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艘叫“弗伦奇”号的军舰也参与了搜索。它在两天内搜索到并检验了29具死尸，作出的报告也很单调，总是“尸体严重腐烂”，“无法取得指纹”，“被鲨鱼严重咬烂”。最后统计表明，1，996名水手，获救幸存的只有316人，另外1，680人长眠在海底。
这些海底冤魂值得欣慰的是，他们是被一艘来自广岛的潜艇击沉的，短短几天之后，他们千里迢迢运送的那个货物就使整个广岛陷入灭顶之灾。
No.3纠结的“渔夫”
《一千零一夜》中讲述一个渔夫，曾把一个恶毒的魔鬼从瓶里放了出来。后来，在它还没造成祸害之前，他又想把它装进瓶里。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有许多科学家就像那个渔夫，一旦洞悉了原子弹这个魔鬼的强大威力，就力主把它放回瓶中。
1941年，玻尔听到德国海森堡讲到原子弹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就十分惊异。一方面，他担心纳粹会首先制出原子弹，整个欧洲会处在德国法西斯的掌握之中，因此，他积极游说美英科学家，希望能赶在德国之前造出原子弹；另一方面，他又对原子弹的巨大破坏力十分担心，他希望国际社会能够监督和控制原子核的研究和应用，使原子核的裂变成为造福人类的工具，而不是相反。
1944年初，玻尔和美国大法官弗兰克福谈话时说，一旦战争结束，东西方之间可能会出现摩擦和冲突，在冲突中如果使用原子弹，那就会造成毁灭整个人类的悲剧。最好在原子弹造出之前，或者在原子弹还没有用于战争之前，美国、英国和苏联这些大国应就原子弹的研究和使用达成一个协议，把原子弹置于国际社会的监督之下。弗兰克福是罗斯福总统的好朋友，不久就将玻尔的意见转告给了罗斯福总统。1944年7月3日，玻尔向罗斯福和丘吉尔正式呈送了一封信。信中说，随着法西斯的灭亡，盟国之间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分歧，可能成为主要问题，并引起摩擦。所以，应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相互信任。他提出建议说，作为取得谅解的第一步，美英应公开原子弹的秘密，使它处在国际组织的控制之下。但是，美英当时正在和日本苦战，恨不得一下子把日本从地球上抹去，他们都不愿接受玻尔的意见。甚至还误解了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在1944年9月17日的海德公园谈话中，罗斯福和丘吉尔认为应该对玻尔教授的行为进行调查，要采取措施预防他泄露原子弹研究的情报，特别要防止把情报泄露给苏联。丘吉尔还提出要软禁玻尔，后考虑到影响太坏而没有这样做。
爱因斯坦对原子能的国际控制也非常关心，1944年12月，他给玻尔写信，建议召集世界物理学家开会讨论这一问题。通过这些科学家，来对政府产生影响，使原子能的研究走向国际化。玻尔认为，最直接的办法还是劝说美英领导人。
玻尔终于找到了一次和杜鲁门总统私人谈话的机会。玻尔说：“原子弹试爆成功了，但我们希望总统先生不要按照原来的目标去使用原子弹，只要把它拿出来吓吓日本人，敦促他们放下武器就行了。”
杜鲁门却不以为然，他把玻尔这种想法看成是书生之见。不过在言辞上他依旧显得很客气，他说：“玻尔先生，对于你和你的同事们的良苦用心，我非常理解，是要讲究人道主义。但是，我和我的顾问们的看法却和您不太一样。日本不但是我们的最大危险，也是全世界人民最危险的敌人。如果日本人不接受无条件投降，我们研制成功的原子弹应该拿来教训他们。”玻尔听着杜鲁门的话，眼里不由自主地流露出遗憾而痛苦的神色，他嘴唇微微地颤动了一下，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他说：“总统先生，我知道你要做出不使用原子弹的决定是很困难的。但是，请你认真考虑一下我们的理由。我们建议不使用原子弹的目的，主要是不想利用原子弹毁灭性的力量，这样就不会给人类带来毁灭一切的恐惧和危险。如果人类不想毁灭的话，那就不应该首先使用原子弹。但原子弹实际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一种威慑力量，即利用它来提醒和说服日本人，让他们放下武器，停止侵略战争。让他们了解原子弹武器的巨大威力之后，我想他们会理智地放下武器。”
