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时候，一些人常抱有这样的观点：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是十分富有的。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不可否认，那个泱泱大国的确拥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具备非凡的潜力，但这一切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有效的利用。在这片土地上，绝大多数的百姓仍然处于异常贫困的状态——绝对超乎我们的想象。假如拿美国和中国相比，就会发现美国的人均财富占有量要远远超出中国人许多倍。因而同样是“贫困”，在这两个国家中的定义却不尽相同。比如：在美国，如果一个人要用一天所挣的两美元养活一家人，那么他就是贫困的。但在中国，一个一天挣两美元的人就能够过上花天酒地的生活了；在美国，假如一名体力劳动者不能保证全家人每天吃上两顿肉，那么将被认为生活艰难，划入赤贫范围。在中国，尽管肉价要比美国便宜许多，可即便是那些自认为收入还不错的体力劳动者，一个月能够吃到的肉也不到一斤；在美国，贫困意味着生活尚未达到十分丰富奢华的水平。而在中国，贫困虽然还未到活活被饿死的程度，可也相差不远——这意味着缺吃少穿，挨饿受冻。
和其他国家的情形一样，中国的食品价格同劳动力价格密切相关，实际上这两者必然会联系在一起。倘若劳动者只能拿到低工资，那么，维持劳动者生存与恢复其再生产能力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也必然会降低，否则，劳动者将无法维持生存。然而天性知足常乐的中国人并不会认为自己的生活太过悲惨。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他们懂得如何勤俭持家，量入为出，决不会坐吃山空。他们也明白自己的身份。富人有富人的生活，穷人有穷人的活法。一个阔气的中国人，穿着上可能会比较讲究，还可能有一张较为气派的桌子。在别人眼里，这种做法或许有些古怪，但能够显示体面，这正像其西方的兄弟们所做的那样。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量入为出始终被认为是生活消费的最基本原则。
在中国，熟练的技术型劳动者一天能获得10到30分钱的收入，平均在20分钱以下。而无技术的劳动者——被中国人形象的称为“卖力气”的那些人，一天只能挣到5到10分钱，平均不会超过7分钱。在这个既不存在光棍，也不存在老姑娘的国家，人们只能依靠那点钱养活自己和四五口之多的家庭。我经常需要雇佣专程的信差。而他们往返30英里路的报酬只有8分钱；此外，还需要雇佣一些拉船的纤夫。从天津溯流而上，直达通州。路程总共有125英里，而每个纤夫的单程报酬也只有50分钱，只管拉纤时的饭食。他们返回的时候，一般都步行。这就意味着，纤夫们为了50分的工钱和省下几顿饭钱所走的路程，远远超过了波士顿到纽约市之间的距离。在中国，常会看到为了争夺路边的一堆马粪，十几个大人和小孩闹得不可开交。这样的情景已经见怪不怪了，这很能说明在中国，贫困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国大多数的百姓而言，一天不干活或者一旦失业，就意味着这一天会挨饿。
通过以上对一般劳动力价格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四万万人口中的绝大部分中国人，生活都十分艰难。外人很难想象他们是如何生存下来的。通常，他们日常的饭食是吃米饭，再加上一大堆的水煮甘蓝包。假如有几块腌萝卜或咸菜的话，那简直是人间美味了。如果再买上一些西瓜子当作饭后点心美美嚼上一番，那就算得上是奢侈享受和挥霍了。夏天，他们常见的菜肴就是黄瓜。通常整个都吃完，连渣子都不剩；到了秋天，就吃一些萝卜、胡萝卜等蔬菜；有的时候也啃西瓜，常常连皮都吃掉。在某些地区，人们的主食就是小麦、燕麦和玉米。
以上所表述的便是大部分中国人——无论是生活在农村还是城市里终日辛勤劳作的普通百姓——的日常食物。至于那些沦为乞丐与赤贫者，就更难填饱肚子了。
我曾经有幸在一座寺庙里过夜。这座佛寺位于北京向东一百多里以外的一座群山环绕、风景宜人的山谷之中。当时正值金秋，尽管庙里的僧人十分好客，但无论如何也拿不出像样的食物招待我。他们只有一些生板栗，以及从院落的一眼山泉中汩汩流淌出的甘冽的泉水。当我抱怨起寒酸的食物时，负责寺庙事务的老住持一脸的惊讶，说道：“显然您并未觉察到我们的板栗有着多么神奇的力量。这决非普通的水果。倘若您能吃上一斤板栗，再多喝点山泉的话，保证您饥饿感顿消。”我得承认，他说得一点不错。
