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那篇文章用意在于“以张爱玲之长”攻“新文学之短”，在他所指出的“短”中，便有对巴金先生艺术技巧的微词。柯灵讲到他删改的原因时说：“这类问题，本来完全可以各抒己见，无关宏旨。但一则我以为他的意见未必允当，再则这位前辈远在重庆，而我又一向主张，在沦陷区的刊物上，为避免敌伪利用，不宜随便议论身在抗战前线的战友，哪怕这种议论无伤大雅。鉴于傅雷的倔劲相当出名，我采取了先斩后奏的权宜措施，发稿时把他这一段文字删掉了。”应该说柯灵的措施是颇具灵活性与策略性的，而他之所以采取了“先斩后奏”的措施，正是由于深入了解傅雷的缘故。而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这惹得傅雷非常生气，提出要我在报刊上更正，并向他公开道歉。但我通过朋友向他做了恳切的解释，也就取得了他的谅解。我后来发现，他尽管很固执，但骨子里是通情达理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对某些问题看法有分歧，柯灵与傅雷进行过两次当面争论，争得不可开交，“以致他的夫人梅馥在旁边坐立不安，但争论是从善意出发的，不含有任何渣滓，因此不但没有产生隔阂，反而增加了彼此间的了解”。
可是事过多年，当柯灵回忆起这两次争论时，他说：“但现在分析，我当时对他一定有些潜在的政治优越感，否则完全可以用心平气和来代替面红耳赤，何况他当时正处在拂逆的困境。”
柯灵先生对自己“潜在的政治优越感”的反省是难得的，也是极为重要、极为微妙的。在经过极左年代以及“文化大革命”之后，或许在柯灵先生眼中，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回顾与反思自己所做的与所说的吧。
在柯灵眼中的傅雷是什么样子的呢？“过分的认真，在傅雷的性格里构成一种强烈的色彩，那就是耿直。而因此带来的缺点则是执拗。长期的书斋生活又使他相当严重脱离实际，对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某些看法，自以为中正，其实却是偏颇。他身材颀长，神情又很严肃，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从不低头看一眼脚下的泥淖。”关于书斋生活让傅雷脱离实际的话，在后文他曾说，“进一步看，我的观点基本也是书生之见，并不比他更切合实际一些”。这既是自我反思，也是对傅雷的再认识。柯灵在文章中对傅雷的翻译工作之认真做了很高的评价，他以傅雷最后一部译作《幻灭》为例，他说：“他译这本书以前，曾要我帮他搜集一些过去上海小报界的行话与口语。读了《幻灭》，才清楚了他当时的意图，因为《幻灭》中的部分情节，写的就是十九世纪巴黎小报界的花花絮絮。”
他又介绍了傅雷译书的惯例与过程，以见其认真。“首先是再四精读原作，吃透原作的精神和全部细节。不理解的地方，查书，找内行研究，写信向国外专家求教。准备成熟才着手翻译。初稿译成，至少再大改两次，然后誉清付排。亲自看校样，边校边改，直至清样，还有改动。译文要求做到既符合原著风格又有精纯透明的民族气派。”
对于傅雷翻译过程的认真，楼适夷也做过仔细的描写，他们都对傅雷精益求精的精神极为佩服，柯灵还说：“我在这里想说的只是一句话，就傅雷工作的认真、严肃、负责这一点来说，真值得大家为他虔诚地唱一支赞歌。”在《怀傅雷》一文中，柯灵还写到了傅雷被打成“右派”时的一些情况。他写道：“……1958年春天，我正在西湖改编夏衍同志原著的《秋瑾传》电影剧本，一位在上海主管文艺的同志把我召回了上海，给了我一个任务：以朋友的身份劝说傅雷，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实事求是地做一次自我批评，以结束这一重公案。我好不容易说动了傅雷，并对他的书面检查提了意见，然后再度去了杭州。不久接到傅雷的一封短信，说开会的结果，他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这一件事使柯灵也出乎意料之外，他说：“特别使我难受的是，好像我有意把他诱进了陷阱。
”在柯灵的另一篇散文《俯仰之间——关于石西民同志的片段回忆》中，他更为详细地描写了当时的情景，并指出傅雷之所以被打成右派是由于当时上海文艺界的领导周而复、石西民想保他而保不住的结果，文章中写道：“运动初期，傅雷的挚友，名画家庞熏琹先在北京遭批判，傅雷受到牵连，指他给庞熏琹的一封信是‘煽风点火’……后来傅雷终于在劫难逃，几次批判会之后，傅雷思想不通，声明听候处理，自此拒绝出席。运动来势凶猛，有如野火燎原，雷霆压顶，敢于这样公然表示反抗的，只有一个傅雷。按照当时的形势，这种以卵击石的尝试，完全可以招致斗争升级，对他实行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看来傅雷是横了心的，当局却似乎对他表示特别宽容，因此形成的僵局，拖延半年有余，运动已近尾声，死结还没有解开……他们要保傅雷过关，检查的原则是分析思想错误而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但结果傅雷还是戴上了‘右派’帽子。我是局外人，无法知道其中的细情曲折。但石、周回天无力，终于没有保住傅雷，则是不移的事实。”
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傅雷熄灭了此前对政治的空前热情，回到书斋里继续翻译他的书。此时他仍表现出了他的傲骨，“人民文学出版社愿意继续印行他翻译的书，但建议他另用一个笔名”，他的回答是“不”，“党给傅雷摘掉了右派帽子，事前有关部门把这个喜讯告诉了他，并希望他有个认识错误的态度。他的回答还是‘不’”。
1966年9月3旧，柯灵被关进了监狱；而他事后才得知，就在同一天，傅雷夫妇双双离开了人世。
1978年9月，柯灵写出了《怀傅雷》一文发表出来，这在当时是颇需要勇气的，因为近一年之后傅雷才被平反昭雪。1979年4月29日，在上海市文联与作协上海分会举行的傅雷、朱梅馥追悼会上，就是柯灵致的悼词，他郑重宣布：“1958年将傅雷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十年浩劫中所受的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
四、惟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傅雷与朋友钱钟书杨绛夫妇
钱钟书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作家，其学术著作《谈艺录》、《管锥编》出版后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与好评，并被认为是经典性的论著，有论者认为其“推倒一时豪杰，卓然自成一家”，在学术上有很高的价值。
钱钟书先生的文学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围城》、小说集《人·兽·鬼》与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围城》初版于1947年，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独具特色的作品——立意深刻、技巧高超、语言幽默、哲思隽永。1990年，《围城》被改编为十集电视连续剧上映，受到了学术界和观众的广泛好评。
