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他二十二岁那一年，在彷徨和犹豫的痛苦中，罗曼·罗兰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长信，诉说自己内心的矛盾。后来他得到了一封长达几十页的回信，对他提出的问题诚恳地进行了解答。在信中，托尔斯泰鼓励他为人类崇高的理想而奋斗，指出“一切使人们团结的，是善与美；一切使人们分裂的，是恶与丑。”托尔斯泰的信及其思想对罗曼·罗兰后来的思想与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889年11月，在巴黎高师毕业后，罗曼·罗兰被派往罗马考察。在那里，他那出色的钢琴弹奏艺术博得了人们的喝彩，有人甚至劝他改行搞音乐。在罗马，他结识了当时已经七十二岁的德国理想主义思想家玛尔维达·冯·梅森堡女士，此后他们结成了忘年之交，书信往来不断，这位思想家对罗曼·罗兰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1902年，在罗曼·罗兰醉心戏剧的同时，他开始写作《贝多芬传》，而在创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他的脑海中又逐渐形成要写一系列名人传记的计划。罗曼·罗兰写这些传记的宗旨，在于安慰和鼓励“世上不幸的人们”，使他们在苦难中振作起来，跟不幸的命运斗争，努力做一个“无愧于人的称号的人”。
罗曼·罗兰的创作计划并没有完全实现，他完成了的作品有《贝多芬传》等四部。在这些传记里，作者极力颂扬了他们渴望自由、正义的精神，赞美了他们以造福人类为己任、为坚持真理和信仰而受苦受难的钢铁般的意志。
《贝多芬传》是这些作品中最早的一部，也最能体现作者的创作动机和意图。罗曼·罗兰在这部作品的头一页上便大声疾呼：“让我们把窗子打开！让我们把自由的空气放进来！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在这部作品中，罗曼·罗兰向读者描绘了这位作曲家一生的坎坷和磨难，突出表现了贝多芬面对厄运所做的精神奋斗，塑造了一个与命运抗争的英雄形象。这部作品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也使初出茅庐的作者一举成名。几十年后，傅雷从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并以优美的文笔将这一精神带到了中国，至今仍激励着不少青年奋进。
罗曼·罗兰的一生与贝多芬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某种意义上说，《贝多芬传》乃是他的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序曲”。《约翰·克里斯朵夫》从1890年开始酝酿、构思，直到1912年才完成。小说以贝多芬为原型塑造了约翰·克里斯朵夫这一形象，并通过他一生的奋斗，描绘了广阔的社会图景，提出了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的问题。
约翰·克里斯朵夫是一个音乐家，他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坚持自己远大的理想，有着不屈不挠的生命力。他出生在德国，自幼便热爱生活，热爱艺术，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目睹了社会的种种弊端与不平，心头感到压抑。一天，他路见不平，挥拳痛打了一个正在侮辱农村姑娘的大兵，闯下大祸，被迫逃往法国。到了巴黎，他本以为可以施展自己的艺术才华，但艺术界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买卖才存在的，这让他很失望，他决心闯出一条新路来，但却屡遭失败。在他孤独、彷徨的时候，遇上了青年文学家奥里维，两人深入到人民中间，参加实际的政治斗争，寻求同人民结合的道路。但奥里维在一次政治游行中被害，而约翰·克里斯朵夫与阿娜的恋爱也遭到了波折。在消沉与颓唐中，他隐遁到偏远的山林中以求得精神上的安宁。后来，他到了罗马，在甜蜜的爱情中重新汲取了力量，他音乐的境界也变得更加恬静了。最后，他“战斗完了，精疲力尽”，在上帝的怀抱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在约翰·克利斯朵夫身上，作者寄寓了自己的精神——“自由、平等、博爱”以及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通过这一形象，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和反抗，而最终的结局则使主人公的奋斗蒙上了悲剧的阴影。
由于这部小说，罗曼·罗兰荣获了1913年法兰西学院文学奖与19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一战爆发后，罗曼·罗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抨击交战双方，成为著名的反战主义者。由于他的反战行为，他被诬蔑为帮助敌人，这使得他不得不在中立国瑞士侨居十五年。
1931年，他的思想观念向社会主义靠拢，并于1935年访问苏联。苏联之行使罗曼·罗兰见到了专制体制下的一些黑暗，这对他的信仰构成了挑战，但他认为黑暗是暂时的。为了不使他人发生误解，他将载有真实情况的《莫斯科日记》封存了五十年。尽管对社会主义有所怀疑，但罗曼·罗兰一直站在正义的人民这一边，对种种专制和战争展开了激烈的批评，直到1944年他因病心力交瘁而与世长辞。
傅雷与罗曼·罗兰的通信
1934年3月3日，傅雷用法文写信给罗曼·罗兰，向他说明自己翻译了他的《巨人三传》，请求他允许这部书在中国出版，并阐述了自己阅读的感受与翻译的起因。
在信中，傅雷说自己“其时颇受浪漫文学感染，神经亦复衰弱，不知如何遣此人生。无论漫游瑞士，抑小住比国修院，均未能平复狂躁之情绪。偶读尊作《贝多芬传》，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尔后，又得拜读《米开朗琪罗传》与《托尔斯泰传》，受益良多”。
