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承芳从广州和衡阳两地的社保相关部门得知，她只能有两个选择：要么领回个人账户中的款项，单位缴的留下，养老问题自己搞定；要么将目前的养老关系转移回衡阳，重新购买养老保险，约需5万元。这已远远超过易承芳目前在广州养老保险账户的总额（包括个人和单位）。这意味着过去10年在广州缴纳的养老保险是白缴了！（2009年9月9日，《广州日报》）
内需的另外一部分是投资。相对于消费，我们会发现这部分内需乍一看来形势喜人：
中国多个省份和城市出台促投资、稳增长计划，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长沙，2012年重大推介项目195个，总投资8000多亿元；武汉，82个交通项目，累计投资超2300亿元；贵州，发布《旅游产业发展规划》，预计10年内投资总计3万亿元；此外还有天津1.5万亿元，山西1万亿元。（2012年9月16日，《光明日报》）
然而仔细分析下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都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啊？因为私人投资都被挤压了。中国的私人投资存在两大难题：进入难，融资难。
进入难，指的是民营资本进入市场非常困难。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私营经济界存在“玻璃门”、“旋转门”之说。什么是“玻璃门”？即公开的政策里说对民营资本一视同仁，民营资本完全可以进入某些行业，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处处为难民营资本。民营资本和某些行业之间仿佛隔着一道玻璃门。什么是“旋转门”呢？即表面看来是欢迎民营资本进入的行业，最终却用种种方法把民营资本挤出去，比如先允许民营资本开办工厂，然后再用种种政策逼迫其破产或者离开。且不说石油、电力等国家垄断行业，即使是一般小商品市场，民营资本想进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李克强总理曾经讲过一个故事：
一个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回到自己的老家——中部地区的一个小县城。他想给自己的家乡增加一点儿文化氛围，就想自主创业，创办一个书店。在父母及亲朋好友的帮助下，这位大学生借了20多万元，作为启动资金。
但问题就来了，在他开店前，有将近三四个月的时间都花费在了办理各种手续上，仅公章就盖了几十个，最后终于办理完全部手续。
这仅仅是开始，在此之后，新开张的店铺就不断面临着各种检查，有执法队员检查完之后称，店铺的玻璃颜色不对，照在街上会造成光污染，需要改进。
当得知这位大学生已没有钱进行店面改造之后，执法人员就采取了用书来抵偿的办法，从书店取走了几十本书。经历过各种人员的反复“检查”之后，这位大学生终于“不堪重负”，关掉了好不容易才开起来的书店。
融资难，指的是民营企业融不到需要的资金。中国的金融机构几乎都是政府企业，在提供融资服务时主要考虑的也是国有企业。当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提供相同的融资条件时，金融机构多数时候是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更有甚者，一些国有企业尽管资质不良、缺乏还款能力，但凭借自己国有企业的身份即可得到贷款。
缺钱，缺安全感，因此消费不振；进入难，融资难，因此私人投资不彰。这就是中国内需的困境。
新一届政府的对策：减税、削权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面对种种困难，新一届政府如何扩大内需？关键在于重塑消费载体——在消费者身上下功夫，围绕消费者做文章。但消费问题不仅仅出在消费者身上，还需要从根源上建立动势。
从目前看，新一届政府大力倡导的减税、削权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都对扩大内需大有裨益。
2013年7月24日，李克强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公平税负，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会议决定，从2013年8月1日起，对小微企业中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营业税纳税人，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减税对扩大内需有一举多得之效。一方面减税可以刺激消费，虽然我国减免的不是直接的所得税，但是这些减免掉的税收最终会形成个人的收入，而且由于减免的是中小企业的税收，消费倾向很高的低收入者首先获益，他们拿到这些收入，绝大部分会直接形成消费。另一方面，减税可以刺激投资。税收减少意味着企业的利润提高，投资的积极性就会大大增强，有利于改变我国目前私营企业投资意愿不强、政府投资过热的局面。同时，税收的减免意味着更多的资源从政府手中转移到私人手中，这将逐渐扭转我国财富分配向政府倾斜的不利局面。
