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恩格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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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朝气蓬勃的年轻人(4)

在恩格斯批判宗教、抛弃乌培河谷的信仰中,大卫·施特劳斯的《耶稣传》起了重大作用。当恩格斯内心正在为摆脱宗教的束缚而苦闷时,读到施特劳斯于1835年发表的《耶稣传》,十分欣喜地从这部著作中吸取了批判宗教、揭示圣经真正来源的深刻思想,解决了长期苦苦思索的有无上帝的问题,从而根本上动摇了乌培河谷的信仰。他以胜利者的喜悦心情写信告诉在宗教问题上与他进行激烈辩论的格雷培说:“小伙子,你现在就听我说,我目前是一个热心的施特劳斯主义者了。你们这就来吧,现在我可有了武器,有了盾牌和盔甲,现在我有把握了;你们就来吧,别看你们有神学,我也能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使你们不知该往哪儿逃。真的,威廉……大卫·施特劳斯像一位年轻的神一样出现了……他把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Adios宗教信仰!——它原来就像海绵一样漏洞百出。”[47]从此,恩格斯抛弃了乌培河谷的信仰,挣脱了宗教这个禁锢人们精神发展的锁链。

八、大胆非议现存制度

在不来梅期间,恩格斯越来越对反动的德国封建专制制度和国家四分五裂的状况感到不满,以青年人的勇敢精神大胆非议现存制度,决心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国家而奋斗。

那个时候,德国被一条条锁链紧紧捆住。一切法律和国家机关的活动,都是为了牺牲贫民的利益而优待贵族,追求一成不变的专制制度。贵族统治、书报检查、警察专横,在德意志土地上到处盛行。“你思考的时候,有警察;你讲话的时候,有警察;你走路、骑马、旅行的时候,也有警察。”暴政剥夺了人民的自由,漫漫黑夜笼罩着大地河川:

黑夜里,我独自驱车,

行驰在我们熟悉的德意志国土上,

这里到处都被强权压制,

人们胸中燃烧着怒火万丈——

因为历尽艰辛赢得的梦寐以求的自由,

又被剥夺,

那些恶毒的舌头,

正当众把它辱骂。

浓雾笼罩着远方的草原,

白杨静静地沉睡在路旁,

偶尔被习习微风吹醒,

随即又深深进入梦乡。

夜空明澈,新月如镰,

像达摩克利斯的利剑,

高悬在黑沉沉的首都上空,

圣怒远震四方,不可阻挡。

恶狗一群在车后窜跳,

按照敕令狺狺狂叫。

它们不正像首都的那帮文痞?

因嗅出我的自由精神而焦躁。[48]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劳动人民遭到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特别是没有摆脱农奴地位的农民,还必须忍受世代相传的人身依附关系和世袭法庭专横暴戾的统治。有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到国外谋生。当恩格斯在不来梅港口看到这些即将离开祖国,有着诚实开朗而毫不虚伪的面孔和坚强有力的双手的农民时,心情十分沉重。[49]

现实的教育,进步报刊的影响,使恩格斯心潮澎湃,夜不能眠。当祖国人民蒙受灾难的时候,自己怎么办呢?答案是清楚的,必须以民间传说中的英雄齐格弗里特为榜样,反抗一切旧的势力。他大声疾呼:“我们要走出去,跨入自由的天地,冲决谨小慎微的束缚,为夺取生活的桂冠,为有所作为而奋斗。”[50]

当直接战斗还未打响时,恩格斯努力宣传进步思想,振奋群众精神。他冒着很大危险,把许多遭禁的书籍,如白尔尼的《吞食法国人的人》、《巴黎来信》、费奈迭的《普鲁士和普鲁士制度》等输入普鲁士境内。

恩格斯以争取自由的伟大战士白尔尼为榜样,用笔杆作武器,向封建专制制度发射威力强大的排炮。他指出,所有身居王位的国君都是反动的。在1816-1830年这个时期,各国王室都对人民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几乎当时掌握统治权的每个国君,无论是笃信宗教的法国国王查理十世,阴险的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只会签署死刑判决书的奥地利的弗兰茨,血洗葡萄牙的唐·米格尔,俄国的杀父犯亚历山大以及不愧为他弟弟的尼古拉,都应该处以死刑。普鲁士国王威廉第三更是一个残杀人民的坏透了的恶棍。对这些反动家伙决不应该存在任何天真的幻想。他们决不会替人民做好事,“只有国君被人民打了耳光而脑袋嗡嗡响时,只有他的宫殿的窗户被革命的鹅卵石砸得粉碎时,我才能期待国君做些好事。”[51]

写于1839年的《德意志的七月的日子》一诗中,恩格斯预言法国七月革命的风暴将在德国重演,人民推翻暴君的斗争即将兴起,国君的宝座已经摇动:

狂风卷起千堆浪,暴风雨袭来,狂烈凶猛!

