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方言、方言文化
方言电影的创作与受众
个案分析：《鬼子来了》
在传统中国社会，人们不论离家多远、多久，都很难忘记乡音，正所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1]——这里的“乡音”说的就是方言或土话，特指通行于一定地域内、和民族共通语有所差异的语言。在中国民俗文化中，方言是最具地域特色的民俗现象之一，它不仅是人们在儿时养成的说话能力和习惯，而且其中还凝结着对家乡文化的多元记忆与深沉眷恋。
方言既是一方地域内居民彼此交流的实用工具，又是居民文化身份的表征。是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一听口音就清楚了。对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来说，方言是一种存在于成长记忆中的文化基因，它细腻、微妙地弥散到生活、生产当中，不是轻易就能学得会或忘得掉的。与通用语相比，方言蕴含了更多原汁原味的地域风情，它贴合于本地居民的话语习惯，具有活泼、幽默、生动的特征，在本地居民间的相互交流与表达上十分方便。
方言对艺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发端于各地的传统说唱、曲艺和戏曲当中，但在影视节目/作品中却很少使用，这主要与政府要求推广通用语有关，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部分媒体和观众对方言的日渐青睐，采用或部分采用方言的影视节目/作品才趋于增多，而方言所特有的真实、生动、幽默的效果，也让这些节目/作品显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魅力。毋庸置疑，将方言文化引入电影创作，是一种既有实践价值，又不乏文化意义的、富有远见的尝试。
第一节语言·方言·方言文化
“语言”是人类诞生后最伟大的创造之一，它是人类表达思想和情感的重要载体，也是人类脱离动物界的里程碑之一。语言的产生，标志着人类文明历程的开始。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们思维的物质外壳和表现形式，人们需要借助语言交流思想、保存和传递文明成果。此外，语言还是区分各族群的重要依据之一，即使就同一种语言来说，当使用者所处的时空环境发生变化时，语言也会随着交流需求的不同发生相应的变化。
可见，即便是同一种语言，其本身也具有变异性和多样性——从纵向来看，同一地域的语言在不同时期往往会有所变化，例如我国很多县级以上城市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其传统的、比较纯正的方言已在快速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以普通话的语调为主、杂糅了当地语音的一种“地方普通话”，比如西南地区的所谓“椒盐普通话”等；就横向而言，同一时期的语言在不同地区也会呈现出差异性，在相邻地域呈现出过渡性。例如：在冀豫两省交界的安阳地区，在鲁豫两省交界的驻马店地区，人们的语言就显得不那么纯粹，在语音和语调上常常兼有两省味道。
显然，同一种语言会“因时因地”的不同，出现诸多演化，而这就是各种“方言”产生的缘由。一般认为，“方言”指的是通行于较小区域的语言，是某个民族语言的细化或分支，它会随着所在区域人们需求的不同，而逐步产生、变异、融合、分化，最终形成多种较为稳定的、独立的方言系统。
一、中国方言文化概论
方言是语言的一部分，是语言的变体形式，是在一定地域通行的、同共通语有所差异的话。它主要用于口语上的表达，依靠人们代代口耳相传。对方言的掌握主要依靠环境的熏陶。
根据性质，方言可分为“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前者是指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全民语言在不同地域上的分支，是语言发展不平衡在地域上的反映，例如：四川、湖南、东北方言等。后者是同一地域的社会成员因职业、年龄、阶层、性别、文化教养等方面的社会差异而形成语言变体，例如：行业用语、科技术语、行话、黑话等。人们通常所说的方言仅指“地域方言”，这也是本章的研究对象。
1.我国方言的成因
中国方言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历史、地理、生活、生产、传播等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总体来看，它的产生主要受到了以下几方面影响：
(1）生产力水平的影响
