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这样好，您今天一定打到很多的鱼。”渔夫摇摇头。
“您觉得不舒服？”
“我的身体棒极了。”渔夫舒展着四肢。
游客显出困惑的表情：“那您怎么不去打鱼？”
“我已经打过了。我的筐里有四只龙虾，还捕到了二十几条青花鱼，我甚至连明后天的鱼都打够了。”
游客激动起来：“但是请你想一想，要是您每天出海两次、三次、甚至四次……您就能捕到更多的鱼，那么不出一年您就可买辆摩托，两年就可再买一条船，三四年说不定就有了渔轮，有朝一日您还可以建一座冷库，盖一座薰鱼厂……您可以坐着直升机飞来飞去找鱼群，用无线电指挥你的渔轮作业。您可以取得捕大马哈鱼的权，开一家活鱼饭店，无需通过中间商就直接把龙虾运往巴黎——然后……”
游客兴奋得说不出话来。
渔夫拍拍他的背，像是拍着一个呛着了的孩子：“然后怎么样？”
“然后您就可以逍遥自在地坐在这里的港口，在太阳下打盹儿——还可以眺望大海。”
“我现在已经这样做了。”渔夫说，“我正悠然自得地坐在港口打盹儿，只是您照相机的‘咔嚓’声把我打搅了。”
快乐的真谛
所谓内心的快乐，是一个人过着健全的、正常的、和谐的生活所感到的快乐。
——罗曼·罗兰
一家卖甜甜圈的商店前挂了一块招牌，写着：乐观者和悲观者之间的差别十分微妙，乐观者看到的是甜甜圈，而悲观者看到的则是甜甜圈中间的洞。
这个短短的幽默句子透露了快乐的本质。事实上人们眼睛看见的，往往并非事物的全貌，只看到自己想寻求的东西。
有一天，丹尼丝站在一个珠宝店的柜台前，把一个放着几本书的包裹放在旁边。当一个衣着讲究、仪表堂堂的男人进来，也开始在柜台前看珠宝时，她礼貌地将自己的包裹移开。但这个人却愤怒地瞪着她，告诉她，自己是个正直的人，绝对无意偷她的包裹。并且他觉得受到侮辱，重重地将门关上，走出珠宝店。
丹尼丝十分惊讶，这样一个无心的动作竟会引起别人如此的震怒。后来她领悟到，这个人和自己是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其实，外在世界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个人内在态度不同罢了。
过几天的一个早晨，丹尼丝一醒来便心情不佳，觉得这世界是多么枯燥，想到这一天又要在单调的例行工作中度过时，不禁感到愤怒、无助。当她挤在车阵中缓缓向市中心前进时，她满脸怒气地想：为何有那么多笨蛋也能拿到驾驶执照？他们开车不是太快就是太慢，根本没资格在高峰时间开车，这些人的驾照都该被吊销。
后来，她和一辆大型卡车同时到达一个交叉路口，丹尼丝心想：“这家伙认为他开的车大，一定会直冲过去。”但就在这时候，卡车司机将头伸出车窗外，向她招招手，给她一个开朗、愉快的微笑。在丹尼丝将车子驶离交叉路口时，她的愤怒突然完全消失，心胸豁然开朗。
这位卡车司机的行为使丹尼丝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但事实上，这个世界依旧，不同的是人们的态度。
思想的魔力
人与动物真正的区别，在于他内在的、无形的力量和价值。
——泰戈尔
一个发生在美国内战期间最奇特的故事。这个故事足够写一本大书，不过长话短说，现在信徒都知道基督教信心疗法的创始人艾迪太太。
可是在当时，艾迪太太认为生命中只有疾病、愁苦和不幸。她的第一任丈夫，在他们婚后不久就去世了，她的第二任丈夫又抛弃了她，和一个已婚妇人私奔，后来死在一个贫民收容所里。她只有一个儿子，却由于贫病交加，不得不在4岁那年就把他送走了。她不知道儿子的下落，整整31年都没有再见到他。
她生命中戏剧化的转折点，发生在马萨诸塞州的林恩市。一个很冷的日子，她在城里走着的时候，突然滑倒了，摔倒在结冰的路面上，而且昏了过去。她的脊椎受到了伤害，使她不停地痉挛，甚至医生也认为她活不多久了。医生还说既使是奇迹出现而使她活命的话，她也绝对无法再行走了。
躺在一张看来像是送终的床上，艾迪太太打开她的《圣经》。她读到马太福音里的句子：“有人用担架抬着一个瘫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就对瘫子说：‘孩子，放心吧，你的罪赦免了。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站起来，回家去了。”
她后来说，耶稣的这几句话使她产生了一种力量，一种信仰，一种能够医治她的力量。使她“立刻下了床，开始行走”。
“这种经验，”艾迪太太说，“就像引发牛顿灵感的那枚苹果一样，使我发现自己怎样地好了起来，以及怎样地也能使别人做到这一点。我可以很有信心地说：一切的原因就在你的思想，而一切的影响力都是心理现象。”
也许你现在正对自己说：“这是在替基督教信心疗法传道。”不是的，但是人们活得愈久，愈深信思想的力量。
最好的时刻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对我的公共利益有所贡献，我就会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果戈理
十月革命之后，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经济处于困难时期。
