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保障房
>；>； 确保一定比例的土地用于保障房项目。
>；>； 设立公司化机构和租赁管理公司负责开发和管理。
目前中国保障房主要提供给了本地低收入人群，没有解决流动人口巨大的居住需求。
强有力的激励机制、政府补助和来自受益人的资金是保障房项目在经济上可行的必要条件。世界各地的经验都表明，不论收入增长到什么程度，始终会有一部分人无力以市场价购买/租住商品性住房。因此，城市管理者应该想方设法使保障房的入住成本与低收入人群的经济能力相适应。同样重要的是，保障房必须提高建筑质量，按照高能效标准建设。
各国经验表明，政府是保障房的主导者。但其投入规模可大可小。如新加坡和南非政府投入建设了大量社会保障房，而近些年英国为低收入人群建设的住房中来自政府的投入不足一半。
确保经济上的可行性是社会保障房的最大挑战，但也存在某些制度问题。为确保政策的有效执行，需要具备一定权力的专门机构来负责保障房的交付和运营，还要保证整套流程的透明性。此外，城市的财税体系要支持保障房建设。抵押贷款保障基金可让低收入人群住得起房，还能推动城市长期的经济融合。
四、能源效率
>；>； 设定清晰的环保目标，推动社会行为变革以及新技术的普及。
>；>； 制定有效的标准、监管的激励措施、公共宣传计划和需求管理工具，推广节能建筑和节能设备，培养市民的节能行为。
有效的标准、监管的激励措施、公共宣传计划已被证明是推广节能的重要因素。绿色建筑标准的制定能够提高新建楼宇的能效。市民自发节能，如不使用时关掉电源是快速取得成效的办法之一。另外，还应大力推广基于电子技术的节能措施，其短期回报相当可观。
需求管理可鼓励市民合理使用资源，分级定价和智能电表是常用的方法。企业可利用信息技术提高能源和碳跟踪的透明度，找到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的新方法（如经过能源优化的工厂和运营可迅速找出损耗）。
提高能耗的效率，以及实施清洁能源解决方案，如热电联产（CHP），可以让城市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热电联产非常高效，如山东省的热电联产项目利用太阳能发电机将焦炉气转化为电能，使得碳排放量每年减少了52万吨。
五、水资源和垃圾管理
>；>； 制定和实施长期、综合的水资源和垃圾管理规划，并严格跟踪实施进展。
智能管网技术以及水和污水处理的传感器可减少漏损50%，单单这一项，节约的水资源就相当于城市用水总量的40%！这之中最大的机会是全面推广节水马桶，此举可减少20%的城市用水量。定价是可以考虑的另一个重要杠杆，如果依据家庭收入设计分级水价，用水量可减少约30%。工业最有效的节水方式是提高水循环利用率。如果将水循环利用率从目前的75%提高至80%，可使用水大户企业的消耗量降低近20%。
垃圾处理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紧迫问题。中国需要一个综合的垃圾管理体系。很多国家的城市启动了创新的解决方案来减少生活垃圾，如墨西哥城的“5R”项目（减量、重复使用、再收集、回收和恢复）旨在减少垃圾产生量，充分提取废弃物的经济价值，如填埋场甲烷回收利用，无机废物的利用和气化等。
在工业垃圾方面，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产品再造优化，循环利用废弃物。此举可节省 60%能源、70%原材料和50%的成本，同时减少80%的空气污染，且产品的性能、品质可与新产品媲美。如卡特彼勒公司于2010年回收了约200多万件使用到期的铁制产品，约20亿吨。该公司计划在2020年实现零工业垃圾。
另一个可实施的举措是强制家电制造商公布不同型号电器的能效，住宅、商业建筑和工业厂房的建筑商和运营商要公开是否遵循了能效和污染标准。领先能源与环境设计（LEED）认证在高能效行业已经发挥了这样的作用。至于中国城市令人堪忧的空气质量，只要治理空气污染的举措透明，公众对空气质量的关注将极大提升包括需求管理在内的能效和资源率。同样重要的是，确保环保政策强有力的执行可大幅改善空气质量。
六、改革融资机制
>；>； 融资渠道多元化。
多年来，土地拍卖一直是中国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融资途径，但渐渐难以为继。因为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助长了城市的盲目扩张，也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发展——即使这些资金投在别的行业可能更有效率。
>；>； 优化土地出让模式。
（1）试点征收土地税（与房产税相反）。此举可让地方政府认识到土地的价值，也可促进房地产商更为高效地开发建设。
