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邦的《E大调练习曲》也很有名。这首曲子是肖邦离开华沙的时候作的。据说多年之后，在听了他的学生弹完这首哀伤忧郁的钢琴曲之后，肖邦喟然长叹了一声：“啊，我的祖国！”人们由此才了解到他创作这首乐曲的真正目的。后来，这首练习曲也被加上标题——离别。
傅雷先生对肖邦的练习曲评价颇高，他说：“在不熟悉音乐的人，《练习曲》毫无疑问只是练习曲，但熟悉音乐的人都知道，肖邦采用这个题目实在是非常谦虚的。在音乐史上，有教育意义而同时成为不朽的艺术品的，只有巴赫的四十八首《平均律洋琴前奏曲和赋格曲》，可以和肖邦的练习曲媲美。在巴赫过世以后七十年，肖邦为钢琴技术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派，建立了一套新的方法，来适应钢琴在表情方面的新天地。”他又说：“一切艰难的钢琴技巧只是肖邦《练习曲》的外貌，只是学者所能学到的一个方面；《练习曲》的精神，和初学者应当吸收的另一个方面，却是各式各样新的音乐内容：有的是像磷火一般的闪亮，有的是图画一般幽美的形象，有的是凄凉哀怨的抒情，有的是慷慨激昂的呼号。”
傅雷先生以优美而精练的语言描绘了肖邦的练习曲的精神面貌，并强调相对于技术，它的精神更值得重视，而且与巴赫的作品比较，傅雷先生肯定了肖邦的练习曲的音乐史价值和在音乐史上的重要地位。
肖邦抒发情怀的、优雅如诗的作品，在流畅、精致、纤美上无人能够企及，因而被人称之为钢琴诗人。德国大诗人海涅曾说：“波兰给了他骑士式的心胸和年深日久的痛苦，法国给了他潇洒出尘、温柔蕴藉的风度，德国给了他幻想的深度，但是大自然给了他天才和一颗高尚的心。那时他已不是波兰人，也不是法国人，也不是德国人，他的出身比这一切要高贵得多：他是从莫扎特、从拉斐尔、从歌德的国土中来的；他的真正的家乡是诗的家乡。”钢琴诗人肖邦直到今天仍受着人们的崇敬与喜爱。
五、音乐与精神的交流——傅雷与傅聪
“傅雷是傅聪的爸爸，傅聪是傅雷的儿子。”
刘抗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他又说：“没有傅雷，自然没有傅聪，这不只是生物学上的理由，也是精神教育的问题，傅聪会有今日的造诣，一部分是他本身刻苦自励的成果，一部分是受傅雷人格的感化和学养的灌输，傅雷引领他进入音乐的世界，也教导他东西方的知识，开启了他关切人文艺术方面的智慧……”
在这段文字中，刘抗先生很精辟地写出了傅雷、傅聪父子二人在精神上的联系，以及傅雷对傅聪的教育、培养和对他的影响。
傅雷教子甚严，在傅聪兄弟小的时候，常常领受到他的体罚，傅雷对他们要求十分严格。但是，等傅聪离开他，到北京，后来到波兰去之后，傅雷醒悟到自己教育方法的不对，便请求孩子原谅他。从此之后，一封封家书往来于海内外，他谆谆教导孩子做人的原则，并对孩子的音乐事业及生活各个方面进行了指导。
傅聪自幼即喜爱音乐，七岁的时候，傅雷请自己的朋友雷垣教他钢琴，不久又把他从学校带回了家里。除了音乐之外，傅雷自己亲自教导他文史各学科的知识，后来又请了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梅·百器指导傅聪。1953年夏天，傅聪到罗马尼亚去参加钢琴比赛，1955年又参加了“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并获得了第二名以及玛祖卡最优奖，从此，他便一直活跃在世界乐坛上。
傅聪的成长与傅雷的教育
傅雷是一个严父，傅聪、傅敏小的时候他管教得十分严厉，有时甚至还会打他们，这方面的事例有很多，不少人都提到过，傅雷先生自己后来也意识到自己对孩子们太严厉了，于是他在给孩子们写的信中不住地向孩子们道歉，请求原谅，可以说傅雷的“父性的觉醒”是很晚的。
杨绛先生在《记傅雷》一文中，介绍了傅雷对孩子过分严格的一件事。那时候傅聪、傅敏还小，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可是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有一次，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孩子在噔瞪咚咚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渐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但过了一会，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走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在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喝斥，中间还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
