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播出的电视剧都是直播剧，由于是实况直播，电视观众从屏幕上看到的，与演播室的演播是同时的。所谓直播，就是表演、制作、播出要在同一时间完成，这种一般由两、三台机器完成的电视直播剧有其自身的美学特征。在整个直播过程中，导演指挥全局，摄像师根据导演的要求摄制镜头，演员按照情节规定进行表演，导演通过导演台将镜头构成连贯的画面，同时将节目从剧场和演播室直接播送出去。这种表演、拍摄、制作、播出一体化的方式，在艺术上和技术上的难度是前所未有的。这种直播的方式有点像在剧场里指导戏剧拍摄，是戏剧在演播室的搬演，摄像机成为第一观众，经过导演的远近景的切换完成了新的组合，所以这个时期的电视艺术更多的是传承戏剧的美学特征。“当时人们曾把电视剧的特点概括为：‘一条主线，两三个景，四五个人物，七八场戏，六十分钟，二百个镜头’由于场景集中，镜头变化不如电影自由，更多地依靠对话来塑造人物，交代情节。从这些特点来看，当时的电视剧更接近戏剧。”[陈志昂著《中国电视艺术通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5页。]但是演播室毕竟不同于剧场，摄像机的镜头捕捉和导演的调度切换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电视艺术自产生的那天起，就有着不同于戏剧的创作方式，这种演播室直播的方式，为导演提供了艺术上较大的创作空间，摄像机可以根据导演的设计自由移动，从而获得更多的角度和运动镜头。因为是表演和播出同时进行，所以让人更有真实感，即便是演员的失误也会一目了然，特别是不同于剧院的观看，近景镜头、特写镜头、远景镜头的导演重新选择和组合实际上已经在渐渐形成电视艺术语言自己的美学特征，虽然是雏形，但电视本体语言已经在渐渐形成。电视艺术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决定了它是站在其它艺术的肩膀上发展起来的。
由于早期的电视没有录像和编辑设备，所以文艺节目在制作上也采取和电视剧基本一致的制作和播出方式，一般会在剧场或演播室进行拍摄和现场直播。这种直播也和制作电视剧时一样，一般用三台摄像机，面对舞台放置在左、中、右三个距离不同的机位。导演根据剧情、场面调度、演员表演等需要，从三台摄像机送来的画面中进行选择，使观众可以看到全景、中景、近景和特写。观众在家中的电视机前，体会到了无需亲临现场却胜似现场的现场感，这无疑给人们的娱乐生活带来了一场空前的革命。当中近景、特写出现在观众眼前的时候，这种胜似现场的感觉是油然而生的，因为即便在剧场，也不会有如此贴近清晰的效果，所以说电视艺术带来的是一场空前的视觉艺术的革命。“1958年6月26日，北京电视台进行了第一次剧场转播，充分发挥了电视纪实传真的特性，让电视观众在同一时间内收看到了剧场演出的现场实况。当天转播的内容是革命残疾军人演出的一组文艺节目。此后如梅兰芳主演的《穆桂英挂帅》，尚小云主演的《双阳公主》，马连良和张君秋合演的《三娘教子》，张君秋、叶盛兰和杜近芳合演的《西厢记》等，都是通过剧场转播与广大观众见面的。”[张凤铸主编《中国电视文艺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19页。]从这个意义上，电视文艺还只是舞台演出的搬演，更多的只是承担着简单层面的传播媒介的作用，但是从美学角度讲，即便是这样简单的搬演毕竟带来的也是完全不同于剧场的欣赏效果。
当然，无论是直播剧的直播还是文艺节目在演播室和剧场的直播，其技术条件都是相当简陋的，特别是直播剧的形式，从最初产生开始，其时空的局限性就是很明显的。时空的局限性是直播电视剧无法克服的弱点，因为对于戏剧来说，转场可以用幕次来区分，而电视剧的场景转换就是用镜头语言区分，但是直播期间，多场景的转换的确是个挑战。1959年，北京电视台播出了第一部多场景大型电视剧《新的一代》，在剧中，女演员前一个镜头在校园，时间是夏天；下一个镜头，时空发生了转变，时间从夏天转入冬天，空间也从校园移入教室，在直播条件下，女演员要迅速从第一个场景跑向另一个场景，在跑动中完成形象的塑造，边跑边穿上厚棉袄，尽管跑得气喘吁吁却还要若无其事地进入下一个情境。[陈志昂著《中国电视艺术通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19页]所以，电视剧的继续发展，这种直播剧的时空局限性是一定要克服的，这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但是它带来的影响却不仅仅是技术本身的问题，只有在技术上超越，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才有望成功。在电视剧的初创期，戏剧美学给予了有力的支撑，是电视剧得以发展的前提条件。然而也不可避免的，戏剧不同于电视剧，它在滋养着电视剧的同时，也束缚了电视剧的发展。
处在直播剧时期的电视工作者为了克服这种时空的束缚，也有一些技术上的探索，尝试借鉴电影的方式用16毫米胶片的摄影机进行辅助拍摄，将拍摄完成的外景镜头经过剪接与演播室的直播相切换。但结果因为电影画面与电视画面的画幅比例不同、清晰度不统一，再加上外景镜头的真实性和演播室内的虚拟性的不和谐，让人觉得风格不统一而难以进入电视剧的情境之中。尽管，这种探索看似是失败的，其实是有着深远意义的，这是电视剧生成和发展的美学探索，对于记录历史、刻录时代有着比艺术本身更深远的意义。尽管直播的形式在技术上有种种简陋之处和不足的地方，但毕竟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就这样诞生了。
电视艺术的审美始终和电视艺术的艺术方式和技术方式是分不开的，技术方式决定着艺术的可能性，艺术方式又充分发挥着技术的优势。在这个时期，电视艺术的制作播出主要采取直播的形式，无论是电视剧还是文艺节目，在有限的技术条件下，都只能采取这种方式。作为新的媒介形式所承载的艺术形式，电视艺术在这一阶段成为人们进行阐释国家政策、宣传党的意识理念的主要手段，所以他的宣传、教育功能重于审美娱乐的色彩。作为艺术形式，还没有形成太多的自己独立的美学特征，而是更多地从其他传统艺术中获得滋养，并在艺术传统上传承和发展，戏剧美学成为这一阶段电视艺术主要的美学支撑。
