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椅是明代家具中最为经典的制作。明代圈椅，造型古朴典雅，线条简洁流畅，制作技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天圆地方”是中国人文化中典型的宇宙观，不但建筑受其影响，也融入了家具的设计之中。圈椅是方与圆相结合的造型，上圆下方，以圆为主旋律，圆是和谐，圆象征幸福；方是稳健，宁静致远，圈椅完美地体现了这一理念。从审美角度审视，明代圈椅造型美、线条美，与书法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具有中国泼墨写意画的手法，抽象美产生的视觉效果很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点。圈椅的扶手与搭背形成的斜度，圈椅的弧度，座位的高度，这三度的组合，比例协调，构筑了完美的艺术想象空间。从形象看，似乎完全出自天然，丝毫不露斧凿痕迹，看不出接缝和铁钉并将其巧妙地拼合起来。在造型上，还要具备家具的各种功能和形态。如腿面、椅背、扶手以及各部比例、角度等，坐上去要有舒适感，且坚固耐用。既有观赏价值，又有实用价值，与一般家具相比，具有清新、悦目的效果。
《剑桥插图中国史》里，对一把明朝官帽椅有这样一段描述：明代制作的硬木家具之典雅，至今未有超越者。这把“官”椅的构造是由纤细、微曲的黄花梨木组合而成的，官帽椅是宋代定型的一种椅具，它的名字很形象，因其形状酷似古代官员的帽子而得来，是家具档次的象征，又因其搭脑与扶手分别出口，所以民间俗称又叫四出头。这种椅子在我国的明清时期，民间使用得较为广泛，而它的风格形成却是在一千年以前。“官博帽椅”起源于魏晋，在敦煌285窟西魏时期的壁画上就已出现这种椅子的造型，当时都是神的座具。
到了五代时期，南唐画家王其翰《勘书图》中所描绘的人物坐椅已和明式官帽椅造型基本一致了。明代以后，由于经济的繁荣和崇尚理学，有一大批文人热衷于玩赏物收藏，并参与了家具的设计。追求“简约、神逸”和“天然、幽雅”，对各类器具的制作工艺要求一丝不苟，但反对一味地雕凿和漆绘。官帽椅优雅简洁的造型十分符合这种思想，成了他们精神寄托的首选。在中国传统的椅子中，官帽椅以其夸张舒展、体形高大的特点而著称，所有的椅具当中它的体形是比较高的，它的扶手和搭脑都是呈夸张之势，向外舒展的，所以它的视觉感觉非常舒服。在中国的官帽椅中，以苏州地区黄花梨的四出头官帽椅的艺术价值最高。官帽椅作为古代椅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类，虽然它的装饰功能大于实用功能，但这可能也是当时文人所需要的一种境界而设计的造型，所以它便具备了较高的艺术性和文化内涵。无论从艺术价值还是市场成交量来说，都是收藏家们追逐的重点。
在中国古典家具中，有一种以官衔命名的家具十分特别，这就是“太师椅”。太师椅是古家具中唯一用官职来命名的椅子，它最早使用于宋代，最初的形式是一种类似于交椅的椅具。在明代时，将上部安栲栳样椅圈儿的圈椅称为太师椅。以后在宋元明清的史书、名人笔记以及现今流行的几部有影响的辞书中均有记载和描述。到底什么样的椅子才叫太师椅？太师椅的名称又从何而来呢？
过去，我们常说“稳坐太师椅”，指的就是这种椅子。太师椅的诞生有些传奇。有关太师椅名称的最早记载见于宋代张瑞义的《贵耳集》。书中提到“今之校椅，古之胡床也，自来只有栲栳样，宰执侍从皆用之。因秦师垣宰国忌所，偃仰，片时坠巾。京伊吴渊奉承时相，出意撰制荷叶托首四十柄，载赴国忌所，遗匠者顷刻添上。凡宰执侍从皆用之。遂号太师椅。”
文中提到的秦师垣，即当时任太师的大奸臣秦桧。这段记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秦桧坐在那里一仰头，无意中头巾坠落。吴渊看在眼里，便命人制作了一种荷叶托首，由工匠安在秦桧等人的椅圈上。太师椅由此产生，太师椅这一名称也由此传开。这段文字除了告诉我们太师椅的名称由来以外，还清楚地说明，当时的太师椅就是带有荷叶托首的圈椅。这种托首的功用类似于现代汽车、飞机靠背椅上的头枕。一个大奸臣，一个马屁精，无意中为中国家具史留下了一笔遗产。