中国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这是方言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一方面，由于生产工具和劳作方式均比较粗陋，所以生产的剩余产品十分有限，人们在自给自足之后，剩余的一点产品仅用于近距离简单交换。通常几个村落间的集市就能满足附近居民日常所需，一般人无力进行跨区域的产品交换；另一方面，中国古代交通工具主要依赖人力、畜力车，致使远距离贸易的成本很高，这就抑制了古代居民进行跨区域交流的愿望。此外，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居民“守家在地”观念较强，认为田地、屋宅才是自己安身立命之所，非有瘟疫、饥荒等特殊情况，鲜少主动离乡背井，加之古代向有重农抑商政策，因此，以本区域交流为主的“农”要远多于以跨区域交流为主的“商”，所以居民的生活普遍比较闭塞。
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可做一旁证，文章用赞赏的笔调描述了一个长期与世隔绝，却和谐圆融的村落。他对乌托邦式“桃花源”的强烈向往，除表达了对现实黑暗政治的绝望之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古代社会生活中，人们普遍满足于封闭生活的状况。
从本源来看，所有的语言都衍生并服务于特定的生活时空。当各地的人们长期生活在各自那个相对闭塞的空间环境中时，他们的语言在词汇、语调、语音等方面，很自然地就会有别于生活在其他空间的人群，这是因为定居在不同区域空间的人们，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地理环境等方面总会有或大或小的差异使然，相应地在语言的内容和形式上也就有所不同——因为对语言的使用要求或者说语言的服务对象不同。
因此，临近的十里八乡在用词、语音、语调上或许会有相通之处，但在距离稍远的地方，所使用的语言就会出现一定的区别，于是“百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的状况就成为一种必然。推而广之，地域距离越远、环境差异越大、来往需求越少，那么彼此间在语言上的差异就越明显，日积月累之后便产生了各种地域性强、差异性大的语言——方言。
(2）政治、历史条件限制
除生产力水平外，历史、地理条件的限制，在方言的产生、演变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历代政治格局复杂多变，政治区域、利益空间的划分，人为地妨碍了各地居民的交往，加上统治者有意施加的影响，致使临近区域内的语言也会有较大区别。例如：金辽元时期，现在的北京、东北地区与中原地区由于政治原因被分隔开来，分别受到女真话、契丹话、蒙古话的影响，北京、东北两地讲的都是区别于中原话的幽燕话[2]，再细区分，北京地区（原元大都）受蒙古话影响多，东北地区（女真族发源地）受女真话影响多。可见，在某些历史时期，政治势力的干预会超越自然地理的影响，成为促使方言产生和变异的首要因素。
(3）自然环境的影响
在同一区域内，由于地理条件的原因，也易于产生多种方言。在我国山脉丘陵水系较为发达的东南地区，由于山多、河多，道路交通不便，所以各处居民来往的困难较大，因此方言的地域差异便格外明显、复杂，同一地区内常有多种不同支系的方言并存。例如：仅在福建一地，就有闽北方言、闽南方言、闽东方言、客方言、赣方言等多个方言区。
此外，特定的地理和气候环境，也会潜移默化地对当地居民的整体气质、性情产生影响，这一点体现在语言上，就使方言也有了“性格”、“脾气”。例如：江浙地区气候温润、锦山秀水、物产丰饶，所以当地居民心态较为平和，语气趋于和缓，于是便有了婉转缠绵的“吴侬软语”；而武汉地区夏季气候沉闷炎热，冬季寒风刺骨，加上历史上常有旱涝灾害、兵连祸结，所以当地居民的脾气便相对“火爆”，在语气、语调方面显得相当铿锵有力。
(4）地域居民生活方式影响
不同地域的居民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语言作为日常交流最主要的工具，需要能够涵盖当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各地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不同，所需要的语汇乃至表达的状态就会有所不同，由此产生的方言也就千姿百态甚而大相径庭。
东北方言中便有许多特有的词汇、歇后语，用来描述当地的生产、生活状态。例如：“老云接架，不是阴就是下”，“朵朵瓦片疙瘩云，高温无雨晒死人”，“针鼻儿大的窟窿斗大的风”等谚语，都是对当地自然环境的形象描述；而“三九天穿单褂子——抖起来了”，“土豆煮酸菜——挺硬”，“黄鼠狼下豆鼠子——一辈不如一辈”中所涉及的酸菜、土豆、黄鼠狼等，也都是当地的常见物象。