杨绛先生从傅雷的严厉中写出了“趣”来，自然是其文笔高妙之处，但在当事人来说，则未免惊心动魄。傅聪在后来回忆时还说：“我真不懂为什么小时候经常挨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念书特别笨？”又说：“爸爸打得我真痛啊！”但是傅雷这样严格教育的结果，却也使傅聪受益良多，他说：“我只知道一点，我小时候念的东西，到外国这么多年，还根深蒂固，他在我小时候播的种子，居然在我心中扎得这么深……”
而且后来傅雷对自己的教育方法也有反省，在编入《傅雷家书》的第一封信中，傅雷就说：“……我良心上的责备简直消释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这些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过我的头脑，只是不敢向妈妈说。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
在第二封信中，傅雷又说：“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起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幸亏你得天独厚，任凭如何打击都摧毁不了你，因而减少了我一部份罪过。可是结果是一回事，当年的事实又是一回事：尽管我埋葬了自己的过去，却始终埋葬不了自己的错误。孩子，孩子，孩子！我要怎样地拥抱你才能表示我的悔恨与热爱呢！”
在接下来的信中，傅雷仍然不断谈到对自己曾经“虐待”孩子的忏悔，我们从他语气的急迫、道歉的频繁，可以看出这件事始终令他耿耿于怀，使他的良心受到了很大的折磨。所幸的是，从此之后，傅雷以前对孩子的那种封建家长式的专制不见了，取而代之以亲切、友好、温和的探讨艺术的朋友形象，这也就是我们从《傅雷家书》中所感知的傅雷的形象——一个细心周到的父亲，一个共同探讨艺术的朋友。
1956年，傅雷为《新观察》写了一篇《傅聪的成长》，介绍傅聪学习音乐的经过。他说傅聪三四岁的时候，就爱听古典音乐，“不论是声乐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静静地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磕睡”。傅雷说他当时并没有想到让孩子专门去学音乐，而只是觉得不论将来学哪一样，有些艺术修养一生都会受用不尽，于是在他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让他同时开始学钢琴。
傅雷的好友周煦良教授在谈到傅聪学琴的缘起时，说“傅雷本人并不搞音乐，怎么想到要儿子学钢琴呢？原来是这样，他和林俊卿等（大约在打桥牌之余）谈到音乐时，谈及儿童中绝对音感之难得（即在钢琴上随便挑一只键子，亦即不靠音与音的比较就能知道是哪个音），碰巧傅聪在侧，时不过五岁左右，就以他实验。使在座人吃惊的是，傅聪竟具有这种绝对音感，而且屡试不爽。于是林俊卿等懂音乐的朋友都怂恿傅雷培养他为钢琴家。”
下面的事便是傅雷请了自己的朋友、著名音乐家雷垣做傅聪的钢琴启蒙教师。为了傅聪学钢琴，傅雷夫人卖掉了陪嫁的首饰，买了一架钢琴，而傅雷亲自为傅聪抄录了厚厚的五线谱。
傅聪学习钢琴的进度很快，为了减轻他的负担，傅雷把他从小学里“撤”了回来，亲自为他教语文等学科，而英文、代数、几何却另外请了教师。傅雷特意解释说，当时他并没有决定让傅聪去学音乐，只是觉得音乐与其他课程在家学会结合得更好，而傅聪学习别的学科的时间比练琴的时间要多。
傅雷尤其注重培养傅聪的文化、艺术、道德观念，“本国语文的教学主要由我自己掌握，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等等上选材料，以富有伦理观念与哲理气息兼有趣味性的故事、寓言、史实为主，以古典诗歌与纯文艺的散文为辅。用意是要把语文知识、道德观念和文艺熏陶结合在一起……”
