袭”上，在没有坚实的正义原则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合的状况下，逆袭几乎就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成年人的白日梦。只有当个人的身份与自我认同感回归到正常的承认轨道上的时候，这个社会才能真正从一个异质化的社会向同质化的社会转型，也才能真正消除社会群体心中日益固化的精神断裂。我们之所以渴望这种转型的实现，是因为异质化的社会是一个不断增生冲突与抬高交易成本的社会，在这种处境下，每个人的存在状态都会变差，利益最终都会受损；而一个同质化的社会则会消除这种内在的矛盾与紧张，从而达成群体的精神和解，最终走向社会的内在和谐。在这点上，哲学家莱布尼茨的说法是正确的，即看不见的和谐远比看得见的和谐更重要。但这个目标的实现时刻离不开民主机制的保驾护航，否则就沦落为某些人裹挟私心的兜售乌托邦的游戏。那些被过度包装的乌托邦总是允诺要把人间变成天堂，而结果最终都变成了人间地狱。
在简单分析身份扭曲的社会意义之前，不妨检视一下当下中国社会的身份状态的划分，或许更能凸显问题的严重性。比如当下流行的“公仆”与“主人翁”的身份划分，这是政治不平等造成的身份扭曲的典型案例。制度设计之初，原本想就一种虚假的不平等掩盖一种真实的不平等，这也是迎合传统儒家的入世文化之官本位理念的一种反动，即通过有意地压低名义上的身份地位，实则捍卫实际上的高位及超额收益。这种策略发展到今天几乎成为一种反讽：公仆们的超级收益以及高高在上的特权地位与身份，已经再也无法遮掩，只好撕破伪装公开悍然蔑视作为主人的“贱民”。没有民主的制约机制，这种格局无法改变，作为卑微的个体所能做的只有改变自己，因此，我们见证了每年数以百万的大学生争相报考公务员的宏大场面，这种热潮背后已然揭示出扭曲的身份承认机制所带来的恶果。客观地说，这个虚假划分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那么这种制度化的身份扭曲承认机制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带来两个后果：其一，个人尊严受到侮辱与伤害；其二，疏离化的社会与丛林原则的常态化，导致整个社会离文明越来越远，最后滑入非体面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