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为地方政府隐形借债大开方便之门的就是弱势的人大。在西方国家，财税权力一般都在议会。议会不仅规定一个政府可以征收多少税收，也规定政府可以借贷多少债务。2013年的9月末10月初，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一条新闻——美国政府关门，而这次关门的直接导火索就是美国议会不同意提高政府债务的上限。为了不准政府多借债，不惜让政府关门，可想而知，在西方国家议会对政府的财政约束有多强大。当然，这在中国是不会发生的。在中国，人大很少否决政府的预算，也几乎不会限制政府借债，甚至连政府一共借了多少债都不知道。
疏堵结合，标本兼治：建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2013年10月17日《南方周末》一篇题为《大武汉悬念——一万工地停工几何，千亿债务是否难解》的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再一次深刻反思地方债务危机：
最近，财政部湖北专员办的一份调查报告被媒体披露，截至2012年6月30日，武汉市债务余额2037.05亿元，负债率185.64%，“负债最高的城市”这顶帽子被各路媒体冠在武汉头上。
被冠以“负债最高城市”的武汉，城市建设并未发生大面积停工困局，但地铁建设可能会陷入资金瓶颈。
武汉正在千方百计找钱，借新债还旧债、下沉建设压力到区县……而卖地，也成了重要选择。
面对潜在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新一届政府会如何应对呢？如果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疏堵结合，标本兼治”。
在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上，一直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回到1994年《预算法》的范围内，不再允许地方政府借入任何债务，这是“堵”；一种是立法——明文规定地方政府可以借入多少债务，这是“疏”。这两种方法都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如何预防地方政府债务演化为危机成为李克强总理的短期目标，而疏堵结合无疑是达到这一目标最好的途径。2013年3月25日，上任伊始的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关于地方债务）会给地方政府开一条正道，堵住那些歪门。这在中央政府的政策中得到了反映。一方面，中央政府正在试着扩大地方政府市政债券试点计划。2013年10月20日，据报道称，我国或将于11月决定扩大地方政府市政债券试点计划。另一方面，部分部委在试图对地方政府融资进行严格的管控。2013年4月19日，国家发改委下发通知，要求对AA+级以下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2013年8月29日，银监会下发通知，限制银行扩大对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规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
然而，“疏堵结合”，只是治理地方债务问题的“标”，即防止地方债务突然大规模违约形成经济危机，但无法触及根本。要想从本质上改变中国地方债务问题，还是要进行体制改革，重新界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市场之间的边界。2013年11月7日，李克强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讲道：“如果说中央政府改革是上篇，地方政府改革就是下篇……政府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社会的作用，更好地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推动政府全面正确地履行职能，加快现代政府建设。”
首先是财税体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说：“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这是对1994年改革形成的财税体制进行修正的先声。只有地方政府有了长期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地方政府才能脱离对借款的依赖。目前在重庆和上海试点的房产税正是培育地方税种的努力之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也提出，完善地方税体系。
其次是选拔机制改革。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全国组织会议上强调，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这是对现行官员考核机制进行改革的先声。当地方官员的提拔与经济不再有直接关系，增长主义不再成为地方官的执政主导思维，地方政府及其负责人自然不再有强烈的冲动四处借债。
再次是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定义。2013年3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答中外记者问时说：“政府有错位的问题吗？那就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是理顺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的先声。当市场的约束足够强大，当地方政府只能作为一个普通的经济主体参与经济活动，巨额的隐形地方债务将消散于无形。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受到市场的约束，地方政府的财务信息也不得不详细披露，各种试图欺骗交易对手、欺骗市场、欺骗公众的花样都会受到惩罚。2013年11月7日，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要求“地方政府原则上不再直接投资办企业”，这就堵住了地方政府借道企业发债的路径。
最后是人大对地方政府的约束。2013年5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下力气推动建立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预算体制，形成深化预算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措施。削减、合并一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这是加强人大在财税约束方面权力的先声。当地方人大负责决定地方政府的征税发债时，地方债务就不会如此隐蔽而大规模地膨胀。
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12月10日至13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2014年经济工作六大主要任务之一即是着力防控债务风险。会议提出：“要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把短期应对措施和长期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做好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各项工作。加强源头规范，把地方政府性债务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严格政府举债程序。明确责任落实，省区市政府要对本地区地方政府性债务负责任。强化教育和考核，从思想上纠正不正确的政绩导向。”这一指导思想，对地方政府建立健全的财政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地方政府将面临两大趋势：透明与放权
时至今日，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隐形借债已经此路不通，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市场，都不会再允许，透明与放权成为地方政府必然的选择。
2013年6月15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撰文指出，地方高负债的治本之策在于“治存量、开前门、关后门、修围墙”，在实行地方债务透明化的前提下，允许地方合理举债。中央政府也下定决心让所有的地方债务暴露在阳光下，《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让地方债务透明化成为各界的共识，是大势所趋。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地方政府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顺应这种趋势。与其由中央政府公开，或者出现偿付危机不得不公开，不如自己主动公开，让债务透明化。
债务透明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带来的好处可能远远大于弊端。地方政府担心一旦债务公开，金融机构会因为风险太大而集中要求偿付。实际上逻辑可能正好相反，当地方债务透明以后，金融机构知道最坏的情况也就是这样，做到了心中有数，反而不会要求提前偿付。反倒是债务不透明，金融机构不知道最坏的情况是什么样，“恐惧源于未知”，很有可能要求提前还债。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雷曼兄弟破产案。当雷曼兄弟的资产出现问题时，其他金融机构由于不知道问题资产到底有多少，结果纷纷做最坏的打算，完全拒绝向雷曼兄弟借款，雷曼兄弟丧失流动性不得不破产倒闭。实际上，破产后清算雷曼兄弟的资产，发现问题资产远远小于外界的猜测，如果一开始市场就完全了解雷曼兄弟的真实情况，雷曼兄弟完全有可能避免破产的命运。
与债务透明化成为趋势一样，政府放权也成为趋势。2013年3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答中外记者问时说：“那就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是削权……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2013年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强调，特别是面对着社会利益主体与利益诉求多元化的趋势，政府要在公共服务领域向社会公益组织放权，加快官办社会组织、传统事业机构的“去行政化”改革。李克强总理的现实政策为政府放权做出了注脚。2013年5月，国务院发文了《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取消和下放了117项行政审批项目。2013年10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企业注册资本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注册资本由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中央政府都已经放权，地方政府更不能抗拒潮流。
地方政府要把权力放给其他两个主体：市场与人大。首先地方政府要把发展经济的任务交给市场。长期以来，中国的地方政府承担着主导经济发展的责任，因此地方政府才疯狂借债以期快速发展经济。这种模式严重偏离了政府的基本职能，扭曲了经济结构，因而广受诟病。把发展经济的任务交给市场，政府才能从不得不借债的困境中走出来。其次，政府要把市政发展的权力还给人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表示，健全“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制度。相对于几年一换的政府官员，人大要稳定得多；相对于政府的“一把手拍板”，人大的决策过程也科学严谨得多。由人大决定市政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会比政府的决策更具有长远规划。南京市前市长季建业被“双规”后，记者报道，由季建业决策推进的市政工程几乎都是败笔。
实际上，透明和放权是保护地方官员的一种好方式。正是地方政府可以暗箱借债融资，地方政府拥有巨大权力做出各种决策，才使得如此之多的地方官员锒铛入狱。试想一下，如果南京市市政建设的决策权在人大，如果南京市必须公开借债的一切细节，会不会减少季建业从一个副省部级高官变成阶下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