有趣的是，岳飞的孙子岳珂在《桯史》中也提到秦桧与太师椅的种种瓜葛，并将带有荷叶托首的交椅明确称为“荷叶交椅”“太师交椅”，为张瑞义的说法提供一个佐证。宋人王明清在《挥尘三录》中记载了当时其他朝臣用太师椅“仰首而寝”的情形，并说“达宦者皆用之”。可见“太师椅”之名流传颇快。宋代名画《春游晚归图》中将太师椅描绘得十分清晰。图中一个官员游春归来，鞍前马后簇拥十余侍从。其中一个肩扛的就是这种带荷叶托首的太师椅，用以供主人随时休息。明代时，“太师椅”之名仍很流行，但椅形已不是指带荷叶托首的交椅了，而是将下部框式方座，上部安栲栳样椅圈儿的圈椅称为太师椅了。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椅之有杯圈联前者，名太师椅。”照此推论，似乎凡椅背、扶手呈圈者，皆可谓之为“太师椅”。
到了清代，太师椅成了一种扶手椅的专称，而且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清人李斗《扬州画舫录》引《工段营造录》说：“椅有圈椅、背靠椅、太师椅、鬼子诸式。”把圈椅和太师椅并提，说明清代太师椅不是指的交椅和圈椅。清代把屏背式扶手椅称为太师椅，除了对使用这种椅子的官宦、长辈们表示尊敬外，还因为这种椅子多用狮子纹做装饰。称其为太师椅也就不足为奇了。清代，太师椅的造型与宋史所载相差甚远，体形硕大、做工繁复、设于厅堂的扶手椅、屏背椅等都称太师椅，以乾隆时期的作品为最精，一般都采用黄花梨等高级木材打制，还有镶瓷、镶石、镶珐琅等工艺。它们的共同点在于椅背基本上是屏风式，靠背板、扶手与椅面间成直角，样子庄重严谨，用料厚重，宽大夸张，装饰繁缛，这些特征都是为了突出显示主人的地位和身份，已经完全脱离了舒适，而趋向于尊严。
太师椅的椅形，虽然一直在变化，但是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一直很崇高，当大官，坐太师椅，这会是在每个人脑海中浮现的景象，但这太师椅的椅形，或是交椅，或是圈椅，或是清式扶手椅，那可就不一定了。由于太师椅并不是按照外形特征或功能特征来命名的家具，于是它的椅形的发展变化更多地受到当时社会礼制、习俗文化的影响。“太师”是官名，是尊贵、高雅的象征，在同时代的椅类家具中，能被尊称为“太师椅”的，一定是椅类家具中的楚翘。也象征着坐在太师椅的人的地位尊贵、受人敬仰，这是中国古代文人和老百姓，共同的美好愿望。
对现代人而言，椅子不过是众多家具中极其普通的一员，但很少有人知道我们今天能垂足而坐却全赖椅子的发明。在古代，椅子的出现结束了人们席地而坐的历史，人类文明随着坐具高度的提升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人们用黄花梨做家具，大多采用通体光素，不加雕饰的方法，充分突出其自然肌理，阴天时更散发出淡淡清香。有传说明清时期的龙辇即用花梨木做成，历代达官贵人也大多首选为家具用材，因此现在花梨木古典家具为收藏家所青睐也是情理中事。而今天，人们喜爱黄花梨家具，其意义已经远在享受之外。中国古典家具的造型思想向来讲求尊严高于舒适，坐在一只圈椅上肯定不如坐在一只沙发上舒适。但古人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更看重的是圈椅造型中“天圆地方”的世界观和“步步赶高”的积极信念。古典家具中无数这类言传意会的思想符号，都值得我们兴高采烈地欣赏下去，并且传承给我们的后人。这些当初的寻常家私却表现出非凡的魅力，成为全世界藏家追捧的对象。
1995年，中国嘉德拍出了一对明代黄花梨木四出头官帽椅，成交价44万元；2004年，北京翰海秋季拍卖会上，同样是一对明代黄花梨木四出头官帽椅则以181.5万元成交。一把明代黄花梨交椅起拍价一经公布，买家便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最终拍出6200万高价，刷新了同品类拍品的世界纪录。
而中国古家具在海外拍卖市场更是如鱼得水，早在1995年前，一把黄花梨交椅成交价就在50万美元以上。难怪有人感慨，收藏一把黄花梨座椅，就相当于坐拥了天下。
第三节黄花梨屏风