怒海波涛如人立,小舟逐浪,起伏颤动。

旋风从莱茵河呼啸而来,把乌云聚集在天空,

它摧裂橡树,扬起尘柱,推波助澜澎湃奔腾。

我在颠簸的小舟中不由得想到你们——德意志各邦君主!

忍辱负重的人民曾经肩负着你们高踞的黄金宝座,

胜利地走遍祖国大地,赶走了冒险的征服者;

就在那时,你们胆大妄为,你们背弃了一切诺言。

现在,暴风雨从法兰西向我们袭来,人民群众此伏彼起,

你们的宝座和小舟在暴风雨中飘摇,你们的权杖即将落地。[52]

暴君的统治决不会自动垮台,统一的、民主的国家决不会自动到来。人民的自由、幸福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实现。作为坚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恩格斯指出,要抛弃感伤的小曲,用响亮的军号吹起猎取暴君的号音,要挥舞利剑,冲向雷雨和风暴;要以战斗的胜利,迎接东升的旭日。虽然黎明前的黑暗最浓最稠,濒临垮台的反动派最残酷凶狠;但恩格斯看到人民群众奋起的力量,坚信夜幕低垂、恶犬狂叫的时候已经不长:

瞧,东方正在破晓,清晨即将来临,

它委派启明星做先行。

自由的钟声把世人催醒,

钟声预告:不是暴风雨,是欢乐的和平!

精神之树以巨臂般的粗根,

把旧时代的残余鞭成齑粉,

然后,为各国人民的繁荣,

把美丽的鲜花撒遍大地![53]

九、普鲁士王国炮手和柏林大学旁听生

1841年9月底,恩格斯到柏林服兵役,亲身体验普鲁士王国的兵营生活。

在此以前,恩格斯于这年3月底,离开不来梅后,回到阔别两年多的故乡巴门,发觉这里的一切依然如故,生活单调呆板。他除了偶尔与弟弟们练习击剑、访问同学之外,整天埋头读书。

为了调剂枯燥的生活,还为了忘却一次失恋的悲伤,恩格斯于同年5月到瑞士和意大利旅行,漫游伦巴底。他经过缺乏生气、毫无特色的巴塞尔,攀登重峦叠嶂、云雾缭绕、盛夏季节仍然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乘船游览大自然的幽静王国——瓦伦施泰特湖,登上俯瞰苏黎世湖的雨特利峰。面对青山环抱、绿林似海的大自然,个人的悲伤和痛苦涌上了心头,“还有什么样的悲痛比一切个人痛苦中最高尚、最崇高的痛苦即爱情的痛苦更有权利向美丽的大自然倾诉呢?”[54]但悲伤是短暂的。当他站在16世纪骑士起义参加者胡登的墓前,听着湖中的绿浪拍打英雄的陵墓时,犹如听到远处传来的兵戈相击声和战斗呐喊声,充满斗争激情的新生活正在向他招手。

从伦巴底旅游回来后,恩格斯在巴门度过整个夏天。9月底赴柏林,进入近卫炮兵旅第12步兵连,不久提升为炮手。服役6周后,他在兵营附近租了一间楼房,布置了一个雅致、舒适的住处。

恩格斯对普鲁士王国等级森严、枯燥乏味的兵营生活十分厌烦。他写信告诉妹妹玛丽亚,有一次他由于临时取消在宫廷广场的阅兵式而感到高兴。他还往往借故不去执行那些无聊的任务,特别是不愿每隔4周到教堂做礼拜。轮到上教堂时,他常常溜掉。但他对军事训练却很感兴趣。服役期满时,他得到“品德和执勤均表现优异”[55]的评语。比评语远为重要的是,一年的军事学习,使他掌握了今后革命斗争有用的军事知识,并且引起了他对军事科学的兴趣。后来他深入研究军事科学和军事史,成为无产阶级最杰出的军事理论家。

柏林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城市。恩格斯利用紧张的军事操练的空隙,漫步柏林街头,仔细欣赏随处可见的名胜古迹,了解历史的变迁。柏林又是普鲁士的首都,集中着各种政治派别、政治观点的代表人物,思想政治领域的斗争尖锐复杂,为恩格斯仔细观察和参加争夺德国舆论统治权和政治统治权的斗争提供十分有利的条件。

柏林最著名的地方——柏林大学,是德国学术活动的中心,也是争夺德国舆论统治权和政治统治权的重要阵地。这里有许多著名的教授,代表着各种不同的政治和学术派别,“任何大学都没有像它那样屹立于当代的思想运动之中并且像它那样使自己成为思想斗争的舞台。”[56]

