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的所有部门里，提出了如此之多的敌对的公式，以致考察者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看法，没有什么理论绝对是现实的副本。但从某种观点看，任何一种理论都是有用的，它们的大的用处就是总结旧的事实，并引导到新的事实上。它们仅仅是一种人为的语言，有人管它们叫做一种概念的速记，我们用来写出我们关于自然的报告。众所周知，语言是容许大量的表达选择和诸多方言的……席勒和杜威先生现在在这科学的逻辑思潮上名列前茅，他们都用实用主义来论述真理在各种场合的意义。这两位导师到处说，我们观念和信仰中的“真理”是和科学中的真理相同的……这就是“工具的”真理观……（James1975a：33-34）
这样的一段话自然地使人们认为，詹姆士主张我们所有的可选择的概念图式都不过是用来预见我们主观感觉过程的计谋；在何种情况下都不存在物质的事实；除了关于我们感觉流的最有用的和经济的预言者的问题之外，关于物质也许有真正的冲突。
所以，这是一种为了对付明显冲突的真理多元性而荣耀一时的战略。
然而，我想提出，这种解释有误解詹姆士观点的危险。科学哲学上的工具主义一般依赖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存在着理论上中立的观察的基础。正是后者的（所谓的）摆脱概念责任的自由，使得可能把“冲突的”概念图式（包括常识“事物”的图式）看做为计算我们更基础的感觉经验流的完全可选择的工具。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詹姆士的概念观是，我们的知觉反应是彻底承载概念的：对詹姆士来说，知觉的直接对象是有意图地设想的对象（例如这把椅子），而不是主观感受的特性的溪流。如果说在有些方面詹姆士最终陷入了既定之物的神话，我也并不认为它首先是在这个层次上[15]。
詹姆士的“纯粹经验”学说公认地是按照有利于一般化的工具主义战略的线索来解释的。这里，我仅仅表达我对这种理解碰到的困难的根据（部分基于上述第一部分）[16]。正如我对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理解的那样，他以下列方式表达他的直接现实主义——基本上不存在把认识者同被认识者分离开来的“中间者”：所有知识（和一般的意向性）涉及到把一个中立的既定内容（“纯粹经验”，一个赤裸裸的假定的“那个”）概念化或功能分类成客观的方面（那把椅子）和主观的方面（我对那把椅子的感觉）。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主观感觉流的意识，就像我们对独立对象的意识一样，是一个概念化的产物。正是詹姆士观点的这一普遍的方面，我发现是与经典的工具主义不协调的。这里，知觉与概念之间的紧密联系的确最终被詹姆士破坏掉了，但这（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首先是在假定更深刻的不可言喻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层次上发生的（见下面关于既定物的丰富的部分，以及我以前关于一元论、多元论和概念理解的局限性的讨论）[17]。
但是，如果我对此是正确的话，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实用主义如詹姆士所主张的是“我们的所有理论都是工具性的观点”呢？我们已经回忆了詹姆士本人如何在上面引用的那段话里陈述这件事：我们的理论是“适应现实的精神模式，而不是对某种神圣创造的世界之谜的启示或神智的回答”（James 1975a：94）。詹姆士用工具主义的科学哲学所描绘的一般类比，在我看来就是正如（例如）新的超批判科学主张“可选择的几何学”反对形而上学的基要主义观点“上帝按几何原理运作”，实用主义的确一般主张我们的概念显示的真理是可变的，部分地是由我们自己的积极贡献创造的，而不是“永恒的和因定的”。然而，如果对詹姆士观点作这种反基要主义的但又现实主义的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就使我们直接回到了我们起初的冲突的概念图式的问题：既然我们具有复制现实的可选择的“工具”，如果这些概念图式是现实主义地构造的，那么我们如何处理这样的事实，即这些图式呈现给我们世界现实的冲突着的概念呢？