杜鲁门听到玻尔的话，内心暗暗觉得好笑。他说：“你讲得很好，这些想法，我也很赞同。但是，如果我们对日本发出了警告，它依旧不投降，又该怎么办？那么，我们要结束战争，只能从海上登陆，先攻击九州，然后再夺取本州，然后再深入日本的首都东京，这样才能终止战争。但是，想一想不久前的瓜达卡纳尔岛之战，这是盟军和日本军队进行的最大一场战斗。我们英勇的战士在登陆中竟有那么惨重的伤亡，想起这些就令人不寒而栗。以当前的形势来看，我们从海上登陆击败日本不是不可能，但一定会付出大得惊人的代价。你忍心看到那么多人伤亡吗？”
杜鲁门的长篇大论使玻尔哑口无言，他原本准备了一大堆理由，但在这种预想的战场形势面前，都没有太大的说服力。他现在发现，总统对使用原子弹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曾劝说罗斯福支持“曼哈顿工程”的亚历山大·萨克斯也转变了态度，随着战场形势的转变，他在1944年12月向总统提出了一份备忘录，认为如果原子弹的研制取得良好结果后，首先应当安排一次大演习，组织各同盟国和中立国的科学家及宗教代表进行参观，让他们明白原子弹的性质和意义。对德国和日本这些交战国，使用前要发出警告，让居民有时间疏散，免受原子弹的攻击。对交战国要发出通牒，要求投降，否则，将遭到原子弹的毁灭。1944年11月，盟军攻入德国，美国的“阿尔索斯”特遣队逐渐证实德国的核研究还处于反应堆的研究阶段，并没有制造出原子弹。这使当初主要以德国为竞争对手的美国核物理学家松了一口气，开始考虑原子弹对世界政治和人类和平的作用和影响。
西拉德在1939年曾四处奔走，敦促美国政府支持核研究计划。他请爱因斯坦签名的信，对美国政府下定决心进行核研究起了关键作用。5年后，在原子弹即将诞生的时候，他又开始思考原子弹战后可能对美国和世界的巨大影响。他又一次拜访爱因斯坦，请他再一次写信给罗斯福，希望把原子弹的研究置于国际社会控制之下。爱因斯坦又答应了。
1945年初，西拉德把他的思考写成一份报告，把它和爱因斯坦的信一起准备面交罗斯福总统。罗斯福突然去世后，他又想把这些东西通过新总统的秘书康内利交给杜鲁门。由于新总统刚上任，亟待处理的事情很多，没有时间会见西拉德，康内利就把西拉德介绍给贝尔纳斯法官。贝尔纳斯对西拉德的报告并不感兴趣，他觉得西拉德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据他掌握的情报，苏联根本没有铀，造不出原子弹，不存在战后的竞争，于是很客气地拒绝了西拉德。芝加哥大学物理系主任康普顿也是一位核研究组织者，1944年6月，在他领导下的“金属计划”的组织范围内，成立了一个“战后核子工作委员会”，专门研究战后美国的核研究问题。这个委员会提出了几个报告，其中强调说：“由于核研究潜在的军事效应，会有很多国家发展核子研究，所有的国家都必须作出一切努力，建立起至少能控制核战争的国际组织。”1945年，“金属计划”的化学部副主任弗兰克组织了一个“关于原子能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委员会”。6月，委员会的7位知名科学家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又称《弗兰克报告》，其中写道：
核能的发展尽管会加强美国的技术和军事力量，但也会带来比较严肃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核弹，作为某个国家的独有的武器，仅能保持几年的秘密。各国科学家都知道它的基本原理。如果不能采取措施，在国际间对核爆炸物建立有效的控制，那么就会导致一场核竞赛。在10年之内，其他国家也会拥有原子弹。由于美国的人口和工业都集中在城市中，这场竞赛我们将会处于不利的地位。
由于这些因素，如果不先警告就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是不合适的。一旦美国首先使用这种残酷的武器，它将会失去世界的支持，加速武器竞赛，不利于这种武器的国际控制。如果在日本一处无人的地方，首先演示这种武器的强大威力，将有助于控制协议的达成。
美国原子计划的主要决策人布什和科南特也日趋赞同原子弹的国际控制，在他们的建议下，杜鲁门批准建立一个临时委员会，成员包括杜鲁门的特别助理贝尔纳斯、海军助理秘书巴德、助理国务卿克莱丁，以及科学家布什、科南特和康普顿，史汀生任主席。临时委员会主要任务是研究原子弹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对外关系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对日使用原子弹的问题。在科南特的建议下，临时委员会又成立一个科学顾问委员会，费米、奥本海默、劳伦斯都被邀请加入，为临时委员会提供技术咨询。
