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帮助创建法国工人党
巴黎公社失败后，恩格斯时刻关心着法国工人阶级的命运。他不仅花了很大精力帮助流亡伦敦的公社参加者摆脱困境，在国际舆论上谴责梯也尔反动政府的野蛮行径，用公社的伟大范例教育欧美无产阶级；而且继续密切注视法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帮助法国工人阶级重新组织起来。
70年代后期，法国工人运动重新兴起。1879年11月，在马赛举行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经过激烈的斗争，以盖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战胜了一帮杂七杂八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家伙，通过建立法国工人党的决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法国到处为自己开辟道路。1880年5月初，盖得专程来到伦敦，经拉法格的介绍拜访了马克思、恩格斯，就法国工人运动的一些重大问题向两位革命导师求教，并且请求他们帮助制定党的纲领。
马克思、恩格斯接受了盖得等人的要求。纲领分为理论性和实践性两部分。理论性导言是在恩格斯家里，由马克思向盖得口授的。马克思说：生产者只有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生产资料属于生产者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个体占有方式和集体占有方式；个体占有方式正在被经济发展所战胜，而且将日益被战胜，所以，剩下的只是集体占有；这种集体占有制只有通过组织成为独立政党的生产者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马克思根据法国的具体条件，并吸取了德国工人党的斗争经验，指出无产阶级为了实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目的，必须利用一切手段，包括借助于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的普选权。[9]这个由马克思、恩格斯帮助制定的党纲，即精练地说明了共产主义的目的。而在经济部分中又只包括从真正工人运动本身直接产生出来的要求，把法国工人从空谈的云雾中拉回现实的土地上来，得到先进工人们的拥护。同年11月，纲领草案在哈佛尔代表大会上被通过。这样，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法国工人党诞生了。
马克思、恩格斯把法国工人党的诞生，看做法国第一次真正的工人运动的开端。当然，他们非常清楚，要使法国工人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必须对广大工人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同工人运动中各种小资产阶级和空想社会主义观点进行斗争。为了这个目的，从1880年春天开始，恩格斯应拉法格的要求，把《反杜林论》中的三章改写成为一部独立的通俗性的著作，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在法国《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发表，不久又出了单行本。这部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书，“在许多优秀的法国人的头脑中引起了真正的革命”[10]。恩格斯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在法国出版《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等著作，提高法国工人阶级的理论修养和觉悟水平。
恩格斯说：“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11]法国工人政党也不例外。法国工人党建立不久，以盖得和拉法格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与马隆、布鲁斯等机会主义者（可能派）进行了尖锐的斗争。马隆、布鲁斯等人反对党的纲领，要求取消党纲上规定的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认为只要提出一些在当时情况下可能争取得到的要求就够了；他们主张把工人的注意力放在争取城市议会之类的地方自治机关方面，实际上就是要把无产阶级的活动局限在资本主义制度容许的范围内；他们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纪律，主张每个地方组织可以随意修改党纲；他们还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在1882年9月举行的圣亚田代表大会上抛弃了党纲中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并把他们的组织改名为“社会主义工人同盟”。
以盖得、拉法格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同可能派的斗争，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坚决支持。为了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盖得、拉法格等人退出可能派控制的圣亚田代表大会，另在卢昂召开马克思主义派代表大会。恩格斯满意地指出，同可能派的分裂是一件好事。他在会后不久给倍倍尔的信中写道：“在法国，期待了好久的分裂发生了。在建立党的时候，盖得和拉法格，同马隆和布鲁斯之间的最初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幻想这种合作能够长期维持下去。争论的问题完全是原则性的：是应当把斗争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呢，还是应当像机会主义者（翻译成社会主义者的语言就是：可能派）那样，只要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支持者’，就可以把运动的阶级性和纲领都丢开不管？马隆和布鲁斯赞成后一种做法，从而牺牲了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并且使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12]
恩格斯指出，马隆、布鲁斯等人不仅是机会主义者，也是一伙卑鄙的浅薄之徒。他们思想狭隘，对马克思的天才充满嫉妒。他们一想到以法兰西思想造福世界的、拥有思想垄断权的民族，文明中心的巴黎，居然要接受德国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就觉得非常可怕。于是，他们竭力贬低马克思的理论贡献，硬把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归之于毫不相干的拉萨尔、谢夫莱和巴普！恩格斯在揭穿这伙人的阴谋时指出：马克思的天才、对科学过分认真的态度和渊博得出奇的学问，都大大超过我们大家，谁硬要批评他的发现，谁就只会自讨苦吃。恩格斯写道：“我完全不理解，怎么能妒忌天才。天才是这样一种独特的现象，我们这些没有天才的人一开始就知道，这是我们所达不到的；只有十分渺小的人才妒忌天才。”[13]
针对可能派攻击盖得和拉法格是马克思的传声筒的谬论，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由于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是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马克思所起的特殊的和对运动极端重要的影响，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和意志强加于人，而是人们自己来向他求教；马克思从来没有违背别人的意志去影响别人的任何企图，因为他深深地认识到，这样做只会对我们的事业有害，只会毁灭在长期的斗争中已经取得的信任。
