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三峡地区的先民构成
三峡地区是古代巴民族的聚居地。据史料记载，从巴族在枳、江州（今重庆）立国建都至秦灭巴国，前后800余年，而巴族在此聚居的历史则更加悠久。在巴族入住江州之前，此地早有先民居住，学术界称其为先巴民族。因此，研究三峡水域的古代先民，就必须研究先巴民族和巴民族。正是这些先巴民族和巴民族，以及以后移居此地的民众，主宰和创造了三峡地区的水文化。
一、三峡地区的先巴民族
（一）三峡地区的远古人类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长江三峡联合考察队在巫山县大庙镇龙坪村的龙骨坡这个地方，发现了一枚铲形乳门齿和一个带有两枚臼齿的部分左下颌骨化石，以及一些带有人工加工痕迹的骨片、一些原始石器和大量伴生动物化石。科学家们对牙齿化石进行了鉴定，认为这颗铲形门齿具有黄种人的特征，颌骨上的臼齿比现代人粗长。前者系七八岁的幼年门齿，后者则系老年（或40岁开外）臼齿。他们都已直立，跨进了人类的门槛，因而将其定名为“巫山猿人”。
巫山猿人生活在什么年代？科学家们用磁性地层年代测定法和氨基酸年代测定法检测的结果，证实巫山猿人距今已有204万年。这是自北京猿人和元谋猿人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发现。与生活在170万年以前的云南元谋猿人相比，巫山猿人早了30余万年，因而他不仅是我们至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人类，而且也是亚洲最早的人类。这说明，早在204万年前，在三峡地区这片沃土上，已经有人类生存、活动。
猿人之后，人类的发展即进入旧石器时代的古人阶段。三峡地区“古人”的代表者是“长阳人”。
1956年，我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贾兰坡带领一支考察队，在清江河畔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境内黄家塘的下钟家湾的溶洞里，发现了一段残留两枚牙齿的残破上颌骨和一枚单颗牙齿化石。
长阳人化石与巫山人化石在表面上十分相似，均由一颗单齿和颌骨上的两颗牙齿组成。但细考察之，其差别相当大。它们表现在：其一，长阳人的颌骨没有巫山人那么前突；其二，长阳人的牙齿个体比巫山人的牙齿小，咬衔面的折皱不如巫山人牙齿复杂，其冠也要低一些，这是嚼吃食物长期进化的结果。这都说明，长阳人比巫山人向前进了一步。
究竟进步多少？即长阳人生活在什么年代？据科学家们考察，长阳人生活在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20万年至10万年。
三峡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除长阳外，具有代表性的还有丰都县烟墩堡遗址、桂花村遗址和晚期的铜梁文化遗址。
烟墩堡旧石器遗址系1994年3月在丰都县长江南岸的丰都新城开发区内的一个叫烟墩堡的山梁上发现的。之后，经过先后3次发掘，到1996年共出土石制品1215件，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这里的石器类型多，主要有石核刮削器、凹缺器、石锥、钝背刀、端刮器、大尖状器、小尖状器、砍砸器、刮削器、似盘状器和复合工具等。其中以石片石器为主。遗址的年代推测为更新世晚期。
桂花村遗址位于丰都县高家镇桂花村长江岸边，面积约2000平方米。这里是三峡地区先民的一处石器制造场，石器分布密集。仅揭露遗址面积50多平方米，即清理出砾石石器2200多件，主要有砍砸器、尖状器、石锤、刮削器及石核等，其中以砍砸器数量最多，刮削器数量较少。其年代距今约10万年。
1978年，在铜梁县城西郭张二塘发现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共发掘出300余件旧石器和多种动、植物化石。石器以石片工具为主，石核工具次之。石片和石核的形制都相当原始，粗大而厚重，以刮削器为主，次为砍砸器。动物化石共计4目10种，均为华南广义的大熊猫。其年代距今24450±850年。
此外，还在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镇的大堰村和与之接壤的大渡口区相邻地区（旧时合称马王场）发现369件旧石器。其绝对年代不会超过2万年前。