在对日使用原子弹的方式上，科学顾问们也存在分歧。劳伦斯一直主张在日本上空作一次技术演示，在减少平民伤亡的前提下促使其投降。另一些人则担心万一原子弹演示不成功，或者日本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对抗措施，就会起不到恐吓的作用。
1945年6月16日，临时委员会在洛斯阿拉莫斯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上对使用原子弹仍存在很大争议，但参加会议的众人都认识到，使用原子弹是可以结束战争的，但会影响到战后世界的稳定性。就这样，《弗兰克报告》的倡议遭到了拒绝。
1945年，西拉德又联合芝加哥的63位科学家，向杜鲁门写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总统不要开创原子能应用于大规模毁灭的先例。但大部分科学家都同意使用原子弹，前提是要给日本一次投降机会，并让他们获知这种新武器的强大威力。当格罗夫斯征求康普顿的意见时，康普顿说：“我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我想，只要战争仍在继续，原子弹就应该使用，最重要的是要日本人投降。”康普顿这句话，成了杜鲁门决定使用原子弹的重要理由。
如果直接由海上攻占日本，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美军必将付出巨大的代价，这是美军使用原子弹的重要理由。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美国想通过原子弹来遏制苏联。当时的国际局势是，在欧洲，围绕着管制德国和波兰问题，苏美之间的冲突十分尖锐。此时，苏联按照雅尔塔协定，正把军队调到亚洲，准备和日本开战。雅尔塔协议中，美英牺牲中国的利益，同意苏联收回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并承认苏联在满洲铁路和旅顺港享有特权。这样一来，如果由苏联出兵击败了日本，一定会使苏联在亚洲的势力进一步扩大，那么，欧洲发生的冲突又将会在亚洲发生。这对美国来说，无疑是不愿接受的后果。所以，为了确保美国在亚洲的利益，美军无论如何要抢在苏军参战的8月8日之前，尽快使用原子弹，用美军的武力迫使日本投降。这其实是美军急于使用原子弹的重要意图。
所以，作为美国总统，杜鲁门自然听不进去那些劝阻使用原子弹的建议。另外，还有一个传说，在原子弹试爆成功的前一天，杜鲁门读了《珍珠港之难》，面对美军惨重的损失，杜鲁门气愤异常，他在这篇文章的许多地方用红笔划下了重重的记号，那些文字如此令他触目惊心，对日本人气愤异常：
日本零式飞机像蜜蜂般飞来，珍珠港遭到猛烈空袭，犹如火山爆发的轰响，震撼着整个港湾，烟雾弥漫着整个珍珠港的上空，火光接天。188架海军飞机被完全炸毁，159架被炸坏。“亚利桑那”号、“俄克拉荷马”号、“加利福尼亚”号战舰被炸沉，“内华达”号遭重创，“西弗吉尼亚”号拖着烈焰正在下沉。“宾夕法尼亚”号、“马里兰”号和“田纳西”号都丧失了战斗力。三艘驱逐舰葬身鱼腹，其他的巡洋舰也被炸坏，伤亡人数多达5000多人。情况真是糟透了，在我军海军史上前所未有的这场大灾难中，美国在太平洋的整条战线几乎都垮掉了。
高空轰炸机接连投下5颗炸弹，击中“亚利桑那”号，其中一颗穿过前甲板钻进了燃料储藏舱。顷刻之间，熊熊烈火燃烧起来，整个战舰笼罩在火海之中。很快，前舱的数百吨弹药被引爆了。这艘战舰好像火山一样喷出了火舌，舰上一片漆黑，烟雾滚滚，不到9分钟，这艘3万多吨的巨型军舰裂成两段，渐渐地沉入海底。舰上1500多名官兵当时几乎全部丧生，少数人游向福特岛基地，但水面油层厚达8英寸（20厘米），油很快着火了，一团团火柱有20英尺（6米）高，在水中的人无一生还。
每读到这两段文字，杜鲁门心中就是满腔怒火，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如果日本不投降，美军必须向这个邪恶的国家投下原子弹，而且根本用不着提前发出警告。
箭已在弦，不得不发，美国政府使用原子弹的决心是如此坚决，自然不会因科学家的反对而改变。就这样，许多科学家试图阻止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努力失败了，魔鬼最终逃出了瓶子，一旦自由，它再也不愿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