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那时任教育部主任。一天，一位小学女教师来访，她带给克鲁普斯卡娅一张图画，上面画着一个三角形，形内有一个圆，她说对这个图画感到困惑。克鲁普斯卡娅问她要求学生画些什么，女教师回答说要求他们画自己心中最美好的东西。克鲁普斯卡娅研究了良久，也弄不清楚。于是她决定亲自去问问这画的作者。可是女教师告诉她那位学生已经离校很长时间了。
但是终于她们找到了那个男孩儿，在一个非常低矮的，非常潮湿的，非常阴暗的小草房里，他正在照料卧病在床的母亲。 那位面色苍白的母亲告诉克鲁普斯卡娅：她的丈夫在十月革命中牺牲了，她替别人洗衣服、打短工来供她唯一的儿子读书。经常没有吃的，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还是总欠下房租。女教师问她的学生那幅画的含义时，那男孩指着草房里唯一透光的三角形天棚说：每天太阳出现在那里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刻。
克鲁普斯卡娅的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她回到办公室里，撰写了一篇提议，交给苏维埃中央委员会。文中写到：“由于我们的工作，不可能接触许多的贫民，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其中的一个，就应该想到还有成千上万的这样的人们。他们的父亲和丈夫为苏维埃政权而献身，而现在我们的政权却还眼看着他们忍受着饥饿和苦难。我们应该采取行动了！我们应该让孩子们知道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比太阳出现在天棚的三角架里更加美好得多的东西！”
后来，这项建议转到列宁那里，列宁极为重视，并授权中央委员会专门成立了一个“烈士家属生活委员会”，并对剥削人民的奸商、投机商们处以极端严厉的惩罚。
不久以后，纳粹德国进攻苏联。苏维埃号召人们参加伟大的卫国之战。尽管独生子女是可以免征入伍的，但前面提到的那位母亲却坚决要把儿子送上前线。她流着泪对劝说她的人讲：“我的丈夫为建立苏维埃而战死，我的儿子要为保卫她而战，因为苏维埃是我自己的政权！当我生病的时候，她把我送进医院；当我饥饿的时候，她给我黑面包；当我没有地方住的时候，她给我房子；当我没钱送儿子读书时，她给我们助学金。现在，当她需要人去保卫的时候，我要把我最好的献给她！”
巧遇的启示
人的价值惟有与他人相照，才能衡量出来。
——尼采
伦博朗以前常为很多事情而忧虑。可是，1934年春的某一天，伦博朗正走在韦伯镇的街上，有一幕景象使他以后永远不再感到忧虑。事情发生的前后只有10秒钟，可是在那10秒钟里，他学到的关于如何生活的事情，比他过去10年里所学到的还要多。
伦博朗在韦伯城开过两年的杂货店，他不单是赔光了所有的积蓄，而且还借了债，花了七年的时间才还清。他的杂货店刚在前一礼拜六关门，当时他正准备到工矿银行去借点钱，以便到堪萨斯城去找一份差事。当时伦博朗像一个一败涂地的人那样在路上走着，完全丧失了斗志和信心。突然之间，他看见迎面走来了一个没有腿的人，坐在一个小小的木头平台上，下面装着从旱冰鞋上卸下来的轮子，他两手各抓着一片木头，撑着让自己滑过街来。伦博朗看到他的时候，他刚好已经过了街，正准备把自己抬高几英寸上到人行道上来，就在他把那小小的木头车子翘起来的时候，两人的眼光遇个正着，他对伦博朗咧嘴笑了一笑。“你早啊，先生，早上天气真好，是不是？”他很开心地说，当伦博朗站在那里看着他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富有：自己有两条腿，能走路。伦博朗顿时对自己的自怜感到羞耻。
伦博朗对自己说，如果他缺了两腿还能够这么快活，这么高兴，这么充满自信，自己这有两条腿的人当然也可以。顿觉得自己的胸膛已经挺了起来。本来伦博朗只是想去向工矿银行借100美金的，可是现在勇气鼓励他去向他们借了200美金。本来告诉朋友自己打算到堪萨斯城去试试看能否找份差事的。可是现在他能够自信地告诉他们说，自己要到堪萨斯城去找一份差事。此后，伦博朗借到了那笔钱，也找到了一份工作。
耶鲁卖花女
尊重人的尊严，是一件很干净、很美好的事！
——萨特宁
如果你是耶鲁的学生，或许你不认识这所长春藤大学的校长，但你一定认识她——耶鲁的卖花姑娘。
不管你是耶鲁哪个学院的学生，只要你在耶鲁的校园里走过，就肯定跟这位卖花姑娘打过交道。这位名叫安妮特的黑人女士，与“耶鲁-哈佛橄榄球赛”一样，成了耶鲁校园著名的风景。
“小妹妹，你要一朵花吗？这位兄弟，给你的女朋友买一朵花吗？我的朋友！今天怎么样呀？要不要来一朵花呀？一块钱一朵。”走在耶鲁校园中心的埃尔姆街上，老远就能听到安妮特的叫卖声。她一般都站在校园的中心要道埃尔姆与约克街的十字路口，拿着一大捧生机勃勃的康乃馨向路人推销。有人真买花，但大部分人摇摇头，她也不纠缠，仍然热情地祝他们过得快乐。她似乎认识很多过路人，也有不少人停下来与她搭话。
丽莎大一时就认识安妮特了。那时她卖的不是康乃馨，而是小菊花，用普通白纸或报纸包着，花朵也蔫蔫的。纽黑文有许多路边的“社区花园”，丽莎猜想她的花大概是从某个社区花园摘来的。那时，她每天出没在耶鲁校园的街道上，向过路人卖花。所谓“卖花”，其实是一种变相乞讨。但安妮特的花很受欢迎，许多人都停下来买她的花，有人虽然不买花，可仍然微笑着与她打招呼，这与耶鲁学生们对无家可归者惯有的冷淡态度大不相同。也许因为安妮特永远笑脸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