但作为中国电视艺术审美萌芽阶段，我们不应忽视的一点就是，由于这一时期技术的局限，电视艺术在照搬其他艺术形式的同时，有意无意之间将电视“流”媒体的概念，作为电视审美最为基础的特性，在实践过程中体现并逐渐完善。之所以“流”媒体作为电视审美的特性，是因为电视在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状态下，它最终的局限是时间。而一旦时间的局限解除，电视进入付费点播的方式，电视将最终成为“窄播”，即所谓的分众传播。在这里时间的局限，一方面可以改变其他艺术形式的内在结构及表现方式，另一方面可以将时段的概念加以强调，在播出的编排上形成自己的规律，即电视的播出特征。这一时期中国电视艺术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更多的表现在后一个方面，以直播的方式记录和复制出其他艺术形式，但以自己的方式在相应的时间局限下传播出去。这种不同于平面媒介与广播媒介的新的传播方式，实际上就是电视艺术美学存在的最为重要的基础。
二、文革期间：电视艺术的审美窒息期
1966年到1978年是电视艺术发展的停滞期，也是电视艺术的审美窒息期。在这个特殊的中国黑暗之夜，刚刚起步的电视剧艺术和其它的艺术一样命运多舛，如果说在电视艺术的第一阶段，电视艺术还在自身的艺术性和审美性上做了很多的探索和尝试，那么这个阶段的电视艺术则在历史的大背景下完全成为了政治宣传的工具和武器，艺术的审美功能完全从属于政治功能，电视艺术的发展不是遵循艺术规律，而是根据政治的需求，成为宣传教育的传声筒。
1965年12月，中央电视台开始使用录像设备，录制的第一个节目是相声《女队长》。这是我国第一次使用录像播出文艺节目，使电视文艺在时空上初露了新的发展前景，录播技术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电视艺术发展的前景，然而十年浩劫却彻底打破了这种发展的可能性。
1967年北京电视台用录像设备拍摄播出了一部黑白电视剧《考场上的斗争》，这部电视剧是“内容上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的电视剧，既是北京电视台在十年‘文革’中拍摄的唯一一部电视剧，也是我国电视剧史上惟一一部用录像设备拍摄的黑白电视剧。然而遗憾的是，在这部电视剧中，舞台剧的痕迹依然清晰可寻，全剧在创作观念、场景转换、情节设置、表现手法上依旧没有跳出直播时期的旧框子…”[高鑫、吴秋雅著《20世纪中国电视剧史论》学苑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15页。]这部利用了先进技术手段的电视剧，在艺术和美学上却几乎没有任何新的探索，完全按照直播时期的创作思路，即舞台剧的表演和创作模式，对电视艺术自身的审美思维把握没有任何进步可言。从这部剧的创作上，折射出了这个时代电视艺术精神性的匮乏和艺术性的苍白。
但是这个阶段在技术上的发展有可以提起注意的地方，技术的革新和进步为后期电视艺术的恢复和再度腾飞提供了可能性。在1967年，我国就拥有了磁带录像设备，《考场上的斗争》就是运用这一先进技术拍摄的，这是中国电视史上第一部不采用直播而采用黑白录像设备录制的电视剧。1973年以后，中央电视台引进了彩色录像设备和彩色转播车，电视节目渐渐从直播阶段向录像阶段过渡。这次技术的改变带来的又是一次质的飞跃，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电视文艺的制作和播出。录像技术的采用，使电视文艺节目不再像舞台演出那样成为短暂的瞬间，而是可以制成录像予以播出、重复播出并且作为资料保存，另外，有了具备能够进行后期加工的条件基础，艺术上的精益求精也就成为了可能。这不仅提高了电视文艺节目的生产力，而且保证了电视文艺节目质量的稳步上升。
就像胶片剪辑的出现使电影语言的形成成为可能，电视从直播到录播为电视艺术的成长提供了又一个重要的机会。因为录播意味着电视艺术可以从对其他艺术的简单复制与记录的局限中解放出来，而随着视角的变化，从根本上将其他艺术形式的内在结构重组，形成适合电视播出方式的表述形式。尽管这一时期的电视艺术在内容的表达上呈现出单调与空洞，但在技术手段的发展与进步，为中国电视艺术的成长仍然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积累。
第三节电视艺术的审美渐成
1978年到1987年是电视艺术的复苏期，也是电视艺术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的回归和苏醒阶段。文革结束后，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使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1979年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中国的电视事业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电视事业进入了迅猛发展的新时期。197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更名为中央电视台（CCTV），各省级电视台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创办；1983年3－4月，中国“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四级”是指中央、省（中央直辖市、自治区）、省辖市（地区）、县四级行政划分。]，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根据《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统计，在这个阶段，观众的数量也随着电视机的逐渐普及而几何数量的增多，1979年，全国电视机拥有数量达到485万台，1982年达到2761万台，1987年达到1.2亿台，拥有电视机家庭占全国总户数的47.8％。1978年，中国观众仅有8000万，而到了1987年，电视观众已经达到了6亿，占全国人口总数56％，[参见《1988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电视观众数量最多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