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一般城镇设厢、坊，农村设乡，乡下面设都，都下面是图。“都”在中国历史上很早以前就是一种行政区的名称，到了明朝，就把它作为乡下面的一种区划了。“图”这个名称来源，据有的笔记史料中记述说，是因为在编造田亩册的时候，把这些人户合在一册，前面附有图，因此才叫“图”。
上一讲我们说到朱元璋为了尽快恢复被元末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推行了鼓励农民开荒移民的政策。为了让老百姓开荒立业，他还下令三年不征税，不派徭役。这样一来，明朝初年就出现了一个移民大潮，很多人从人多田少的地方，搬到人少地多的地方去，开荒种田，成家立业。当时北方就有了“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的传说，南方也有了“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传说。最后说到在这场移民大潮中，有一支特别的队伍，他们人数多，有组织，集体行动。这到底是些什么人呢？
一、郭里长屯
这支移民队伍一共有一百一十户，几百号人，在一个名叫郭全的农民率领下，从山西的泽州（就是今天的晋城）建兴乡大阳都出发，要迁居到河南卫辉府的汲县（就是今天的河南新乡汲县）去安家落户。
从史书中的记述看，这些人本来去的那个地点是河南卫辉府汲县西城南社一个叫双兰屯的地方，可是因为这些移民是一个完整的里甲的行政编制，一共一百一十户，他们的里长名叫郭全，所以后来这个原名双兰屯的地方就改叫郭里长屯了。
我们在前面讲的这段故事中，说到了几个名词，其中有府、县、乡，大家都知道这是当时国家的三级行政机构，府就相当于今天的省辖市或者地区，下面有县，县下面有乡。可是这里还说到的都、里、社和屯，是什么意思呢？
这些也都是当时的行政编制。
中国历代朝廷派遣官员对地方进行行政管理，只到县一级为止，以下就不设官管理了。县以下城乡基层管理机构，国家不派官吏，由地方自己管理。
在明朝，一般城镇设厢、坊，农村设乡，乡下面设都，都下面是图。“都”在中国历史上很早以前就是一种行政区的名称，到了明朝，就把它作为乡下面的一种区划了。“图”这个名称来源，据有的笔记史料中记述说，是因为在编造田亩册的时候，把这些人户合在一册，前面附有图，因此才叫“图”。
乡的下面除去“都”、“图”这些机构之外，还有“里”。里是明朝一种主要的基层社会建制，一般一个里由一百一十户组成，里下面是甲，一里分为十甲，每甲十户，一共一百户，多余出来的十户，都是里长户，由他们轮流充当里长。我们前面说的郭全率领的这支移民队伍，就是一个里的编制统一迁移，到了新地点，仍然是一个里，所以又叫郭里长屯。
“屯”也就是村，我们今天还有些村子叫什么什么屯的。“社”也是村，不过它跟屯不一样，社是由当地土著民组成的村落，土著民聚村而居，没有什么组织要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原有的老村子。屯，一般是由有组织的外来人口组建的新村落。这些新建的村落为什么要叫屯呢？这就引出了明朝初年一个重要的大事：屯田。
屯田就是有组织地屯垦荒地。
洪武六年，也就是公元1373年，有一位蒙古族的太仆寺官员，名叫梁埜先帖木儿，他上书给朱元璋说：宁夏境内和四川地区有大量肥沃的田地，没有人去耕种，“宜招集流亡屯田”（《明史·食货志一》）。
当时，朱元璋派遣了邓愈、汤和等将领，在北方各地屯耕，将山西和北平地区的一些农户迁徙到凤阳等地去屯种。
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
（《明史·食货志一》）
这段话就把移民和民屯讲到了一起。这也是移民，但不是百姓自行移徙，这也是垦荒，但不是老百姓有力之家开垦额外荒地，而是在官府的管理之下，由地方官府安排的移徙与开荒种地。
于是就有了我们说的一些名称为某某屯的村落，至今我们还会这样叫。就在这些村落附近，也许就有的村子不叫屯，而叫某某村。这些不叫屯而叫村的村落，当初就叫社，社里的农民就叫“社民”，屯子里的农民叫“屯民”。
因为先前就住在当地的土著很早就开始开荒种地了，所以他们先占的田地多，按照亩计算，每亩都是实数，当时就叫大亩；后来的这些屯田移民，他们到新地方的时候，人家已经开垦了许多荒地，所以他们占的地就少，每亩都不能足数，就叫小亩。
前面说过，传说有些人的祖先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来的，还说，他们的后代都遗传了一个习惯：背着手走路。现在知道了，那是因为当年他们的祖先就是被捆绑着迁徙而来的。史书中记述得很清楚，当年迁徙的移民当中，确实有召募的农民，也有罪徙者，就是被迁徙的罪犯，罪犯当然就有可能是用绳索捆绑着押送到新的地方屯田的。
