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性感:一种文化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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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让我们享受健康、坦荡、明快的性(3)

从坦荡到阴暗

今人常说“程朱理学”,朱即朱熹,程即程颢、程颐兄弟,都是北宋时代的大儒。下面是一则对于理学家来说非常有象征意义的故事:

二程一日赴某士大夫家宴会,座中有两位歌妓(即今日的三陪女郎)劝酒,程颐一见,立刻拂袖而去,程颢则仍与众宾客尽欢而散。次日二程见面,谈到昨日之事,程颐犹有怒色,程颢却笑道:我昨日在那里,座中有妓,心中原本无妓;你今日在这里,斋中无妓,心中却还有妓。程颐不觉愧服。

在文学上,这个故事给后人留下了“大程心中无妓”的典故。但是这个故事的意义,并不在于说明那位首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程颐之严于律己,或程颢之处世圆通,而在于开始以一种道学的眼光、一种禁欲主义的标准来看待男女关系和性。因为在唐宋时代,歌妓劝酒娱客、演唱助兴,在官员和士大夫中原是极为普遍之事,参加这样的宴会本来不会招致任何道德方面的非议。

在这方面朱熹也大有“贡献”。例如,他有一部《诗集传》,是通过为《诗经》作注的形式阐发他自己的道学观点的。可是《诗经》这部连朱熹自己也相信是经过孔子删定的儒家经典中,竟然有至少22篇——都是优美的爱情诗歌——被朱熹斥为“淫奔之辞”。对于《郑风》中那些反映女子追求男子的篇章,朱熹更是深恶痛绝,斥之为“女惑男”,是“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汉唐时代坦荡开放的性观念,在道学家们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是难以容忍的,故有“脏唐臭汉”之说。

理学在宋代的兴起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宋儒鼓吹的理论也有多方面的内容,但是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要点之一,就是对“男女大防之礼教”的大力提倡。此后这些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封建集权统治者又动用行政手段来加以鼓励,比如明太祖下诏:“民间寡妇,三十以前亡夫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这就不仅有精神鼓励,而且直接对家庭产生经济利益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道学家逐渐成功地将这样一套观念强加给中国人,那就是:女子必须从一而终,否则就是下贱而可耻的;男女之间的性爱是丑恶的,除了传宗接代不得已而行之,应该尽量压抑、回避和谴责性爱。之所以说这套观念是被强加的,是因为大部分人并非由衷地接受这套观念——这套观念根本就是反人性的,要大部分人由衷接受是不可能的。人们只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不敢公开表示反对而已。

对于这套禁欲主义的道学观念,既不敢表示反对,又不愿意接受和实行,那么出路何在?当然只剩下一条路,就是虚伪——表面上赞成、甚至大力鼓吹禁欲主义的道德标准,行动上则照样追求和享受性爱、欣赏乃至创作色情文艺作品、甚至嫖娼狎妓。好几百年以来,许许多多中国人就是这样生活的。正是这种禁欲主义的舆论和虚伪的传统,普遍造成了人们阴暗而病态的性观念。

20世纪的震荡

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走向穷途末路,中国人经历了欧风美雨的冲击,性观念开始发生剧烈变化。这种变化在都市人群中表现最为明显。

都市生活的展开,新式教育的兴起,使得男女之间必须发生频繁的交往,“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光景再难重现。许多男女抛弃了女子从一而终的旧道德观念。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为了逃避父母包办的婚姻而离家出走,是二十世纪初期经常发生的故事。这些青年通过自由恋爱寻找他们自己的爱人。

与上述现象相呼应的,是一部分文化人,在反封建的大旗之下,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自己的言行成为在性观念方面改革开放的先锋。例如鲁迅和郭沫若都有不止一次的婚姻,有的放到今天来看,也不无可议之处,甚至是不合法的。新旧交替之际,人们一时无所适从,有时也就容忍了某些过激之举。

这一时期还有更为过激的行动,足以考验今日中国人的想象力。例如,1927年,在武汉曾举行过裸体游行,口号是“打破羞耻”,另一说是为了欢呼北伐胜利。两次这样的游行被当时的某报诋为“为世界人类开中国从来未有之奇观”、“真不异百鬼昼行之世界”。周作人表示不太相信真有此事,又说即使真有,“也只是几个谬人的行为,没有多少意思,用不着怎么大惊小怪”。又如那时激进的青年人还搞“天体(即裸体)运动”和自由同居。这些行为自然遭到卫道之士的痛斥,也不可能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同。