杨绛女士是钱钟书先生的夫人，也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文学家。她的译作有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西班牙小说《小癫子》和《堂吉诃德》等。1986年曾因翻译《堂吉诃德》而获得西班牙国王授予的勋章。其文学创作有长篇小说《洗澡》，短篇小说集《倒影集》，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和《杂记与杂写》等，其作品在我国当代具有独特的品格，也颇富特色。
钱钟书与杨绛是我国当代文坛上引人注目的伉俪，像他们那样夫妇二人在文学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并不多见。傅雷与他们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认识的，此后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杨绛女士笔下的傅雷
钱钟书先生与杨绛女士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上海与傅雷夫妇相识的，因为他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所以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闲谈，一些朋友聚在傅雷家的客厅里各抒己见，关怀着国家的命运，也打破了日常生活里的沉闷与苦恼。从此以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虽然说傅雷的严肃是他给朋友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杨绛女士首先记下的却是傅雷的笑容。在《傅译传记五种》代序里她写道：“我闭上眼，最先浮现在眼前的，却是个含笑的傅雷。他两手捧着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这也许因为我在他家客厅里，坐在他对面的时候，他听着钟书说话，经常是这副面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从傅雷不轻易的笑给杨绛女士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中，我们可以想见他们谈话之风趣、幽默，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友好。
钱钟书与傅雷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对于经常“怒发雷霆”的傅雷，当众打趣可不是一件小事，说不好就要引起一场争吵或者甚至要绝交的。杨绛女士说，“也许钟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陈西禾同志。一次钟书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满面尴尬，直向钟书递眼色；事后他犹有余悸，怪钟书‘胡闹’。可是傅雷并没有发火，他带着几分不好意思，随着大家笑了。傅雷还是有幽默的。”这后一句话或许是个解释，但更重要的或许是钱钟书谈话的幽默与机智，没有使“打趣”变成讥讽什么的，否则虽然是钱钟书，傅雷怕也要雷霆大怒了。
在文章中，杨绛女士也讲到了傅雷教子之严，我们在谈到傅聪的时候曾经引用过一段，讲傅雷不准孩子偷听大人们谈话的故事，在文章中她还写到“文化大革命”后傅聪到他们家去做客，谈起傅雷那时的情况，傅聪还说：“爸爸打得我真痛啊！”朱梅馥也曾告诉杨绛，傅雷的妈妈是怎样教育傅雷的，而傅雷的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冲动下的所作所为，沉静下来会自己责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
杨绛女士说傅雷不止一次在她与钱钟书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她以为这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而是在某一方面说出了他自己的真实心情，傅雷“感叹人心叵测，世情险恶，觉得自己老实可怜，孤弱得无以自卫。他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制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功’只是自己的书斋；他也像老鼠那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他并不像天上的鹤，翘首云外，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最后一个比喻是柯灵先生所用的，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及。可以说杨绛女士引用傅雷以老鼠自比，与柯灵先生的比喻各有其道理，前者探测了傅雷的内心世界，后者则为我们展示了傅雷的外部形象，只有把两方面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傅雷以及他的精神世界。
杨绛女士总是能从傅雷的一个侧面看到他另外的一个侧面，比如有人看到了傅雷的固执，可是她却看到了“他的固而不执，有时候竟是很随和的。他有事和钟书商量，尽管讨论得很热烈，他并不固执。他和周煦良同志合办《新语》，尽管这种事钟书毫无经验，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而在仅办了半年的《新语》杂志上，竟刊出了钱钟书的四篇文章，几乎期期都有，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傅雷对钱钟书才华的赏识、，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他们友谊的一个说明。
傅雷与钱钟书只闹过一次别扭。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翻译，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钱钟书写了一封信给傅雷，责备他应该考虑得周到一些，傅雷“读到钟书责备他的信，气呼呼地对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又回复书信来往”。
作为一个翻译家，杨绛女士自然知道翻译的甘苦，也对傅雷的“认真”十分钦佩，她说：“傅雷对于翻译工作无限认真，不懈地虚心求进。他经常写信和我们讲究翻译上的问题，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清楚楚录下原文。这许多信可惜都已毁了。傅雷从不自满，他对工作认真，对自己就感到不满，他从没有自以为达到了他所悬的翻译标准。”
杨绛女士还写到了傅雷的夫人：“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折扣吧？”或许是因身为女人，使她对朱梅馥女士有更深刻的体认，她对朱梅馥女士在家中所做事情的描述，提醒我们，傅雷的成就也有他夫人一半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