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坦荡到阴暗
今人常说“程朱理学”，朱即朱熹，程即程颢、程颐兄弟，都是北宋时代的大儒。下面是一则对于理学家来说非常有象征意义的故事：
二程一日赴某士大夫家宴会，座中有两位歌妓（即今日的三陪女郎）劝酒，程颐一见，立刻拂袖而去，程颢则仍与众宾客尽欢而散。次日二程见面，谈到昨日之事，程颐犹有怒色，程颢却笑道：我昨日在那里，座中有妓，心中原本无妓；你今日在这里，斋中无妓，心中却还有妓。程颐不觉愧服。
在文学上，这个故事给后人留下了“大程心中无妓”的典故。但是这个故事的意义，并不在于说明那位首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程颐之严于律己，或程颢之处世圆通，而在于开始以一种道学的眼光、一种禁欲主义的标准来看待男女关系和性。因为在唐宋时代，歌妓劝酒娱客、演唱助兴，在官员和士大夫中原是极为普遍之事，参加这样的宴会本来不会招致任何道德方面的非议。
在这方面朱熹也大有“贡献”。例如，他有一部《诗集传》，是通过为《诗经》作注的形式阐发他自己的道学观点的。可是《诗经》这部连朱熹自己也相信是经过孔子删定的儒家经典中，竟然有至少22篇——都是优美的爱情诗歌——被朱熹斥为“淫奔之辞”。对于《郑风》中那些反映女子追求男子的篇章，朱熹更是深恶痛绝，斥之为“女惑男”，是“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汉唐时代坦荡开放的性观念，在道学家们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是难以容忍的，故有“脏唐臭汉”之说。
理学在宋代的兴起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宋儒鼓吹的理论也有多方面的内容，但是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要点之一，就是对“男女大防之礼教”的大力提倡。此后这些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封建集权统治者又动用行政手段来加以鼓励，比如明太祖下诏：“民间寡妇，三十以前亡夫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这就不仅有精神鼓励，而且直接对家庭产生经济利益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道学家逐渐成功地将这样一套观念强加给中国人，那就是：女子必须从一而终，否则就是下贱而可耻的；男女之间的性爱是丑恶的，除了传宗接代不得已而行之，应该尽量压抑、回避和谴责性爱。之所以说这套观念是被强加的，是因为大部分人并非由衷地接受这套观念——这套观念根本就是反人性的，要大部分人由衷接受是不可能的。人们只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不敢公开表示反对而已。
对于这套禁欲主义的道学观念，既不敢表示反对，又不愿意接受和实行，那么出路何在？当然只剩下一条路，就是虚伪——表面上赞成、甚至大力鼓吹禁欲主义的道德标准，行动上则照样追求和享受性爱、欣赏乃至创作色情文艺作品、甚至嫖娼狎妓。好几百年以来，许许多多中国人就是这样生活的。正是这种禁欲主义的舆论和虚伪的传统，普遍造成了人们阴暗而病态的性观念。
20世纪的震荡
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走向穷途末路，中国人经历了欧风美雨的冲击，性观念开始发生剧烈变化。这种变化在都市人群中表现最为明显。
都市生活的展开，新式教育的兴起，使得男女之间必须发生频繁的交往，“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光景再难重现。许多男女抛弃了女子从一而终的旧道德观念。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为了逃避父母包办的婚姻而离家出走，是二十世纪初期经常发生的故事。这些青年通过自由恋爱寻找他们自己的爱人。
与上述现象相呼应的，是一部分文化人，在反封建的大旗之下，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自己的言行成为在性观念方面改革开放的先锋。例如鲁迅和郭沫若都有不止一次的婚姻，有的放到今天来看，也不无可议之处，甚至是不合法的。新旧交替之际，人们一时无所适从，有时也就容忍了某些过激之举。
这一时期还有更为过激的行动，足以考验今日中国人的想象力。例如，1927年，在武汉曾举行过裸体游行，口号是“打破羞耻”，另一说是为了欢呼北伐胜利。两次这样的游行被当时的某报诋为“为世界人类开中国从来未有之奇观”、“真不异百鬼昼行之世界”。周作人表示不太相信真有此事，又说即使真有，“也只是几个谬人的行为，没有多少意思，用不着怎么大惊小怪”。又如那时激进的青年人还搞“天体（即裸体）运动”和自由同居。这些行为自然遭到卫道之士的痛斥，也不可能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同。