为了了解各种派别的政治和学术观点,对当代的各种倾向进行比较,21岁的志愿兵恩格斯以旁听生身份走进柏林大学的讲堂,听一些著名教授的讲课。

这时,正好德国著名哲学家谢林到柏林大学讲学。我们知道,40年代初期,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重新高涨。斗争主要是在哲学领域进行。黑格尔的左派学生们,力图从导师的理论中作出革命的结论。为了压制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对付领导着“向旧世界的宗教、思想、政治开火的理论家大军”[57]的青年黑格尔派,普鲁士政府把老朽的谢林请到柏林大学,以便“降伏黑格尔哲学这条喷吐不信神的火焰和晦涩难解的烟雾的凶龙。”[58]

1841年11月15日,柏林大学第六讲堂座无虚席。人数众多的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代表聚集一堂。人们使用德语、法语、英语、匈牙利语、波兰语、俄语、现代希腊语和土耳其语交谈,人声嘈杂。在许多大学名流、科学大师、年迈的博士、自成一派的大人物和胡须花白的高级军官中间,坐着一位兴致勃勃的年轻志愿兵,这就是恩格斯。讲台上,谢林正在口若悬河地讲授他的启示哲学。恩格斯用心听讲,仔细地做着记录。当谢林肆无忌惮地对自己青年时代的老友、杜宾根神学院的同窗黑格尔大加攻击的时候,恩格斯下定决心,“要替伟大的死者应战”。[59]颇有威望的老教授做梦也想不到,几个星期后,正是这个不被人们注意的旁听生(也许是讲堂里最年轻的听众),对他的讲演批驳得体无完肤,向他提出严厉的挑战。

恩格斯还听了黑格尔的学生马尔海奈凯教授反对谢林的讲演。当讲到谢林等人对黑格尔的攻击时,马尔海奈凯态度冷静而略带讽刺地指出:“不错,现在谁也不会自认为如此才疏学浅,以致不能反驳黑格尔及其哲学……可是所期望的这种反驳现在还没有,而且,只要不是平心静气地对黑格尔进行科学探讨,而是采取激怒、仇视、忌妒,总而言之采取狂热的态度,只要有人认为有了诺斯替教派和幻想就足以把哲学思想从它的宝座上推下来,所期望的这种反驳就不会有。这种反驳的首要条件当然是正确地理解对手,看来,黑格尔在这里的某些论敌好像是和巨人搏斗的侏儒,或者像那位更加著名的、同风车搏斗的骑士。”[60]同挤满讲堂里的听众一起,恩格斯对马尔海奈凯教授报以热烈的欢呼,并且十分赞赏这位身材结实、相貌严肃的教授的讲课艺术。恩格斯写道:马尔海奈凯讲课时,“举止落落大方,没有那种埋头念讲稿的学究气,也没有戏剧性的、故作姿态的手势;他的态度像年轻人那样豪爽,目光专注地望着听众;他讲得很平静,庄重,慢条斯理而又流畅通达,平铺直叙而又极富有深刻的思想,这些思想一个接着一个涌出来,后一个比前一个更能准确地击中目标。马尔海奈凯在讲台上以其充满信心、坚定不移、尊严庄重,同时也以自己的整个气质所焕发的自由思想而令人肃然起敬。”[61]

柏林大学严肃的学术探讨,活跃的辩论气氛,为争夺德国统治权而进行的激烈搏斗,扩大了恩格斯的视野,激励着他的战斗精神,促使他拔出热情之剑,教训老朽的谢林。

十、批判基督的哲学家谢林

谢林在柏林大学讲授《启示哲学》后不到一个月,被谢林的反动谬论深深激怒的恩格斯,在《每日电讯》上发表了第一篇批判文章《谢林论黑格尔》;1842年春天,他又分别在莱比锡和柏林出版两本专著:《谢林和启示——批判反动派扼杀自由哲学的最新企图》、《谢林——基督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这个勇敢、坚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用锋利无比的天才之剑,指向哲学界的庞然大物谢林。

弗里德里希·威廉·谢林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客观唯心主义者。早年他推崇自由与法治思想,宣传辩证自然哲学,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随着欧洲复辟势力的胜利,他转向封建专制制度,成为科学的敌人、宗教的拥护者、基督的哲学家。当19世纪4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的时候,谢林以哲学为幌子,攻击黑格尔,攻击力图从黑格尔哲学中作出无神论和革命结论的青年黑格尔派,为普鲁士王朝的反动政治需要服务。正如马克思所说:“谢林的哲学——就是在哲学幌子下的普鲁士政治。”[62]因此,批判谢林,反击谢林对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进攻,就是间接地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反对普鲁士王朝。恩格斯批判谢林的论著,正是为了反对普鲁士王朝的政治需要。

第一,恩格斯指出,谢林对待黑格尔和黑格尔哲学的态度是十分卑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