天津国电海运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沿海干散货物运输的企业，“营改增”后，该企业购置了3艘万吨级以上货船，因享受到增值税抵扣，企业累计税负下降1000多万元，盈利水平显著攀升。明年他们准备再购置5艘新造船舶，投入资金加快设备折旧和技术更新，税改给企业带来的利益已经发酵。“营改增”促进了天津的产业分工，吸引了社会资本向试点产业聚集。前三季度，天津咨询服务企业增长73%，有形动产租赁服务增长69%，文化创意服务企业增长39%。税改的溢出效益也推动了第二、三产业分工融合，让产业链上的企业都能得到税制改革的红利，撬动制造业技术升级和创新发展。今年前三季度，天津第二产业平均税负由2.38%下降到2.34%。（2013年12月5日，《天津日报》）
2013年3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答中外记者问时说：“是说政府有错位的问题吗？那就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削权”是刺激民间投资的最好方法。无论是“玻璃门”还是“旋转门”，最终的根源在于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试想离开了政府这个行政力量，哪个企业有能力限制别人进入某个行业呢？
在政府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新36条”推出一年多后，终于有人主动捅破“窗户纸”了。
10月27日，在杭州举行的一场国企民企对接会上，浙江省国企在会上推出129个国资领域项目与民企对接，投资额达3244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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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对接会上，浙江的国有企业共推出拟合作项目129个，投资额达到3244亿元。其中，省国资委组织各省属国企推出拟合作项目38个，投资额453亿元：包括省交通集团头门港项目，投资额77亿元；省铁路集团铁路项目3个，投资额203亿元等几个较大的项目。此外，各市国资委推出拟合作项目79个，投资额近2700亿元，其中包括了轮船码头、高速公路、机场建设和经济适用房建设等领域。（2013年11月2日，《中国经营报》）
2013年10月21日，李克强总理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会议上表示，要“织牢社会保障的网”，对于职工的保障除了“救贫”还要“救急”，要在职工就业创业的过程中兜住社会保障的“底线”。当中国人不再为失业、医疗和养老担心时，中国人才敢花钱。李克强总理就任以来，多次提到要编织社会的“保障网”。如果该项政策能够得到有力执行，那么中国的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就会有很大的提高。
对于包头市东河区北梁的孙耀成老两口来说，这个冬天不再寒冷。从烧炭炉子到集中供暖，从千人共用的旱厕到自家独立的卫生间，棚户区改造工程使他们的“忧居”变成了“宜居”。
群众之所忧、百姓之所难，也正是党和政府优先要解决、全力保障的事。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民生举措相继出台，一张全覆盖、保基本的民生保障安全网正编织得越发大而密：
——在过去5年大规模改造棚户区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今后5年再改造城市和国有工矿、林区、垦区的各类棚户区1000万户，其中2013年改造304万户。
——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制度，推进以法治方式织牢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安全网。
——加快健全全民医保体系的进程，巩固和扩大覆盖面，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医疗保障水平。以省区市为单位，推开20种重大疾病保障，在明确临床路径和限定费用的基础上，实际补偿比达到70％左右。
——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推进廉租房、公租房并轨运行……
这些实实在在的政策措施，既顺应了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同时也体现了党和政府改善和保障民生的决心。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说，全面小康是全体人民的小康，只有充分关注中低收入人口基本生活，切实加强社会管理和底层群众生活保障，才能实现社会、经济同步发展。（2013年12月6日，新华网）
当然，除了减税、削权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外，还有很多对扩大内需有益的事情，比如寻找新的消费热点。目前逐渐兴起的通信4G技术就是其中之一，当年3G技术的推广运营掀起了更换手机的热潮，现在4G的到来，将激发新一轮信息消费，想必也能掀起一波新的消费热潮，而“信息消费”背后隐含的信息消费思维，对个人消费者、政府、企业产生的推动力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