恩格斯十分关心法国年轻一代工人运动活动家的成长。他对盖得的印象不错，认为这个人头脑清晰，理论修养较高，性格爽直而可靠。他特别关心和培养保尔·拉法格。早在第一国际时期，尤其是在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中，他已经发现拉法格的优秀品质和杰出才能。法国工人党成立后，他主要通过拉法格与党的领导人保持联系，支持他们进行反对可能派的斗争。他对拉法格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活动十分重视，经常为拉法格提供帮助。
为了实行法国工人党纲领中关于利用普选权、把资产阶级的欺骗工具变为解放工具的要求，恩格斯非常重视和支持拉法格参加议会活动。恩格斯认为，应该采取必要措施，帮助拉法格进入议会；因为拉法格是法国社会主义者中最好的理论家，最有教养的人，而且同国际运动的接触比其他的人要经常得多。1891年议会选举时，恩格斯积极鼓励拉法格参加竞选，指示他在竞选时要“保持饱满的情绪，竭力时刻嘲笑自己的敌人，相信我们党一定赢得历史性的胜利，准备随时投入战斗。”[14]当他接到拉法格当选的消息时，深刻地指出这次胜利的重大意义：“第一，因为它对法国将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这个影响看来会是很大的；第二，因为在这件事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党团，包括可能派在内，的确是共同行动的，尽管有时是勉强的；第三，因为孔斯旦先生以那种不亚于俾斯麦的愚蠢的狡猾和横暴，把一次普通的补选变成了动摇内阁的全国性重要行动。”[15]
拉法格没有辜负恩格斯的期望。无论在领导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实际活动中，还是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动中，他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恩格斯同马克思的次女、拉法格的夫人劳拉有着深厚的友谊。多年以来，他像父亲一样关怀和爱护劳拉，同劳拉保持最经常的通信联系。他有一次开玩笑地说，给劳拉写信，是他“唯一真正高兴写的信”。他认为，在巴黎只有劳拉“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在给劳拉的许多信件中，他详尽地分析了国际工人运动和法国的形势，对法国党的活动提出了许多极其宝贵的建议。劳拉既是国际工人运动的积极活动家，又是文艺爱好者和翻译家。她经常把一些德国文学作品译成法文，或把法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劳拉的翻译工作，得到恩格斯的悉心指导和好评。1889年底，劳拉把自己翻译的《参议员》一诗寄给恩格斯，请他看看“是否译得像样，或者译得根本不像样！”[16]恩格斯看后认为译得很好，立即写信加以鼓励：“你把《参议员》这种几乎是世界上最难译成英文的东西译出来了，这是了不起的事情。你翻译时不仅保留了原文的全部放荡不羁的味道，甚至非常接近原文的明快。”[17]在恩格斯的帮助和教育下，劳拉为国际和法国工人运动做了大量工作，成为受人尊敬的工人运动活动家。
三、欢呼真正开端的英国工人运动
英国工人运动经过长期缓慢发展以后，到了80年代末才重新高涨起来。1889-1890年码头工人大罢工、银镇工人大罢工、煤气工人大罢工，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恩格斯热情欢呼这个同旧工联运动截然不同的工人运动的真正开端，给领导罢工运动的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以极大的鼓励和支持。
早在青年时期，恩格斯就积极参加英国工人的宪章运动。第一国际时期，他作为总委员会委员，同英国工联领袖有较多的接触。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采取收买政策，许多工联领袖投靠资产阶级，成为工人贵族。虽然这个国家工人阶级人数众多，很早就有政治性的工人运动，但由于工人贵族的出现和工联主义的影响，工人运动发展缓慢。1879年，恩格斯在给伯恩施坦的信中指出：“英国的工人运动多年来一直在为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而罢工的狭小圈子里无出路地打转转，而且这种罢工不是被当做权宜之计和宣传、组织的手段，而是被当做最终的目的。工联甚至在原则上和根据章程排斥任何政治行动，因此也拒绝参加工人阶级作为阶级而举行的任何一般性活动。……毋庸讳言，目前在这里还没有出现大陆上那样的真正的工人运动。”[18]
80年代初期，英国工人运动有所发展。一些新的职工联合会成立了，并且提出了更高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要求。恩格斯力求使这种良好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于是他在工联的《劳动旗帜报》上连续发表多篇社论，努力向工人群众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知识，批判工联主义的错误主张，要求工人们积极地组织起来。恩格斯说，多年来英国工联所宣扬的口号：“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是完全错误的。在这种“公平”的幌子下，劳动者的一部分劳动产品不可避免地积累在不劳动者手里，并变成他们手中的最有力的工具，去奴役正是生产这些产品的人。因此，工人们不应该把这个口号作为自己斗争的目标，而必须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实现“劳动资料——原料、工厂、机器归工人自己所有！”[19]恩格斯指出，将近六十年来工联的活动表明，工联不仅没有领导工人为消灭雇佣劳动而斗争，而且从来没有试图这样做。它完全丧失了自己作为工人阶级组织的作用。恩格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表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两大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斗争，是任何甜言蜜语都掩盖不住的客观事实。在阶级反对阶级的斗争中，组织是最重要的武器。为了工人在议会里有充分的代表权，为了准备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工人阶级必须建立起根本不同于工联的组织。只有建立起不是个别行业的，而是整个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人阶级才能强大有力。这件事做得愈快愈好。恩格斯这些十分重要和中肯的意见，并没有引起英国工人足够的重视。英国工人运动仍然处于消沉状态。
恩格斯既要批判旧工联的错误，还必须与英国工人运动中新出现的宗派主义和改良主义作斗争。80年代初，随着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工人运动的影响，英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组织。1881年，海德门建立民主联盟，1884年改称社会民主联盟。同年该联盟发生分裂。马克思的幼女爱琳娜和她的丈夫艾威林等革命者脱离社会民主联盟，创建社会主义同盟。由海德门控制的社会民主联盟一开始就采取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政策。他们反对参加和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拒绝争取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组织，把这个组织变成脱离群众的宗派团体。恩格斯揭露了海德门等人的错误，指出他们根本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是一伙撒谎者和骗子，是“把一切事情弄糟的政治野心家”。[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