（2）整合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融资。如香港铁路公司的“轨道加物业”模式利用地铁站周边的土地开发高密度房产，所得收益用于支持公共交通的开发与运营，这一模式使港铁30年得以实现自给自足。
>；>； 拓展非土地融资渠道。
（1）税收增额融资是地方政府利用某物业的预期升值额或其他受益于基础设施开发而征收的税，所获资金用于改善该地区的基础设施。税收增额，或地产增值税（Land Tax）是指某地未来升值所增加的税收，可用来支付该项目所借贷款的利息。
（2）考虑发展市政债券市场。现今很多国家，如俄罗斯、印度、马来西亚等发行了收益债券（Revenue Bonds）。为确保稳定的现金流，地方政府需要向公共服务使用者收费和征税。同时，还要具备可信的会计制度、完善的财务管理、独立的财政审计以及政府服务的考核制度。
（3）对慈善事业的支持以及通过民间机构捐资，是发达国家的固有做法，但在当今的中国还未形成气候。地方政府若想多元化筹资，这不失为一条渠道。
城市化如何重启？
许多中国城市已经证明自己具备创新的能力和实验的勇气。我们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启新一轮可持续城市化，确定十座城市试点实施创新、全面的重启项目。项目的成功既需要地方政府、企业和市民的共同协作，也需要领导并管理好在多个方面长期展开的变革过程。试点项目还应该推广到中国更多城市。
现在许多城市没有足够的数据说明其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的表现。提高六个重点领域的透明度（如社会保障房的用地比例、交通干线的平均速度、人均能源消耗量和用水量等）能够极大推动城市化进程，也能让地方政府获取更为充分的信息，从而了解如何改善绩效。由城市中国计划（UCI）发布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Urban Sustainability Index， 简称USI）可作为中国城市发展状况的评价工具。
与此同时，由技术专家和实施专家组成的外部顾问团非常必要，他们可以根据六个重点领域的关键绩效指标，跟踪评估城市化的绩效。例如，在城市规划领域，由外部专家对发布的地区规划进行客观评估；在能效领域，可根据住宅和商业的能源强度（Energy Intensity）进行评估；在社会保障房领域，可跟踪入住率及其交易价格。外部专家还可根据经济、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点，记录城市的政策、投入和成果，以及城市化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此外，中国还应设法建立城市区域网络，网络中相邻的城市协调彼此的交通和物流举措，分享专长和经验。同时，建立规模相似、行业结构相仿、资源压力相近的“同级城市群”。
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承诺实现可持续城镇化宏伟愿景。眼下正是重启城市化，踏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良机。如果在六个重点领域积极采取措施，5000万人口的城市群没有理由不持续发展。毫无疑问，管理如此庞大的城市区是下一座攀登的高峰。依据本文提出的建议，持续协调地开展项目，将有助于中国登上峰顶，在持续转型过程中再获重大成功。
本报告由麦肯锡、卡特彼勒、爱立信、联邦快递、福特、高富诺、日立、港铁、三星、施耐德、西门子和联合技术公司等12家跨国公司合作完成。
麦肯锡公司版权所有（c）2014年。未经许可，不得做任何形式的转载和出版。本文经麦肯锡中国公司授权出版。
中国资源企业走出去的挑战和机遇
Jonathan Woetzel，Fraser Thompson，张如琪
全球资源需求激增和供给日渐乏力，为中国资源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但是，我们也发现在世界范围内，资源企业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运营风险。
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随着自身经济的发展，对全球资源的需求也逐步增加。到2025年全球新增的消费人口将超过18亿。随着各类天然资源开采越来越逼近现有产能的极限，这意味着到2030年之前，为了进一步开发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需要11万亿至17万亿美元的额外投资。这大约是历史投资水平的两倍以上。