在这段文字中，傅雷介绍了《巨人三传》在自己精神历程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信的后半部分，傅雷与罗曼·罗兰探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问题，尤其对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谈了自己的看法，对中国既不能效法先贤，又不能效法西方基督的精神失衡表示了忧虑，并引用了自己结识的意大利元帅加维里耶的话表达了一种看法，“中国无需发展工业，步近代文明之后尘。体魄与道德方面但得保持本色，自能脱出困厄。因不抵抗之效用，实胜于诉诸暴力。”
在信的结尾，傅雷表示希望能将罗曼·罗兰的回信作为他译作的序文，并希望能得到他的签名照片。
罗曼·罗兰很快给傅雷回了信。回信中，他主要就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阐释了自己的看法。他是主张不抵抗主义的，反对暴力、反对战争，他认为反对暴力与战争的最有力的方式便是不抵抗。他从托尔斯泰主义与甘地的政治哲学那里汲取了精神营养，认为不抵抗具有巨大的精神与政治力量。
在信中，他附了一张自己的签名照片，并允许傅雷将此信作为《托尔斯泰传》的序。傅雷接到信后，于当年的8月份再次致函罗曼·罗兰，对他表示了感谢，并说自己将要翻译他的其他作品。
傅雷在信中说自己“为国家与环境所挤逼，既无力量亦无勇气实行反抗，惟期隐遁于精神境域中耳”。这虽是无可奈何之言，却已预示了傅雷后来所选择的书斋生涯。
从托尔斯泰到罗曼·罗兰，再从罗曼·罗兰到傅雷，精神的火种绵延不绝，借助通信而往来于各国之间，这实在是一幅动人的景象。而我们从中不应该只看到精神继承的脉络，也应该想想自己能从中继承些什么。
傅雷对罗曼·罗兰的评介
罗曼·罗兰是傅雷的精神导师，或者说是导师之一。他翻译了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以及《约翰·克里斯朵夫》，并使之在汉语的文化环境中获得了常青的生命力。
在《巨人三传》中，《贝多芬传》傅雷译了两次，并在序文中说：“……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泽转赠给年轻的一代之外，我不知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偿还我对贝多芬，和对伟大的传记家罗曼·罗兰所负的债务。”
而长达百万言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傅雷从1936年到1939年，花了三年功夫译毕，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竟又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加以重译。我们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傅雷对翻译的谨慎，也可以看出他对罗曼·罗兰的敬重。
谨慎与敬重使他这部译作具有了长久的生命力。在五十年代，这部作品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一起，成为青年最喜爱的文学作品，而《约翰·克利斯朵夫》因其精神上的深层探索尤其为知识分子喜爱，直至今天仍有着广泛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罗曼·罗兰的原著在法国的影响。
在翻译之外，傅雷还为《约翰·克利斯朵夫》写出了一篇简介、一篇译者献辞，并专门为第二卷写了“译者弁言”加以解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傅雷对这部作品的重视。
《译者献辞》是为初译本所写，《简介》是为重译本所作，两者内容相似，只是前者的语言热情奔放，后者的语言冷静沉着，但都表示出对小说内在精神的推崇。
在《简介》中，傅雷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艺术形式，据作者自称，不是小说，不是诗，而有如一条河。以广博浩瀚的境界，兼收并蓄的内容而论，它的确像长江大河，而且在象征近代的西方文化的意味上，尤其像那条横贯欧洲的莱茵河……”
在《译者献辞》中，傅雷以抒情的笔调表达了对小说精神的体认，简直如一首诗一般，他说：“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地自拔与更新。”
“……”
“战士啊，当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个时，你定会减少痛楚，而你的希望也将永远在绝望中再生了吧！”
箴言式的句子，哲理式的思考，诗一般的抒情，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傅雷先生独特的笔调，这不是一般的前言，而是从译者心中得到共鸣所发出的赞词。
在第二卷的“译者弃言”中，傅雷先生介绍了这一卷的主要内容，并进行了分析，简直如一篇短小的论文一般，向我们揭示着作者创作的真意。“……克利斯朵夫在青年成长的途中，而青年成长的途程就是一段混沌、暖昧、矛盾、骚乱的历史。顽强的意志，簇新的天才，被其顽强的和年代久远的传统与民族性拘囚在樊笼里。他得和社会奋斗，和过去的历史奋斗，更得和人类固有的种种根性奋斗。一个人惟有在这场艰苦的战争中得胜，才能打破青年期的难关而踏上成人的大道……”
他又提醒我们：“切不可狭义地把《约翰·克利斯朵夫》单看做一个音乐家或艺术家的传记。艺术家之所以成为我们的模范，只因为他是不完全的人群中比较完全的一个。而所谓完全并非是圆满无缺，而是颠仆不破地、再接再厉地向着圆满无缺的前途迈进的意思。”
在这里，傅雷先生越出了一个译者的界限，而对作品解释了起来，从他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之中，我们看到了他向读者说明主人公精神追求的迫切心情，也看到了他对这部作品的挚爱与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