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札记对《山海经》的认识大体上是正确的。只是不能肯定此经为“禹、益神人”所撰，亦不能说《天问》所述的神话故事“皆原本斯经”罢了。此书附载《山海经图》五卷，是根据宋代舒雅于咸平年间（998年—1003年）绘制的十卷图而重绘的。而舒雅的图，又是根据六朝梁张僧繇所绘的图。如今张、舒的古图都不可得见了，能够看到的就是吴任臣的这五卷重绘本。舒雅的十卷图共二百四十二幅，吴任臣的五卷图只有一百四十四幅，分为五类：灵祇二十，异域二十一，兽族五十一，羽禽二十二，鳞介三十六。跋文说：“今登其诡异，以类相次；而见闻所及者，都为阙如。”原来他把一般常见的都剔除了，只是取其“诡异”（富有神话意味的）的精粹。这样，古图虽不可得见，然而靠了吴任臣的重绘刊刻，广为流布，仍能一脉相传，使我们见到古图精神的大概。后来袖珍本的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也全部采用了这些图画，而且还红绿套色印刷。鲁迅先生幼年从阿长妈妈手里得到一部刻印粗拙的带图的《山海经》之后，又买了一部石印的《山海经》，“绿色的画，字是红的，比那木刻的精致多了”（《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那就是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的袖珍本。吴任臣此举对保存我国古代文化艺术所作的贡献是相当大的。
至于说到他对《山海经》所作的广博的注释，则是冗蔓无当的较多，可取作参考的较少。像下面所举《海内西经》“开明北有视肉、珠树”的吴任臣注便可概见一般：
任臣案《淮南子》：“增城九重，珠树在其西。”《列子》：“蓬莱之山，珠玕之树皆丛生。”李时珍以为珠树即琅玕之树也；盖古人谓石之美者多谓之珠，《广雅》称琉璃珊瑚皆为珠是已。然下文复有琅玕树，不应前后异称，且更叠见，所未敢信也。又案熊大古《冀越集》云：“尝见人得珠子树数担。”田艺蘅《日札》亦以岭南有珠子树。又《海外经》有三珠树，则珠树当自是一种，岂即王子年所谓“珍林”者欤？吴淑《珠赋》云：“曾城列树，开明广植。”梁简文《南郊颂序》：“珠树素禽，越火枝之地。”王勃《九成宫颂》：“沼分瑶水，花跨珠林。”顾起元《壮游歌》：“金枝何翩翩，珠树何扶疏。”张仲素《晏瑶池赋》：“翩翩三鸟，拂珠树以相随。”……
下面还有几段关于珠树的诗句，不想再抄了。像这样的注释，虽然也略有点名物异同的小考辨，然而大量引用诗赋文句作注，重复冗沓，确实意义不大，使人厌观。注释中也偶然见有引用一点和所释神话有关的新鲜材料的，如像《北次三经》发鸠山精卫神话，注引《律学新说》云：
伞盖山西北三十里曰发鸠山。山下有泉，泉上有庙，浊漳水之源也。庙有像，神女三人，女侍手擎白鸠。俗言漳水欲涨，则白鸠先见，盖以精卫之事而附会之也。
这就比较有意思。又如像《海外北经》：“平丘在三桑东，爰有遗玉。”吴氏释云：
遗玉即瑿玉；松枝千年为茯苓，又千年为琥珀，又千年为瑿。字书云：“瑿，遗玉也。”是其解也。
上引也有值得参考的地方。总之，对于吴氏的《广注》，用像对待王崇庆《释义》那样披沙拣金的功夫，还是能够得到相当收获的。
汪绂《山海经存》、毕沅《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山海经笺疏》
从吴任臣注释《山海经》以后，清代注释《山海经》的注家蜂起，先后有汪绂、毕沅、郝懿行等。王念孙也校注过《山海经》，但是没有出版，至今还有一部他根据清康熙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项群玉书堂刻本《山海经》的手校稿保存在国家图书馆。这段时期，可说是《山海经》研究蔚然成风的时期。
汪绂，号双池，是康熙乾隆年间人，比毕沅的生年略早；他原是江西景德镇瓷场的一个画工，以刻苦自学而成为学者。汪绂平生著述甚富，《山海经存》九卷是他著述中的一种。这部书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以早年画工的技艺，为《山海经》的珍禽、异兽、神祇、灵物，另以己意绘制了许多较为生动的插图。全书缺六、七两卷，两卷包括《海外》四经和《海内》四经这两个部分，图和注文俱缺。这两卷的图和注文，是后来刻印时配补上去的。图是清末“同邑后学”余家鼎、查美珂的补绘，注文则是将原来郭璞的注全部抄上，再抄上几条毕沅的释语，混合编制，聊以充数。所以严格说来这部《山海经存》并非汪绂一人的著作，而是好几个人的集体创作。