这些遗址证明，在旧石器时期，三峡地区的广大范围内已有古人居住。
猿人、古人之后，人类即进入到新石器时期的“新人”阶段。
在三峡地区里，发现“新人”遗址更多，其中颇具代表性是丰都玉溪遗址。
2006年12月16日，《重庆晚报》第3版记者李心成以《玉溪遗址解密七千年三峡文化》为题介绍：“重庆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丰都玉溪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由动物残骨和制作石器的残次品组成的70余页‘史书’，厚6米，揭开了三峡文化7000多年历史的神秘面纱。”考古人员仅从几十平方米发掘出的骨骼，就识别出了1398个动物个体，有水鹿、黄麂、水牛、猪、犀牛；还发现大量的鱼刺、蚌壳，以及打制的通体磨光的石器等。断定在7500—6400年就有一支以渔猎为生的先民在此生活；6200—5500年前，可能有一群西方人曾来此生活；5500—4600年前，有一种被称为“玉溪坪文化”的文化在此留下足印。这可见其史前文化的辉煌。在此之后，玉溪文化并未中断。从殷商，经西周、东周、汉代、六朝，及至唐、宋、元、明，都有遗物留存，因此，记者写道：“玉溪史堪称三峡通史。”
新石器遗址比较突出的还有大溪遗址和中堡岛遗址等。自巫山县城下行约45公里，是大溪河与长江的交汇处。这是巫山县的大溪镇。在这片比较开阔的地带里，我国考古学家曾于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进行过多次发掘，共清理了200多座墓葬，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石器、陶器、骨器和蚌器等文物。这就是有名的大溪文化。
大溪遗址虽然在巫山大溪镇，但其文化的分布却遍及三峡峡区沿岸和鄂中偏南、湘西北部一带。位于西陵峡口宜昌三斗坪镇的三峡工程坝址中堡岛，也发掘出了不少属于大溪文化的实物，它是大溪文化的又一处重要遗址。据专家考证，大溪文化距今6240—5125年，即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时期。
还有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遗址是魏家梁子遗址。魏家梁子遗址位于巫山县北边巫峡镇大宁河下游左岸的二级阶地上，距县城约7.5公里。系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进行三峡水库淹没区文物普查时发现，后进行复查、勘探和发掘。该遗址有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以及少量的骨器和陶纺轮等生产工具，有陶器等生活用具，还有残居住址一处、墓葬一座。经测定其年代在距今4750—4000年之间。
此外，忠县忠州镇的井沟、合川沙溪乡的沙梁子，以及长寿区的陈家湾、杨家湾、焦石湾等，江北县（今渝北区）的洛碛观音阁、平美桥、唐草湾、朝阳河嘴等，原巴县（今巴南区）的华光村、白沙沱、薛家溪、新房后湾、广阳坝、团结河嘴等，江津市的王爷庙、莲花石等，江北区的羊坝滩、寸滩水文站、朝阳河、前进村、赵家溪等，南岸区的鸡冠石、大沙溪、老君坡等，九龙坡区的娄溪沟、杨树凼、道角、龙凤溪、鱼鳅浩等，都发现新石器遗址。
这说明，史前的三峡水域，古人类的分布是相当广泛的。
（二）三峡地区的先巴民族
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些古人类逐步形成具有各自特色的共同体，即我们近代以来学术上称谓的“民族”。三峡水域的古民族，主要有《尚书·牧誓》记载的庸、卢、彭、濮，有《山海经》的《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和《海外南经》记载的诸巫部落，其中濮、庸和诸巫部落在先巴民族中占居重要地位。
濮人是当时三峡地区先民的一支大族。他们主要分布在长江、嘉陵江和綦江一带。嘉陵江与渠江、涪江汇合处的合川，不仅有濮岩、濮湖、蒲（濮）溪等地名，在钓鱼城里，还有濮王坟，系巴王与濮王于此会盟，酒酣击剑，相互致死，并墓而葬。綦江古称僰江，即僰人聚居之地。僰即濮，此地为濮人所居。綦江上游有条支流蒲河，至今亦名。蒲即濮，蒲河即濮河，以所住之居民命名。綦江汇入长江之处曰僰溪口，即今江津之顺江镇。僰即濮，证明此地曾为濮人所居。綦江县横山乡二磴岩崖墓有濮人遗址。