有一次，我同几位朋友到中国的西部旅行。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们来到山村的一家小店。店里所提供的唯一的食物，就是水煮的面条。这种东西一点也不美味，硬得就像皮革，简直难以下咽。可除此之外，店里再没有别的东西可吃。经过一段锲而不舍地求索之后，我们终于从一位古道热肠的当地人那里享用到了几枚鸡蛋。事实上，整个村子能够为我们提供的食物也只有这些。第二天一早，我们的仆人就意外地发现街上竟然有肉卖。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即刻买了一些回来，因为当时我们的确受尽了饥饿的煎熬，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肉已经被煮过了，仆人连忙热了一大块，很快端到我们面前。这块肉有种说不清的怪气味，我们随即尝了一口，就无法吃下第二口了，也再不觉得饿，因为胃里开始翻江倒海了。我们问仆人这是怎么一回事，而他也不能肯定这是什么肉。只说好像是牛肉。并且补充说，当时推着一辆独轮车的卖肉老头正在小店门外不远的地方，肉就是从老头那里买到的。我们就去找那位老人，很快便找到了。于是便有了如下的对话：
“您好，老先生。今天肉卖得怎么样？”
“生意还不错。早上我推了满满一车的肉出来，您看，现在就剩下这么几块了。”
“那您这卖的是什么肉啊，牛肉吗？”
“当然不是。我家住在另一个村子，和这儿离不了几里路。我养的一头老骡子病死了。可我舍不得就这么扔掉，所以就将皮剥下来卖掉，把肉煮熟，这会儿也卖得差不多了。”
还有一次，我在中国西北部地区游历时，和两位同伴不小心迷了路。我们一直在前面走着，把赶骡人和仆人一干人等远远甩在后边，结果误入歧途。直到天黑，我们三个才误打误撞地摸进一家小旅店。当时正值十二月份，天寒地冻。身旁又没个仆人，个个狼狈不堪。我们把所有的钱凑到一起，正好有100文，大约10美分，这就是我们所能支付的全部食宿费用。与普通的旅店比起来，这一家还算好一点，当地有什么特产，在店里也能够吃到。我们在这里住了一夜，吃了一顿晚饭和早餐。不只是旅店，几乎是整个村子都在竭尽所能照顾我们的需要，而我们也不惜代价地接受了这些服务。
最终结完帐后（给店员的小费也包括在内），我们还剩下12文钱。这也就是说，三个人的住宿加上两顿饭食的花费竟然还不到9美分！不过说实在的，旅店从我们这儿赚去的钱也足够多了。因为我们的待遇的确不怎么样：几块盐水煮的爱尔兰式土豆（他们称作地蛋，即：earth egg），水煮的荞麦粥；睡的是中国常见的用砖砌成的土炕，上面仅有一张干净的席子。在外面一端烧大量的煤，使烟火通过炕的底部通道来供暖。炕上没有任何能够用来盖的东西，这也难怪，在中国，出远门的人都是自带铺盖的。而我们的行李还在骡背上驮着的，而且下落不明。于是只好将冰冷的套鞋凑合着当枕头用，穿着外衣睡觉。不过我们也没有感到难受和不便。
上面所讲述的都是我在不同地区的亲身经历，这些地方各自相隔数百里。其中的两件是在交通要道附近的村子里发生的，每个月，那两家旅店都要接待数千名的过客。之所以选取这些事例是为了证明：在中国，那些尽管贫穷，但相对而言生活状况较好的人们的食物同样是贫乏的。他们的生活十分节俭，几乎到了苍白的地步。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能够对付下去。一名普通的中国劳动者即便日夜辛劳，也不能使全家人过上好日子；而和他同等地位的美国人却可以买得起数千美元的公债或保险。无论是在中国的哪个城市或乡村，这样的景象无处不在：一名男子或女子一脸庄重地走在大街上，一只手上攥着三四文铜钱，另一只手上拿着几只粗瓷器皿，一本正经地去购买家庭日常所需的物品。以下是他们通常的开支情况：木炭，一文；米或面，两文；青菜，一文。如果还有剩余的话，他们还可能花上一文钱买几两食用油或酱油之类的东西；如果碰上特殊的情况或者盛大的节庆日，他们会大方地花上一文钱，买上大约一汤匙的薄酒，回家就着热饭美美地喝下去。
中国穷人的穿着和他们的饮食一样简单朴实。在夏天，他们也穿鞋袜，两者都是棉织品；还有一条棉布做的裤子，外加一件棉布马褂或长褂子——这便是他们穿着的全部内容。不过，倘若温度适宜，那么马褂或长褂子通常都是不算在内的。
在春秋两季，倘若有能力的话，这些穷人便会在衣服里加上一层衬里，以便穿得更暖些；在冬天，如果已经冷到像纽约与费城的冬季那种程度，他们才会穿上棉裤棉袄，甚或皮袄，不过里面不穿夹衣。他们根本没有“内衣”的概念，所以也谈不上“穿”。对这些穷人而言，能有一套衣服穿已经很满足了，所以无论干活还是睡觉，他们都穿着这套衣服。在中国，要做“舒适的穷人”——有劳动能力，有稳定收入和工钱，仅需3美元便能够解决整个夏天的穿着；而那些赤贫者，把他们身上的每一块破布都算进去，也到不了25或30美分。中国乞丐们的穿着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征，那就是：没有一个赤脚的乞讨者。普通乞丐真正需要的就是一只破碗，以盛受人们的施舍；此外就是一双破鞋。作为一名乞丐，没有乞讨的饭碗倒算不上什么，但绝不能不穿鞋。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从来没有见到不穿鞋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