随着西方现代性学知识的传入，为了让性学取得科学的“身份”，并且成为可以进行研究的学问，先行者曾作过代价惨重的尝试。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当推原北京大学教授、留法哲学博士张竞生。张竞生提倡节育、发表“爱情的四项定则（爱情有条件、爱情可比较、爱情可变迁、夫妻为朋友之一种）”时，社会尚能容忍；等到他编辑出版了《性史》一书，却立刻成为千夫所指，连最能容人的北大也容不得他了。张竞生当时任北大“风俗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该委员会当时搜集民间淫秽歌谣并编辑出版以供研究，未曾招来什么物议；张竞生认为性风俗也在应该研究之列，故有《性史》之作，不料物议沸腾，几乎所有当时激进的、以反封建名世的新派学者都不能接受他的作法，更不用说保守派了。
《性史》初版仅印1000册，张竞生作序，书中收有“一轲女士”的《我的性经历》、“小江平”（金满成）《初次的性交》等数篇文章。“一轲女士”即张竞生当时的夫人褚问鹃。《性史》问世之后，不法商人仿冒出版其所谓“续集”至十集之多。张竞生为此付出了身败名裂的代价。尽管他一再说明、辩解乃至忏悔，却长期不能得到世人的谅解。他所讲论的“第三种水”，原是指女性在性交过程中达到快感高潮时射出的爱液，本意在说明性爱技巧之重要，也长期蒙受“淫秽”恶名。
1949年之后，本来有着提倡更为健康、更为科学的性观念的极好契机，可惜因左的观念——反映在性的方面就是禁欲主义的观念——日渐盛行，局面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向封建道学家们的理想境界回归。改革开放之后，这才拨乱反正，性观念的发展重新走上正确轨道。不过几十年的折腾，后果极为严重，我们仍然不得不在极低的水平上重新起步，这只要看一看下面的一个例子就不难领会：
从90年代起，国内一些大城市的广播电台开始播出有关性知识的夜间成人节目，如“悄悄话”、“夜半私语”、“今夜不设防”之类。绝大部分人都认为这在中国是改革开放后的新产物，笔者起先也是这样认为的。然而最近因偶然的机会，才发现原来早在30年代的上海，那时的电台广播中已经有了这样的节目，题为“夫妇之道”；而且还出版了与这一节目相配合的书，观其内容，实与今日的节目大同小异！
但是近年来中国人在性观念、性心理方面的进步，毕竟是非常迅速的、是能够令人满意的。对此我们也举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例子来帮助理解∶1988年，北京自然博物馆曾筹办“人之由来”展览，却因上级领导的意见而受阻，据当时《光明日报》的报道，领导的意见共三条，其中两条是∶一、一张两性拥抱的照片必须拿掉；二、在从猿到人的过程中，必须写上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了人”这句话。从中不难窥见八十年代某些领导对性的看法之一斑。而到了1994年底，同样是在北京举办的“1994全国性健康教育展览会”，情况却有了惊人的改观，1994年11月20日的《科技日报》有如下报道∶
1994全国性健康教育展览会在开展44天之后，于11月10日圆满闭幕。说其圆满，首先是展览会没有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道德指责，其次展览期间一切没出什么问题，顺顺利利。
这次展览会的举办是成功的。能够……将与性有关的400多幅照片、107块专版及30盘录像公开展出播放，能够让有“性交姿势与体位”、“如何正确对待手淫”、“女性性敏感区——G点”等内容的图文展版堂而皇之地挂在展厅，这本身就说明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展览期间，有7万人主动来接受健康的性教育，有1100多人勇敢地坐在咨询专家的对面，探寻自己平时绝难开口的性问题。
与6年前的事两相对比，反差何等明显——连性交姿势与体位、G点之类都可以介绍，连录像都可以播放，6年前却为了一幅两性拥抱的照片就不能开展。短短6年，“弹指一挥间”耳，中国人在性观念方面的进步是多么迅速。而且，这次展览是由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部、全国科协等九家单位联合举办的，是国内第一次由官方举办的性知识展览，其意义自然非同小可。
如今又已经过去了将近10年，就总体而言，目前中国人在性观念方面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冲破禁区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开放的问题，而是开放不够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科学化、合理化和人性化的问题。
为了让我们能够享受健康、坦荡、明快的性，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