庸国是商周至春秋时期的一个方国，位于重庆云阳以东一带。殷商时，臣服于商，系三峡地区一个较强的方国。周武王率诸侯联军讨伐殷纣王时，庸居首位。武王灭殷后，庸国领土有了进一步扩大，辖区为现今陕西的安康，湖北的钟山、房县，重庆的巫山、巫溪、奉节云阳以及开县、万州一部分等地。春秋时期，庸附于楚。至公元前611年，为巴、楚、秦联军所灭。
巫山一带的群巫部落，见于《山海经》。该经之《大荒西经》载：灵山有“巫咸、巫即、巫肦、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该经之《海内西经》又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灵山即巫山；开明即蜀之开明王朝，指蜀地，蜀地之东，当指巫山。《山海经》所载这群巫部落，其聚居在巫山。巫咸系巫山群巫之首。这群巫之名，既指部落，也指部落首领。《路史·后纪三》载：“神农使巫咸主医。”说明在神农之前巫咸就已强盛，方能引起中原部落的关注，而请他协助神农主持朝中医官事宜。
《山海经·大荒南经》又载：“有臷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臷处，是为巫臷民。”在帝舜时，巫咸为巫臷所取代。这些诸巫部落在巫山腹地生生息息，实为此地之土著。
二、巴民族的起源与得名
（一）巴民族的起源与得名诸说
巴民族的史料，文献记载很少。对其族源，学术界的认识很不一致。在论及巴人的祖先时，一般都要引述《山海经·海内经》的论述：
西南有巴国。太皋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文中所言的“太皋”，系传说中与黄帝同时代的东夷部族的一位大首领，风姓，其遗墟在陈（今河南东部淮阳县境）。这说明，巴人是东夷族的一支。这与“西南有巴国”的记述并不矛盾。此句讲的是巴族所建立的国家的方位，而后是追叙其族源。那么，东夷与西南又是怎么过渡的泥？这就涉及古代民族的迁徙问题。近些年发掘的早期巴文化遗址，多在湖北境内，江汉流域和洞庭、鄱阳地区，至今还有许多早期巴人的地名遗存。这说明，早期巴人曾以湖北江汉流域为其活动中心。这与《山海经》记述并不矛盾，东夷族太皋的后裔，由河南徙居江汉，是很可能的。
他们以后的发展又怎样呢？《山海经·海内南经》又记述：
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巴）属也。
晋·郭璞注：“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即孟涂所居也。”孟涂充任司讼之神主的“巴”，己不在江汉，而在建平丹阳。自黄帝至夏启的漫漫岁月里，东夷之巴人，经江汉，迁徙至三峡出口一带。
以上所举的巴人源于东夷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
与此相应的，还有《世本》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等关于廪君源于巫诞，而兴于武落钟离山的记载。此外，还有的认为，巴人起源于氐羌等等。
关于巴的得名，也众说纷纭。杨铭先生在《巴的历史与文化研究评述》一文中的关于“巴的名号”里，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些专家学者对巴字的释义作了梳理，“归纳起来，诸家释巴有动物说：蛇、虫、蟒、鱼、蚕；植物说；地形说：山、水、石头”等。以上诸说中，流行最广的是地形说的“因水得名”，即江水蜿蜒三折，其形“状巴”。
其实，“巴”义的水形说非今人所撰。早在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三《剑南道》“渝州”条里就说：“禹贡梁州之域，古之巴国也。阆、白二水东南流，曲折如‘巴’字，故谓之巴，然则巴国因水为名。”《太平御览》卷六十五引的《三巴记》里讲：“阆、白二水合流，自汉水至始乎城下入武陵，曲折三回如‘巴’字，亦曰巴江，经峻峡中，谓之巴峡，即此水也。”清代高士奇在《地名考略》卷十四里讲：“巴都累迁。江州其最初之都，江水迳其城南，三折如‘巴’字，因以名。”民国年间向楚主修的《巴县志》卷一《疆域》里也说：“巴之得名，以阆、白二水曲折如巴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