全球资源需求激增和供给日渐乏力，为中国资源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遇。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全球资源供给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强。2008年中国在全球金属矿业产量的份额从1989年的5%增长到了近15%。尽管中国企业的主战场仍在国内，许多公司已经开始积极进军海外。中国资源企业数量也远比一般想象的多。截止到2010年， 共有75家中国企业完成了218起对外国矿业公司的并购交易。
但是，我们也发现在世界范围内，资源企业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运营风险。石油、天然气、矿业企业往往需要处理与所在地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政府可能面临来自民众的压力，要求从业者提高上缴的利润；企业则往往不确定政府是否会撤销其执照或重议合约。
除此之外，以下因素加剧了企业的运营风险。
首先，处于高位且剧烈波动的资源价格，使得资源拥有国更担心被开采公司“欺骗”，因此更可能要求重谈合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United Kingdom’s Royal I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发现，自2000年资源价格一路飙涨以来，由于争议而提请仲裁的情况有增无减。
其次，资源投资需求大部分会流向“边缘经济体”（frontier economies），这些地区由于地质因素、基础设施薄弱或是政局动荡，势必导致企业运营成本增加。过去，将近90%的资源投资流向中高收入国家。未来，低收入及中低收入国家在资源投资的占比或将倍增。全球已探明的矿产和石油/天然气蕴藏国中近一半并非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先进国家或OPEC（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会员国。
第三，许多资源丰富国很小，开采项目却非常庞大。例如几内亚的西芒杜铁矿项目，预计投产后的营收将超过该国目前年均GDP的130%。这意味着开采公司将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关注和详细审查。民众也期望能从中分得一杯羹——除了开采公司缴纳的税收，也包括其所创造的就业机会。
中国资源企业的海外扩张也面临了相似的一些问题。比如，一些舆论批评中国的“不干预”理念，即以不要求政治与经济改革换取投资许可，因此没有为当地民众带来可见的好处。劳动力是另一大争议因素。近年来到非洲打工的中国人超过100万，引发了当地民众抗议，要求采矿公司雇用当地人民，而不是从中国输入劳动力。
中国资源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备受各方关注。因此，在中国资源企业的实力与日俱增的当下，妥善处理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尤其重要。
中国资源企业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于到东道国的开发和建设，以此降低运营风险，进而确保优质资源的获得。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在取得一线资产方面屡屡失手。若它们能从更全面的角度处理当地开发议题，就能从根本上重构全球资源业的竞争版图。为此，它们必须像其他地区的开采公司那样重新定位公司使命，从单纯的开采资源升华为与当地政府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显示，要实现这一目标，企业需妥善处理三大当务之急。
首先，企业必须加深对东道国的认知，包括地质、社会、经济、制度等与自然资源直接相关的方方面面。除了该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趋势的基本分析之外，国家历史和自然资源业等根本性问题也必须予以考量。同时也要评估国家财政对于自然资源利润的依赖性，以及相关竞争性因素，例如，该国在特定资源的全球成本曲线上的位置及对全球供给的重要性。
第二，企业必须审慎评估自身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并衡量自己的绩效是否达到各利益相关方的期望。我们分析发现，企业的绩效通常难以达到利益相关方的期望。例如，有的公司在环境管理相关领域的优势特别突出，但对基础建设的贡献和创造就业机会却乏善可陈。后两者恰恰是东道国最重视的两个领域。此外，我们的试点经验表明，同一家公司不同部门的绩效表现与优先领域也不尽相同。我们还发现大部分企业除了外部关系做得不好，对各利益相关方的了解与合作也严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