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玛丽亚·巴格拉米安
﹝爱尔兰﹞埃克拉克塔·英格拉姆
多元论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发现置身于一个有不同的伦理、哲学、宗教和文化信仰的多元性的世界。多元论既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也不是把当代西方社会同其他社会分离开来的现象，无论是今天还是过去都是如此。新的情况是多元论在观念世界的发展和扩展。最早由哲学家、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开启的多元论的讨论，现在已经找到了进入政治和社会科学、心理学、文学和文化研究、历史和教育的通道。在这种对多元论的兴趣爆发背后，是转变观念的激动——认识到关于一个既定的主题，不只一种“正确的”或“真实的”论点。这样理解的话，多元论就是对旧的哲学信仰的挑战，因为那种信仰认为，关于存在的东西、构成知识的东西和道德涉及的东西的问题，只有一种正确的答案。多元论的世界画面迫使我们承认，可以有许多不同的不一致的概念的和道德的框架，有许多信仰体系和终极价值，并不存在一个决定何为“真理”的压倒一切的标准。
在宗教、伦理和科学的领域里，旧的确定性崩溃有助于激发多元论的思想考察。特别是科学在这一发展中起了引领作用。引起物理学理论沧桑之变的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可能性的发现，有力地支持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可以对宇宙及其规律做出许多“理性上可接受的”但不一致的描述。威廉·詹姆士注意到了观念上这一转变的意义，在20世纪初写道：
大约在1850年，几乎每一个人都相信，科学表达的真理是准确译解非人类现实的精确摹本。但在后来日子里，理论极其迅速地增多，彻底颠覆了那种认为其中一种理论比另一种理论确实更客观的观念。有如此多的几何学，如此多的逻辑学，如此多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假说，如此多的分类，其中每一种都是如此地适合或不适合每一事物，我们开始明白，甚至最真实的公式也许是人的设计，而不是实际的副本。（James1975b：40）
詹姆士关注的科学的发展同关于人类思想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哲学讨论携手并进，这一讨论主要集中于与概念的多元论和相对主义相联系的形而上学问题。概念的多元论的根源，也许可以追溯到伊曼纽尔·康德关于我们感觉经验的材料与我们用来组织它们的组织原则或范畴之间的区分。康德相信，所有思想家必然把同样的范畴或概念图式运用于不加区别的经验之流。我们不能谈论一个独立于我们对其概念化的世界。实际的世界或者自在之物，是同我们关于它的概念相分离的，是不向我们开放的。尽管康德维护一种独一无二的普遍分类框架，但一旦他关于概念图式与图式内容的区分是可用的，我们就很容易懂得，也许有不只一种组织系统或图式，概念的或形而上学的多元论的观念也就产生了。
在20世纪关于概念多元论和本体论相对主义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这一区分的成果。正如已经论证的那样，为了讲得通我们的经验，我们必须给它们强加上某种概念的或语言的框架。然而，并不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正确的概念图式的东西，也不存在决定性的事实能使我们在不同的框架之间进行选择。因此，概念的多元性和相对性是我们企图弄清世界的必然结果[1]。
关于多元论和相对主义的争论，也从另一个方面吸取了养料。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不同文化和不同历史时代的信仰、实践和习惯的差异性程度，已经导致对我们的判断特别是我们伦理判断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产生了怀疑。艾赛亚·柏林对价值多元论的分析已经为这一领域的大量讨论提供了试金石。在柏林看来，在一个道德体系所信奉的终极价值之中也许就有不可解决的冲突，就像不同的文化所信奉的不同的道德和价值一样。对柏林来说，多元论就是承认价值是不可通约的和永远不可结合的。然而，柏林论证，这种不可通约性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
我们文化的成员[能够][2]靠想象的洞见，理解另一种文化或社会的价值、理想、生活方式，即使这些东西在时间或空间上是遥远的。他们也许发现这些价值是不可接受的，但如果他们充分敞开他们的思想，他们能够理解一个人如何能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们是他能够与之交流的，同时又是按照与他自已的价值大不相同的价值来生活的，然而，一个人仍可以将自已的看做是价值、生活目的，人们通过实现它们而得到满足。（Berlin 1990：10）
因此，对柏林来说，价值多元论并不导致相对主义。但柏林关于价值的客观多元性的见解不是每一个人都赞成的。担心的是，如果我们容许多种不相容的而又真实的世界图画的可能性，以及多种不相容的善和美德，那么，我们就是从基础上破坏整个关于真理和善的观念。相对主义的幽灵也就纠缠住了多元论，二者之间的界线也就非常模糊了。
多元论的问题不纯粹是抽象的哲学问题。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多元论，以种种不同的而且经常冲突的信仰、价值和生活方式呈现于我们。面对多元论的事实我们采取什么态度，本身就是不一致的事情。实用地看，我们可以采取这样一种观点，我们应该接受这一事实，并且设计在公正的社会秩序中能适应多元论的社会安排。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反应，旨在解决由差别产生的冲突和不宽容。它撇开了持久的关于多元论的合法性及其对真理、相对主义，以及实际东西的意义的争论。然而，关于社会差别的实践调节的图式本身也是有争议的。关于文化差别的同化、整合和政治化的种种战略，在实践领域都有坚持者和反对者，在那里，关于对待少数派、自决要求或同一权利的争论，是要一决雌雄的。而且，这些实践的争论经常靠的是这样一种假定，即存在着激烈的理论争议的事情。例如，某些关于同一性政治的观点，拒不考虑确定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根据是不能够跨语言或文化而理智地讨论如何去做事的主张。但关于不可译性和不同合理性的假定，在理论讨论中又引起激烈的争议。
