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曰：圣人作《易》之初，盖是仰观俯察，见得盈乎天地之间，无非一阴一阳之理。有是理，则有是象，有是象，则其数便在这里。其所谓象者，皆是假此众人其晓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自伏羲、文王，虽自略而详，所谓占筮之用则一。盖即那占筮之中，而所以处置，是事之理，便在那里了。故其法虽若粗浅，而随人贤愚皆得其用。盖文王虽是有定象，有定辞，皆是虚说。此个地头，该是如此处置。初不粘着物上，故一卦一爻，足以包无穷之事。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说：他里面也有指一事说处。如利建侯，利用祭祀之类，其他皆不是指一事说。此见《易》之为用，用无所不该，无所不偏，但看人如何用之耳。到得夫子，方纯以理言，虽未必是义文本意。而事上说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说为文王之说也。
伏羲画八卦，只此数画，该尽天下万物之理。学者于言上会得者浅，于象上会得者深。王辅嗣、伊川皆不信象，如今却不敢如此说，只可说道不及见这个了。且从象以下说，免得穿凿，某尝作《易象说》，犬率以简治繁，不以繁治简。
说《易》得其理，则象数在其中。固是如此，然沂流以观，却须先见象数的当下落，方说得理不走作。不然，事无实证，则虚理易差也。
圣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虚设之词，盖缘天下之理，若正说出，便只作一件用。唯以象言，则当卜筮时，看是甚事都来应得。
《易》只是与人卜筮，以决疑惑。若道理当为，固是便为；若道理不当为，自是不可做，何用更占？却是有一样事，或吉或凶，或两岐道理处置不得，所以用占。《易》中利字，多为占者设。
今人读《易》，当分为三等。看伏羲之《易》，如未有许多《彖》、《象》、《文言》说话，方见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如伏羲画卦，那里有许多文字言语，只是某卦有某象。如乾有乾之象，坤有坤之象而已。今人说《易》，未曾明乾坤之象，便先说乾坤之理，所以说得都无情理。及文王周公，分为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早不是伏羲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说出一般道理了。然犹是就人占处说。及孔子《系词》，作《彖》、《象》、《文言》，则以元亨利贞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
读《易》之法，窃疑卦、爻之词，本为卜筮，断吉凶而具训戒。至《彖》、《象》、《文言》，传之作始，因其吉凶训戒之意，而推说其义理以明之。后人但见孔子所说义理而不复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以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者，遂远于日用之实，类皆牵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无复包含该贯，曲畅旁通之妙。若但如此，是圣人当时自可别作一书，明言义理以昭后世，何用假托卦象为此艰深隐讳之词乎？故今欲凡读一卦一爻，便如卜筮所得，虚心以求其词义之所指，以为吉凶可否之决，然后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其理之所当然者。
推之于事，使上自王公，下至庶民，所以修身治国，皆有可用。窃为以此求之，似得三圣遗意。修看《易》，须是看他未画卦以前，是怎生模样，却就这里看他卦爻象数，非是杜撰，都是合如此。未画以前，便是寂然不动，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只是个至虚至静而已。忽然在至虚至静之中，有个象，方说出许多象数吉凶道理。《易》之为书，是悬空做出来。如《书》便贞个有这政事谋谟，方做出《书》来。《诗》便真个有这人情风俗，方做出《诗》来。《易》却都无这已往的事，只是悬空做的。未有爻画之先，在《易》则浑然一理，在人则湛然一心。既有爻画，方见得之爻是如何，之爻又是如何。然而皆就这至虚至静中，做出这许多象数来，此所以为灵。
此书本是难看底物，不可将小巧去说，又不可将大话去说。
《易》大概欲人恐惧修省，今学《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说道理，于自家所处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词，动则观其变玩其占。孔子所谓学《易》，正是平日常常学之。某作《本义》，欲将文王卦词，只大纲依文王卦词略说。至其所以然之故，却于孔子《彖》辞中发之。且如《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为利，正不家食而吉，利于涉大川。至于刚上而尚贤等处，乃孔子发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则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见孔子之意，但而今未暇整顿耳。
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原作十筮。
之书。今人说得来太精了，更入粗不得。如某之说虽粗，却入得精，精义皆在其中。若晓得某说，则晓得义、文之《易》，本是如此，元未有许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
近得赵于钦书，云《语》、《孟》说极详，《易》说太略，此譬如烛笼，添一条骨子，则障了一路明。若能尽去其障，使之统体光明，乃更好，盖着不得详说也。
看《易》先看某本义了，却看程传以相参考。如未看他《易》，先看某说，却也易看，盖不为他说所汩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