傅雷先生将傅聪从学校里“撤了回来”，一方面如他所说是为了音乐和文化课结合得更好，但我们也能看出他对学校教育制度的不满，这是从托尔斯泰经由罗曼·罗兰所传达的精神影响，又加上了傅雷对自己所受的教育的反省。
在傅雷先生亲自为傅聪所教的课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傅雷先生对传统文化、道德观念的重视。其实，傅雷先生所欣赏并认同的是古典主义文化，并且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古典主义精神的融会贯通，而对现代派艺术的兴趣则明显不比前者。九岁半的时候，傅聪跟随上海交响乐队的创办人兼指挥、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先生学习。梅·百器先生是十九世纪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其学费十分昂贵，是按小时计算的，傅雷毫不顾惜，他说：“傅聪在国内所受的惟一严格的钢琴训练，就是在梅·百器先生门下的三年。”
1946年8月，梅·百器去世，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教师，1948年傅雷先生让傅聪改受正规教育，让他以同等学力考入了高中，随后傅聪又考入了云南大学外文系。这一段时间，傅聪的钢琴学习完全停止。后来，傅聪回忆他在昆明上高中、大学的经历时说：“那段荒唐的日子对我还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像我这样搞音乐艺术的人，总要有点成熟，对很多东西的感受总要敏感一些。那么在十四到十六岁之间，我是少有的成熟。”他认为在昆明的生活对他的一生有决定性的作用。可是他学音乐的念头并没有放弃，直到1951年初夏，他在几个朋友的帮助下，开了个募捐音乐会，积攒了路费，回到上海，跟苏联籍的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了一年之后，傅雷先生才肯定傅聪可以专攻音乐，因为他见到傅聪能够刻苦用功，“在琴上每天工作七八小时，就是酷暑天气，衣裤尽湿，也不稍休。而他对音乐的理解也显出有独到之处”。
傅雷先生之所以如此晚才决定傅聪可以专攻艺术与他对艺术人才的看法有关，他认为：“一个不上不下的艺术家最要不得，还不如安分守己学一门实科，对社会多少还能有贡献。”1962年9月，在写给刘海粟的学生周崇琦的一封信中，傅雷说：“……任何学科，中人之资学之，可得中等成就，对社会多少有所贡献，不若艺术特别需要创造才能，不高不低，不上不下之艺术家，非特与集体无益，个人亦易致书空咄咄，苦恼终身……”他曾再三说过，倘有天资，则努力成为第一流的艺术家，如果没有天分，则不如去做别的工作。
傅雷先生决定让傅聪专攻音乐，但是勃隆斯丹夫人1952年夏天去加拿大了，傅聪又没有教师了。正在这个时候，一个难得的机会来了。1953年夏，经过选拔，政府派傅聪到罗马尼亚去参加“第四届国际青年与学生和平友好联欢节”的钢琴比赛，接着又随我国的艺术代表团去民主德国与波兰访问演出。
在波兰，他表演的肖邦乐曲受到了肖邦专家的重视，于是波兰政府向我国政府提出，邀请傅聪参加1955年2月至3月举行的“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1954年8月，傅聪由政府正式派往波兰，由波兰的老教授杰维埃亲自指导，准备比赛的节目。在这次比赛前，他弹的肖邦的乐曲已被认为“赋有肖邦的灵魂”，甚至说他是“一个中国籍的波兰人”。而评判期间，很多评委都对傅聪的演奏技巧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巴西的女钢琴家、七十岁高龄的塔里番罗夫人的话最有代表性，她对傅聪说：“你有很大的才具，真正的音乐才具。除了非常敏感之外，你还有热烈的、慷慨激昂的气质，还有最难得的一点，就是少有的细腻与高雅的意境，特别像你在的玛祖卡中表现的。我历任第二、三、四届的评判员，从未听到这样天才式的玛祖卡，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中国人创造了真正的玛祖卡的表达风格。”
在这次比赛中，傅聪获得了第二名，还荣获了比赛惟一的玛祖卡最优奖，成为第一个在国际性钢琴大赛中获奖的新中国的音乐家。比赛结束之后，为了进一步培养他，政府让他留在波兰继续学习。
封封家书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