民屯是朱元璋的一大发明。其实他最初下令开荒种地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民屯，只是让老百姓开荒，谁开出来的地就归谁。当初虽然也有屯田，主要是把一些富人迁到南京、凤阳这一带去屯种。可是后来发现这样有组织地开荒种地，比让老百姓自行流动要好得多，于是才开始认真安排民屯。
那时候安排应募去开荒的农民和罪犯，不仅由官府划拨出土地，还要给予一定的资金，“官给钞，户三十锭，使备农具”（《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六）。还会有三年免征的优惠政策。
这些民屯户，跟一般移民不同，他们虽然叫“民屯”，其实有一些军事化的味道。其中有些人编制还在军队，由军队管，身份却交给了地方官府，因而又有农民户口，所以应该就是准军事化，只是后来随着时间变化，慢慢也就失去了准军事的性质，成为彻头彻尾的屯子里面的农户了。
二、屯田军卫
除去民屯之外，在明朝初年最有规模的还要算是军屯。大家一听这个词就明白了，就是军队开荒种田，其实大致就像我们的军垦建设兵团。
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军队最缺乏的就是粮食。后来朱升前来投奔，给他出主意，提出三句话九个字的战略方针：“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意思是要建立根据地，做好战略储备，还要韬光养晦。朱元璋靠这三句话打下了天下。
朱升当时说的“广积粮”，意思可不仅仅是去征收老百姓的粮食，还要安排军队自己生产，搞大生产运动，自给自足。当时在这场大生产运动中最出名的一位将领就是康茂才。
高皇帝初，命诸将分军于龙江等处屯田……惟康茂才所屯田，谷一万五千余石。
（《昭代典则·明太祖至正二十三年》）
所有将领都要从事生产，可是只有康茂才做得最好，收成了一万五千石粮食。这个成绩确实不小，而且更重要的是，让朱元璋看到了自己动手解决军粮的实效。于是，就给予康茂才褒奖，任命他为都水营田使，让他去主管军队种田生产。
朱元璋当时对康茂才说：“理财之道，莫先于农。春作方兴，虑旱涝不时，有妨农事，故命尔此职，分巡各处，俾高无患干，卑不病涝，务在蓄泄得宜。大抵设官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饰馆舍，迎送奔走，所至纷扰，无益于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
朱元璋对农村的事情实在太了解了，对于官员们迎来送往扰民的事情也太了解了，所以他嘱咐康茂才春耕时注意防涝防旱，高的地方不要缺水干旱，低洼的土地要排水防涝，一定要做好蓄水泄水的工作，并且不能讲究排场，装饰馆舍，对老百姓造成困扰——句句内行。
康茂才带了一辈子兵，打了一辈子仗，功劳也不小，可是一直是个副职，他当一把手主持的工作，还就是这个都水营田使。
洪武三年，也就是公元1370年，康茂才被追封为蕲国公。没有打过几场大胜仗，居然被封为国公，这跟他当年在大生产运动中的功劳应该是有一定关系的。
康茂才组织将士们开荒种地的时候，朱元璋还在打天下。等到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他就把这种做法坚持下去了。
朱元璋虽然打下了天下，可是仗并没有打完，国家还需要有大量军队。要想养这数以百万计的军队，仅按每名士兵每年两三石粮食计算，一年就需要好几百万石粮食。这些粮食要是都从老百姓那里去征收，征收完还要运送到军队去，许多军队都驻扎在边防，路途遥远，纳粮运粮就成了老百姓的沉重负担。
就在这时候，一个名叫宋讷的官员给朱元璋上了一份奏疏。朱元璋打开一看，奏疏题目就把他吸引住了。这篇奏疏叫作《安边策》。宋讷在奏疏中说：如今虽然全国平定了，可是北方还有元朝残余，我们如果派军队去征讨，大军往还万里，粮食馈运困难。所以“备边固在乎屯兵，实兵又在乎屯田……陛下宜选数人，每将以东西五百里为制，随其高下，立法分屯……率五百里屯一将，布列沿边之地，远近相望，首尾相应。耕作以时，训练有法，遇敌则战，寇去则耕。此长久安边之策也”（焦竑《玉堂丛语》卷二）。朱元璋一看，很是高兴，这办法不错！于是下令边疆军队全都开始屯田。
当时军屯开发得最好的地方有四处，一处在北边，一处在辽东，一处在西北，一处在云贵。当时著名的将领魏国公徐达、西平侯沐英、延安侯唐胜宗、景川侯曹震、普定侯陈桓、靖宁侯叶升、左都督杨文，还有宋国公冯胜、颍川侯傅友德分别在这几处组织屯田。
军屯由军卫组织安排，“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树植，复租赋，遣官劝输，诛侵暴之吏。初亩税一斗。”
（《明史·食货志一》）
军士们不但种粮食，还要种树，什么柿子树、枣树、桑树、栗子树，都种。那时候军队的驻地，俨然是一幅农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