图式相对性
第二种同样有影响的研究冲突的图式问题的线索，可发现贯穿于詹姆士的著作中。人们可以认为，妥当地理解的话，实际上根本没有冲突，甚至在相关的命题直接地和现实主义地被解释时，但“相对于”或从其自身框架的“观点出发”，每一命题都可以被认为是真实的。正如P.F.斯特劳森在“知觉及其对象”中所论证的，我们可以把公认表面冲突的常识和对世界的科学论述看做是例如“两种差异的描述，每一种从其自身的观点看都是有效的”。
我承认这两种描述的差异性，但断言，一旦我们承认我们的现实概念中的相对性，它们就不一定被看做是彼此矛盾的。这些事物，我们从一种角度设想为具有现象上的属性，我们从另一种角度来组织它们的方式却是，只能从现象的观点以抽象术语的东西来描述。（Strawson 1979：58-59）
我们已经看到詹姆士强调，每一概念图式“对于某些目的来说是充分的，但对于别的目的来说又不是充分的”（James1975a：94），我们获得概念是一件选择混沌的感觉流的某些方面的事情，这些方面相对于我们的某种兴趣是突出的：“我们对于自然有如此之多的不同的事情，以致其中无一使我们产生一种无所不包的把握”（James1977：19）。像斯特劳森一样，詹姆士大量地使用可选择的观点来比喻（例见James1975b：55）。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讨论作为一种真理理论的实用主义的背景中，他认为，甚至在科学中，“没有什么理论绝对是现实的副本，但从某种观点看，任何一种理论都是有用的”（James1975a：33）——由于在詹姆士那里具有功利与真理之间联系的性质，这肯定似乎蕴涵着真理是相对于观点或角度而言的，也许属于像斯特劳森的“我们现实概念中的相对性”意义之类的东西。
此外，斯特劳森认为，在相关的冲突情形中，我们“转变我们的立场”，这些转变并不“判断我们内在的冲突。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现实地’相对性时，……冲突的现象就消失了”（Strawson 1979：57）。
詹姆士也强调我们对于标准的多样性的断言的相对性，维护关于真理在于信仰的满足的人本主义学说，他认为“满足应该靠众多的标准来衡量”（James1975b：40）[18]。下列来自“理性的情感”的一段话，代表着对詹姆士著作中这种总的回应线索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表达：
在假定对世界的分析可以产生一些公式、一切都与事实相一致时，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在物理科学中，不同的公式可以同样好地解释现象——例如，电力的单相和双相的理论。为什么对于世界不可以是这样的呢？为什么考察它不可以有不同的观点，在其中每一个观点中所有材料都是和谐的，观察者因此可以在其间选择或者简单地把一种观点累积到另一种之上呢？正如有人已经说的，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的确是用马尾在猫肠上拉琴。也许可以用这样的语词来彻底地描述，但这种描写的应用并不妨碍同时应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描写。（James1979：66）
然而，对于那种认为“真理的图式相对性”充分回答了冲突图式问题的看法，肯定是有难处的，不论是在一般方面还是作为对詹姆士的解释。这种“清静无为主义的”观点（从西蒙·布莱克本那里借来一个词）[19]的难处是，很难看出在几种冲突的图式的每一种中起初的默许如何真正解决明显的冲突，特别是如果我们承认（像詹姆士和斯特劳森所做的那样）词语的意义是以这样的方式直接地构造的，即首先真正存在着表面的冲突。詹姆士建议，我们可以要么在冲突的观点“之间选择”，“要么简单地把一种观点累积在另一种观点之上”。这个建议可以使人谴责他犯了一种令人不愉快的强烈的关于真理和现实的相对主义。事实上，部分地是对这种谴责的回应[例如在“抽象主义与相对主义”中（James1975b：141-145）]，詹姆士采取了对冲突着的真理的第三种回应线索，祈求一种也许更熟悉的关系到C.S.皮尔士的更充分用途的区分。我并不打算否定一般的或詹姆士那里的图式相对性战略的存在和重要性，现在转向“绝对真理”的问题。