在汪绂的注文中，汪把他自己的注文和郭璞的注文混合起来了，他似乎觉得用这种“融会贯通而陈述之”的办法，是一种较好的办法。然而人们必须用郭璞的注本和他的注本互相参校，才能看出他的创见发明，这是比较费力的。这种办法并不是科学的好办法，因为它破坏了著书的体例。随便举一个例子，如像《南次三经》：“祷过之山……有鸟焉，其状如，而白首、三足、人面，其名曰瞿如，其鸣自号也。”汪绂注云：
{交（左）鸟（右）}音骹，足一作手，瞿音劬，号平声。{交（左）鸟（右）}{言（左）鸟（右）}似凫而小，足近尾。自号者，其鸣声若曰瞿如，因以名之也。
和郭璞注文对看，就知道“足近尾”以前，都是郭璞注释中零零星星说过的，汪绂只不过将它们贯串起来，用自己的话重说了一遍。后三语才是他自己的注释。全书汪注的部分，都是像这样混合编制的。
全书体例虽然欠佳，可是在作者不多的一些释语中，还是时有新鲜独创、值得参考的意见提供给我们。如像《中次六经》末尾：“凡缟羝山之首，自平逢之山至阳华之山，凡十四山，七百九十里，岳在其中，以六月祭之，如诸岳之祠法，则天下安宁。”诸家于“岳在其中”四字俱无释，独汪绂释云：“此条无中岳，而曰岳在其中，盖以洛阳居天下之中，王者于此时望祭四岳，以其非岳而祭四岳，故曰岳在其中；此殆东周时之书矣。”汪绂能将历来相传是禹、益所作的《山海经》从此条中看出“殆东周时之书”，把此书著作时代拉近了千数百年，不管是否绝对正确，其眼光也算是相当犀利了。
至于说到他对神话所持的见解，则并不算是高明。姑举二例证之。一是《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汪注云：“汤谷当作晹谷；扶木，即扶桑也；乌，三足乌也；载与戴通。荒谈甚无稽，却甚有趣。”“三足乌”以上数语，又是糅杂郭璞注文中的言语。作者对这段神话，一方面觉得它“荒谈甚无稽”，另一方面又觉得它“却甚有趣”，二语大约可以代表他对《山海经》大部分神话所抱的态度。二是见于同经的关于四方神之一的折丹的神话：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东极、离瞀，日月所出。（有人）
名曰折丹，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
汪绂注云：
古奥不可解。大意云，大荒中有鞠山者，其高及天，其东方极于离瞀之地，当日月所出处，名曰折丹。东方之人名曰折，其来而风闻于中国又谓之俊。是山在东极，东风所由出入也。
神话说的是“折丹”这个神人，郭璞在“折丹”下已明注“神人”二字，只是原经文“折丹”上脱漏了“有人”二字，所以汪说它“古奥不可解”。然而只要细心寻绎，将经文所记四方神的文句对照观之，还是可以看出大概的迹象来的。作者不肯费此功夫，却要凭主观臆想，妄为之说，以至把人说做了山，还说了些“其来而风闻于中国又谓之俊”这样莫名其妙的话。后面说“应龙”，说“十日”，每以人事现象释神话，也大体类似。故说他对神话所持见解不算是高明。
汪绂之后不久，又有毕沅作了《山海经新校正》一卷，书前又附有《古今篇目考》一卷。这部书是“校”而兼“注”的，循实立名，倒不如称它为“山海经新校注”的好。这个校注本有两大特色：在校的方面，作者把经文讹捝或有其他问题的地方根据自己的所见径补改在经文上。如《海内南经》：“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毕沅注：“旧本脱一巴字，今据《水经注》增。”同经：“窫窳龙首，居弱水中。”毕沅注：“旧本作窫，疑当从宀。”《海内经》：“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毕沅注：“其城方三百里以下十六字，旧本是郭注。案王逸《楚辞章句》引此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十一字，逸后汉人，则为本文无疑。”等等。