方言是一种来自民间的语言，民众将生活中常见、常用的东西熔炼成生动活泼的语言，再将这种语言应用于生活之中，便逐步建立起了一种有着浓郁本地特色、为本地居民所共享的方言。
2.我国方言的流变
方言本身具有多样性、变化性，它不是在某一个时刻突然形成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下经历了缓慢的流变。
(1）口头方言的流变
方言最早缘起于何时？这显然是个永远不会有答案的无解之谜。可以说，自从有了按族群聚居的人类，“方言”便开始了它的成长之旅。
早在周朝，我国便有了“五方之民，言语不通”[3]的现象，显然，那时的方言在品种上已经很多。为便于各地交流，并巩固国家统治，周朝以王都所在地的方言作为标准，确立了一种通用语——“雅言”。在口头与书面上，雅言由此成为周朝的标准通用语言。“雅”意为“正”，“雅言”有正统、通用的语言之意，在此对照之下，除“雅言”外的所有其他语言便都是方言了。
由于方言有着深厚的生活根基，因此它不但没有因为通用语的推行而消失，反而受到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与各时代统治者推行的通用语言并行存在，经历了复杂漫长的变迁过程。
总体来说，在我国现存的几大汉语方言体系中，“北方方言”可以看成是中国方言的某种“根基”，是古汉语历经数千年在广大北方地区发展起来的；其余方言则是北方居民在历史上不断南迁逐渐形成的。例如：早期的江南地区主要是古越族的居住地，使用的语言为古越语，与古汉语不能相通，后来，北方的汉人通过几次大规模的南下，将不同时期的北方古汉语带到了江南各地区，逐渐影响了当地的语言，经过熔炼凝合，江南在各地逐渐形成了彼此不同、种类繁杂的方言。
由于我国方言数量众多，且每种方言的形成过程都很漫长、复杂，因此我们仅以北京方言的形成过程为例，阐述一下方言的流变过程。
据考证，北京地区居民最初使用的是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组中的东胡语支，还不是汉语；后来，黄帝将此地分封为蓟，当地居民开始操天水的陇中方言（黄帝语言）。西周建立后，分封宗室于此，称燕，燕逐渐强大后，将东胡人大部分驱逐出此地，北京地区居民开始使用宝鸡的关中方言（周族语言）。此后，北京地区一直是汉族、蒙古语族和鲜卑、契丹等少数民族的杂居地，北京地区的东胡话烙印逐渐显现，关中色彩逐渐淡化。
辽金元时期，大量少数民族在北京驻兵移民，时间延宕四百余年，致使北京的汉语方言与阿尔泰语系接触密切，与东北地区方言的联系也相当紧密，与中原的汉语方言反而处于分离的状态。这一时期，处于开放环境中的北京方言发展迅速，体现出了方言内部分歧小、语音结构简单，在汉语方言中保留古音最少等特点，时称“元大都话”，成为现代北京话的源头。
到了明朝，130多万各地的汉族人移民到北京，由于汉族人来源不一，所操方言也各不相同，汉族移民们便使用北京汉族土著所使用的“元大都话”作为通用语言。元大都话与现在的北京话基本上区别不大。元明清三代的统治使北京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身份愈加凸显，到了清代中叶，北京语音取代中原的通用语雅音，成为汉语标准音。
五四运动时期，白话文的传播与北京语音的推广结合起来，白话取代了文言在书面语中的地位，书面和口头上得到统一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北京语音）基本形成。民国时期，汉民族的共同语被称为“国语”，新中国称之为“普通话”。
纵观北京方言的变迁，我们可以发现北京一地就曾受到过陇中方言、关中方言、各种少数民族语言、各地汉语方言的影响，它并非来源于单一的汉语支系，反而是多种地域语言锤炼融合后的产物，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移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2）书面方言的流变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方言与书面语言的关系也经历了曲折变迁。
秦代，统治者以秦小篆和原秦语词汇取代六国文字，形成了“文言文”，统一了书面语，使得方言词汇很少出现在书面语言之中，也使书面语和口头语产生分离。例如：流传至今的《谏逐客书》[4]、《吕氏春秋》[5]等著述都是当时文言文作品的范例。同样的文字作品，不同地区的阅读者会以不同的口语语音、语调去阅读，文言文字的统一，并没有使方言绝迹，它以口语的形式鲜活地存在于各地域居民的现实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