真理趋同现象
在第一节中，就我们如何言之成理地理解詹姆士在其关于概念和意图内容的功能主义论述方面把真理与“有用性”、“满意”、“适应”等相等同的意思，我做了某种表示。不管我们可以为“真理就是起作用的东西”的一般观念提供多么有道理的非还原的和现实主义的理解，我们仍然要陷入这样的困难，即必定有这样的情形，在总体上对一个人、时期或文化发现是令人满意的关于客观现实的特定论述，将普遍地不会发现对其他某个人、时期或文化是令人满意的（或者将发现是不令人满意的）。关于术语学的趋同现象，我们不妨说真实的东西是总体上“可接受的”东西，在那里，可接受性必须被理解为对某个特殊的人、从某种观点出发、在某种概念图式之中等等是可接受的东西[20]。詹姆士起初是按两个不同的方向用力的，那时他是这样考虑这些问题的：大地是平的这一古老的信仰对那些认为这一信仰是可接受有人来说是不是真实的呢（James1975a：107）？既然真实的东西是处在这种情形的东西，既然我们认为大地不是平的是客观真实的，那么接受以前的断言似乎就会有令人反对的后果，大地既是又不是平的（或者地球是从是平的向不是平的变化的）。但是，如果詹姆士主张（他的确是如此）真实的是一件从某种立场完全可接受的事情，还主张这些立场使得冲突的断言既跨越时代也超越个人和文化，他如何能避免这种后果呢？
诉诸于易错论的观念，即我们的意见本性上永远是可纠正的，詹姆士认为，“正如我们实用主义者所做的，承认我们倾向于纠正（即使我们可以不期望它）涉及到在我们一方使用一种理想的标准。”（James1975b：142）[21]因此，詹姆士引入一种“绝对真理”或“一套理想公式”的概念，“所有意见在长期的经验运作中都有可能趋同于其”（James1975b：143）。在《实用主义》关于“实用主义真理概念”演讲中，詹姆士以下列方式把这一区别应用于表面冲突的真理的问题：
简言之，“真的”不过是我们思维方式中的方便方法——几乎有各种各样的方便方法，当然是指在长远的和总的方面的方便而言——“绝对的”真实意味着今后的经验也将不至于改变它的东西，就是我们想象我们一切暂时的真理某一天都将趋同于的那种理想的终点。——同时，我们今天不得不靠我们今天能得到的真理过日子，并且准备明天把它叫做虚假。托勒密的天文学、欧几里得的空间、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经院形而上学，几个世纪就是方便的，但人类经验已经越过了这些限制，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只叫做相对真实的，或者在这些经验的边界里真实的。“绝对地说”它们是虚假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限制是偶然的，过去的理论家可能已经超越了这些限制——当新经验引导我们进行回溯的判断，使用过去时，这些[后来的]判断表达的东西过去是真实的，即使没有过去的思想家曾被引导到那里——[以前的判断]对于其中的行动者来说也许是真理的过程。对于知道后来的历史新发现的人来说，它们也许不是这样的。（James1975a：106-107；cp.1975b：45，48-49，55，105，114n，129-131，es Pecially142-145）
按照这一观点，真理仍然被理解成（基本上）相对于这种或那种视角的可接受性，但“一个以后确立起来的，可能有一天绝对地确立起来的潜在的真理的调节观念”（James1975a：107），引来了关于从最大限度地被纠正的视角出发可接受的东西的观念，一套会长期经受所有相关经验检验的意见。这种理想上被纠正的标准的假定，使我们不仅能断言地评说现在和过去是虚假的，而且（据说）也能断言一般存在一种客观的真理，我们可以指望长期下去趋同于它。联系到证明假设存在着所有意见在长期经验运作中有望“趋同于”的一种理想真理，詹姆士在一点上提出了有点微妙的维护（这里只陈述它的结论性语言）：“简言之，[绝对真理的]假说将成功地循环地起作用，证明是自我确证的，而且这种循环将是封闭的。”（James1975b：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