毕沅做这件工作是较有意义的，但做得并不十分理想。一是好些错讹的地方，他还没有见到。例如《南山经》的猨翼之山，本该是即翼之山的，由于他没有见到，因而也就没有改。二是他本来已经见到了，但因拿不出有力的证据，亦未敢遽改。例如《南次二经》的“其中多芘蠃”，毕只是说：“郭云紫色，似芘字当作茈。”其实《太平御览》卷九四一引此经正作“茈蠃”（汪绂本同）。三是有些虽然改了，却改得冒失，不如不改。如像上面所引《海内南经》“契窳”，毕改作“窫窳”，只是因为他“疑当从宀”。又如《南次二经》“长右之山，有兽焉，其名长右”，毕将二“长右”都改做“长舌”，说“《广韵》引此作长舌”，孤词单证，实不足据，焉知不是《广韵》错引。
校的方面是如此，注的方面，毕的目光所瞩，是专在考证山川古今的异同上。那就是把《山海经》当做是一部地理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山海经·五藏山经》三十四篇，古者土地之图。《周礼·大司徒》：‘用以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湿之名物。’……皆此经之类。其言怪与不怪皆末也。”因而他又说：“《山海经》未尝言怪，而释者怪焉。经说鸱鸟及人鱼皆言人面，人面者，略似人形，譬如经说鹦母狌狌能言，亦略似人言。而后世图此，遂作人形。此鸟及鱼，今常见也。又‘崇吾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举父’，郭云‘或作夸父’。按之《尔雅》，有‘貜父善顾’，是既猿猱之属。举、夸、貜三声相近，郭注二书，不知其一，又不知其常兽，是其惑也。以此类推，则知《山海经》非语怪之书矣。”毕沅只举了两三个例子来说明《山海经》“未尝言怪”，自然是以偏概全，不足服人。
正因为这样，他在校注《山海经》工作中所作的贡献，只是偏于地理考证和名物训诂方面，对神话研究，则贡献不大。并且他把《荒经》以下五篇，认为“亦多是释《海外经》诸篇，疑即秀等所述”，也作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判断。实际上“详此经文”，乃是刘秀校录《山海经》时所失收的几篇未经整理的古经，其成书年代比其他各经都早，绝非“秀等”所能“述”，其作用也不是在“释《海外经》诸篇”。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拙著《神话论文集·<；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这里便不多说。
清代最后一个全面、踏实地注释《山海经》的学者是郝懿行（1757年—1825年）。他作了一部《山海经笺疏》，共十八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笺以补注，疏以证经”，是以名为“笺疏”，从其立名也可见到此书工作的细致。郝懿行生在考据学盛行的乾、嘉时代，他本人又是通才博学，平生著述很多，除此书外，还有《尔雅义疏》、《易说》、《书说》、《春秋说略》、《荀子补注》等十数种，是乾嘉学派杰出的代表人物。此书对地理、训诂、订正文字讹误等都有许多创造发明，为我们研究《山海经》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这就是《山海经笺疏》的卓著功绩。
至于说到郝本人对《山海经》一书的认识，却始终没有超出时代的局限，认为此书就是禹治洪水时所作，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地名及夏后启、文王等事者，皆由后人所羼。他的这种观点和清代初年吴任臣的观点可说是完全一致的。和西汉时代的刘秀（歆）、晋代的郭璞也可说是一脉贯通的。较之汪绂，反有倒退，未免令人抱憾。从下面一段摘录自《山海经笺疏叙》的话中，可以看到作者的态度：
禹作司空，洒沈澹灾，烧不暇撌，濡不给扢，身执垂，以为民先。爰有《禹贡》，复著此经，寻山脉川，周览无垠，中述怪变，俾民不眩。美哉禹功，明德远矣，自非神圣，孰能修之。而后之读者，类以夷坚所志，方诸《齐谐》，不亦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