随着西方现代性学知识的传入,为了让性学取得科学的“身份”,并且成为可以进行研究的学问,先行者曾作过代价惨重的尝试。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当推原北京大学教授、留法哲学博士张竞生。张竞生提倡节育、发表“爱情的四项定则(爱情有条件、爱情可比较、爱情可变迁、夫妻为朋友之一种)”时,社会尚能容忍;等到他编辑出版了《性史》一书,却立刻成为千夫所指,连最能容人的北大也容不得他了。张竞生当时任北大“风俗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该委员会当时搜集民间淫秽歌谣并编辑出版以供研究,未曾招来什么物议;张竞生认为性风俗也在应该研究之列,故有《性史》之作,不料物议沸腾,几乎所有当时激进的、以反封建名世的新派学者都不能接受他的作法,更不用说保守派了。

《性史》初版仅印1000册,张竞生作序,书中收有“一轲女士”的《我的性经历》、“小江平”(金满成)《初次的性交》等数篇文章。“一轲女士”即张竞生当时的夫人褚问鹃。《性史》问世之后,不法商人仿冒出版其所谓“续集”至十集之多。张竞生为此付出了身败名裂的代价。尽管他一再说明、辩解乃至忏悔,却长期不能得到世人的谅解。他所讲论的“第三种水”,原是指女性在性交过程中达到快感高潮时射出的爱液,本意在说明性爱技巧之重要,也长期蒙受“淫秽”恶名。

1949年之后,本来有着提倡更为健康、更为科学的性观念的极好契机,可惜因左的观念——反映在性的方面就是禁欲主义的观念——日渐盛行,局面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向封建道学家们的理想境界回归。改革开放之后,这才拨乱反正,性观念的发展重新走上正确轨道。不过几十年的折腾,后果极为严重,我们仍然不得不在极低的水平上重新起步,这只要看一看下面的一个例子就不难领会:

从90年代起,国内一些大城市的广播电台开始播出有关性知识的夜间成人节目,如“悄悄话”、“夜半私语”、“今夜不设防”之类。绝大部分人都认为这在中国是改革开放后的新产物,笔者起先也是这样认为的。然而最近因偶然的机会,才发现原来早在30年代的上海,那时的电台广播中已经有了这样的节目,题为“夫妇之道”;而且还出版了与这一节目相配合的书,观其内容,实与今日的节目大同小异!

但是近年来中国人在性观念、性心理方面的进步,毕竟是非常迅速的、是能够令人满意的。对此我们也举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例子来帮助理解∶1988年,北京自然博物馆曾筹办“人之由来”展览,却因上级领导的意见而受阻,据当时《光明日报》的报道,领导的意见共三条,其中两条是∶一、一张两性拥抱的照片必须拿掉;二、在从猿到人的过程中,必须写上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了人”这句话。从中不难窥见八十年代某些领导对性的看法之一斑。而到了1994年底,同样是在北京举办的“1994全国性健康教育展览会”,情况却有了惊人的改观,1994年11月20日的《科技日报》有如下报道∶

1994全国性健康教育展览会在开展44天之后,于11月10日圆满闭幕。说其圆满,首先是展览会没有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道德指责,其次展览期间一切没出什么问题,顺顺利利。

这次展览会的举办是成功的。能够……将与性有关的400多幅照片、107块专版及30盘录像公开展出播放,能够让有“性交姿势与体位”、“如何正确对待手淫”、“女性性敏感区——G点”等内容的图文展版堂而皇之地挂在展厅,这本身就说明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展览期间,有7万人主动来接受健康的性教育,有1100多人勇敢地坐在咨询专家的对面,探寻自己平时绝难开口的性问题。

与6年前的事两相对比,反差何等明显——连性交姿势与体位、G点之类都可以介绍,连录像都可以播放,6年前却为了一幅两性拥抱的照片就不能开展。短短6年,“弹指一挥间”耳,中国人在性观念方面的进步是多么迅速。而且,这次展览是由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部、全国科协等九家单位联合举办的,是国内第一次由官方举办的性知识展览,其意义自然非同小可。

如今又已经过去了将近10年,就总体而言,目前中国人在性观念方面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冲破禁区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开放的问题,而是开放不够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科学化、合理化和人性化的问题。

为了让我们能够享受健康、坦荡、明快的性,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