屏风，古时建筑物内部挡风用的一种家具，所谓“屏其风也”。其形制、图案及文字均包含有大量的文化信息，既能表现文人雅士的高雅情趣，也包含了人们祈福迎祥的深刻内涵。各式各样的屏风，还凝聚着手工艺人富于创意的智慧和巧夺天工的技术。屏风作为传统家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由来已久。起初我们先祖的家居陈设是非常简洁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逐渐丰富起来，而审美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于是，家具中的屏风制作也应运而生了。屏风的诞生，开始是专门设计于皇帝宝座后面的，称为“斧”。它以木为框，上裱绛帛，画了斧钺，成了帝王权力的象征。《史记》中也记载：“天子当屏而立。”经过一段漫长时间的发展，屏风开始普及到民间，走进了寻常百姓家，成了古人室内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
屏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形式，工艺手法也异彩纷呈，它作为传统工艺领域里的一枝奇葩而流传，深为民众喜爱。但随着社会的转变，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已很难把它作为家庭的陈设品，以致其范围逐渐缩小，只有在特殊的文化场所才有它的身影，如剧院、茶馆、说书场等。近年来，海内外人士又开始对中国的古典家具感兴趣，包括屏风在内的古典家具文化的美感正逐步被人们重新认识，我们希望人们能从传统的黄花梨屏风工艺中挖掘出新的美感，受到新的启迪。
屏风的使用在西周早期就已开始，称之为“邸”。最初是为了挡风和遮蔽之用，后来不断发展，品种趋于多样化，不仅有高大的屏风，也有较小的床屏、枕屏；有作为名位和权力的象征的，也有纯装饰性的陈设品。经过不断的演变，屏风作为防风、隔断、遮隐的用途，并且起到点缀环境和美化空间的功效，所以经久不衰流传至今，并衍生出多种表现形式。屏风的种类有地屏风、床上屏风、梳头屏风、灯屏风等；而若以质地分则更多，如玉屏风、雕镂屏风、琉璃屏风、云母屏风、绨素屏风、书画屏风，等等，不一而足。
汉唐时期，几乎有钱人家都使用屏风。其形式也较前代有所增加，由原来的独扇屏发展为多扇屏拼合的曲屏，可叠，可开合。汉代以前屏风多为木板上漆，加以彩绘，自从造纸术发明以来，多为纸糊。明代以后出现了挂屏，已超出了屏风的实用性，成为纯粹的装饰品。
屏风一般陈设于室内的显著位置，起到分隔、美化、挡风、协调等作用。它与古典家具相互辉映，相得益彰，浑然一体，成为家居装饰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呈现出一种和谐之美、宁静之美。屏风的制作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立式屏风、折叠式屏风等。后来出现了纯粹作为摆设的插屏，它娇小玲珑，饶有趣味。古时，王侯贵族的屏风制作非常讲究，用了云母、水晶、琉璃等材料，在镶嵌工艺上，用了象牙、玉石、珐琅、翡翠、金银等贵重物品。可谓极尽奢华。然而，民间的屏风制作大都崇尚实用朴素。大有陈设素屏者，而且，自魏晋以来，此风大盛。唐代诗人白居易曾作《素屏谣》曰：“当世岂无李阳冰篆文，张旭之笔迹，边鸾之花鸟，张藻之松石，吾不令加一点一画于其上，欲尔保真而全白。”表明了其对素屏的崇尚之意。民间的素屏与帝胄之家的华屏相比，真是别具一格而韵味悠闲。
紫禁城宫殿里每个殿堂上的宝座后面，几乎都设有黄花梨屏风，都是极为珍贵的工艺品。屏面上的纹饰更是巧夺天工，美不胜收，有浮雕的云龙纹，有镶嵌和刺绣的花鸟、山水、人物等各种图案。采用立体透雕。雕刻纹饰古朴典雅，研秀劲挺，极为稀有，它们是我国古代屏风的精品，集中反映了我国手工艺的高度水平。
还有一种较小的屏风，名曰“隔坐”，多为独扇素面。《后汉书》就有对这种屏风的描述：“郑弘为太尉时，举弟五伦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见，弘曲躬自卑，上问知其故，遂听置云母屏风分隔其间。”《三国志·吴书》载：“景帝时，纪亮为尚书令，子骘为中书令，每朝会，诏以屏风隔其座。”这两段记载，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当时屏风的使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