所以，尽管多元论事实的政治意义是容易接受的，但我们对这一现象的回答的合法性却是一件更困难的事情。维护调节差别的政治原则和政策，引出了关于这些原则同根深蒂因的哲学和道德信仰的联系问题。我们希望的对多元论的回答，也许是同这些信仰相冲突的，它们也可以被这些信仰推进并指导。或者，我们会发现，实用地推动的调节差别的冲动，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敞开了一种有益的约定，即理论和实践都修正背景信仰，并提出一种理论上可维护的实践。
本书试图通过考察三个主题来提出一些这样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第一个关系到概念多元论的哲学核心问题及其对真理和智慧问题的含义；第二个关系到多元论同自由伦理观和政治观之间的联系；第三个关系到多元论对自由民主国家更抽象以及更具体的政治义务实践问题的含义。我们这样来组织这本文集，以便各主题和各章互相成立，但每一章也可以作为独立的单元来阅读。
多元论的哲学起源
威廉·詹姆士是最早充分认识到多元论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的人物之一，他的著作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研究多元论问题的主要线索。詹姆士提供了进入现在所谓的“概念图式多元论”的通道，这是詹姆士·奥谢的开篇论文的焦点。该篇表明，至少对詹姆士来说，多元论是对一个更深层的哲学问题回答的结果：概念究竟如何能使我们完全把握任何真理？在阐释詹姆士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时，奥谢能够表明，某些关于概念化的功能和界线的学说如何为詹姆士的激进多元论奠定基础。奥谢集中注意的是詹姆士关于概念在感觉经验中的作用的论述。这是对概念的一种解释，集中于概念在激发推理中的功能作用和价值，推理构画由概念表达的那种事物所显示的规则。詹姆士把概念的构图视为适应“一种大环境”的手段。奥谢提出，作为适应的表达，使得詹姆士著名的“真实的”与“有用的”相等同成了似乎有道理的。如果我们的观念有用，在路上地图和其他符号系统有用，体现着事物的属性和联系，从而在事物本身之中成功地指导我们，我们就声称是真理。这一理论的第二个关键方面是概念化对人的兴趣和目的的相对性。奥谢强调，这是关于我们概念的选择性的要求：我们总是注意现实的一个特殊的方面，我们选择的方面总是根据某种眼前的兴趣或目的来选择的。奥谢观察到，这些关于我们对待现实的概念依赖性和兴趣相对性的思想，现在已经成了我们哲学思维——我们的哲学工具箱——的结构的一个被接受的部分。较有争议的是，詹姆士认为，“根本不存在真正内在的秩序”，脱离于我们给现实强加的各种秩序。这是根本拒斥把世界看做是一个联系的统一体的一元论信仰。在詹姆士那里起支撑作用的是两个主要论点，一是批判抽象主义的粗暴对待概念，二是批判关于世界必然统一性的先验论断。于是，多元论和一元论被理解为关于世界联系方式的易错的假设，詹姆士认为多元论——假设“未结束的”宇宙也许永远是“不完整地”统一的——是更好的假设。
如果多元论被看做是关于世界的似乎有理的假设的话，那么它就必须是内在一致的。根本的问题是，怎样才能理解一个多样性概念图式的明显冲突的真理。詹姆士提出了一些办法来处理这一问题：工具主义、图式相对性、真理趋同和既有之物的丰富，所有这一切在整个20世纪都是有影响的，但奥谢认为其中的每一种办法都呈现出需要克服的困难。
詹姆士认为，不同概念图式的冲突着的真理要求在真理观上进行彻底考究。但最近几年，正是概念图式多元论的观念引起了彻底考究。正如玛丽亚·巴格拉米安的论文注意到的，概念多元论因这些对认识相对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敌视而失宠。概念图式多元论遭到了唐纳德·戴维森的反对，根据是，只有在一个可供选择的概念图式不可翻译成我们的语言即我们的概念图式时，我们才能承认它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理智地比较或对照诸图式。如果翻译失败，我们就不能谈论图式的多元性。但我们也不能谈论一种图式，仿佛我们能意识到什么东西更为可能一样。所以，看起来概念多元论至少是一种哲学的错误，也许还像戴维森所主张的那样是一种纯粹经验主义的教条。巴格拉米安挑战这种对多元论的拒斥。问题是我们如何解释图式/内容多元论。她表明这一区分有几种说法与戴维森和其他论点相抵触，并且认为全盘抛弃图式/内容区分使得我们碰到了证明不同的文化、时代和语言理解世界并使之概念化的方式问题。按照约翰·麦克道尔的建议，她认为存在着图式/内容值得维护的“清白的”说法，保全了一定程度的概念多元论，又没有使我们受有害的思维和被概念化的世界的二元论的影响，或者使我们进入一种讨厌的认识相对主义。按这一说法，图式/内容区分被引向去解释为何能有关于世界可能是什么的不同说明，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假的。概念的图式或前景深植于语言或文化中，但这些并不因世界在塑造概念化中的作用而自由显浮——要害是这一区分的内容在起作用。这种图式/内容二元论的说法并不涉及到任何非概念化的经验的责任，或者任何否认进入世界的直接通道。它纯粹是这样一种思想：我们的生活经验来自于不同的立场，这些立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和临摹世界的不同方式。巴格拉米安把这种图式/厚重内容安置在这样一种常识观察上：对生活经验能做不同的描述，甚至是不同的体验。不同的概念化形式，对于人们如何在世界上行动和进行他们的生活也有不同的后果。在这种意义上，可选择的概念图式也是可选择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