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也十分关心1861-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他同马克思一起，坚决站在反对奴隶制的北方人民一边。他们认为，18世纪末美国独立战争为欧洲资产阶级开拓了一个上升、发展的时代，反对奴隶制的南北战争则为欧洲无产阶级鸣起了警钟。恩格斯在一系列论文中，深入论述了这次战争的政治背景和军事进程。他认为，废除黑人奴隶制是整个战争的关键。北部各州只有采取革命的方法，动员更多的人民群众到自己方面，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他认为，这次战争是“战争史上无与伦比的一个壮观”。[51]当时各种军事活动的方式和进程，对于欧洲的观察家来说，是全新的事物。他同马克思一起，领导欧洲各国工人阶级积极声援北美人民的斗争，粉碎英法政府企图进行反革命武装干涉的阴谋。正是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英、法等国反动政府才不敢挑起战争。正如马克思所说：“使西欧避免了在大西洋彼岸永久保持和推广奴隶制进行可耻的十字军征讨冒险的，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于他们那种罪恶的疯狂行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52]
60年代中期，恩格斯十分同情和支持爱尔兰人民反抗英国统治的斗争。恩格斯的夫人莉希是一个热情的爱尔兰爱国者。与莉希的共同生活，使恩格斯能够更好地了解几百年来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所造成的灾难和爱尔兰民族的解放要求。他十分同情爱尔兰人民，竭力引导爱尔兰秘密团体芬尼亚社摆脱密谋策略、走上群众斗争的正确道路。他夫人同爱尔兰革命者保持密切的联系，十分熟悉他们的一切秘密活动。有一个时期，他们的家成了一些芬尼亚社社员的避难所。[53]
七、严密监视拉萨尔的活动
恩格斯身在英国，对德国工人运动仍然非常关心。在五六十年代艰难岁月里，他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保持与德国工人的联系，对他们进行科学社会主义教育；另一方面经常警惕和揭露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破坏工人运动的阴谋，严密监视德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代表，“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者”拉萨尔的活动，同拉萨尔进行坚决的斗争。
斐迪南·拉萨尔于1825年4月11日诞生于德国布勒斯劳一个犹太资产阶级家庭，少年时期在莱比锡学习经商，1841年进入布勒斯劳大学，后来转学到柏林大学，学习古典艺术、语言学和哲学，梦想有朝一日“伸手去取王冠”。大学毕业后，他在柏林充当律师。从1846年起，以代理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离婚案闻名。在这桩声名狼藉的案件中，他荒谬地把贵族家庭的内部纠纷，渲染为所谓处于“无产者”地位的伯爵夫人反对权贵的斗争，先后花了八年时间，在三十六个法院打官司，“采用了最无耻的手段，并且和最无耻的人勾结在一起”，[54]为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争得三十万塔勒的巨额财产。从此，他依靠伯爵夫人的津贴过活。
在1848年革命高潮中，拉萨尔一度投机革命，混入杜塞尔多夫民主派。革命失败后他悲观失望，宣布自己决心远离政治运动，只醉心于“情欲和私事”。这是欺人之谈。其实，他离开革命运动后，投身于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为了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他先后抛出几部著作：《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7年）、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1859年）、《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民主派的主张》（1859年）、《既得权利体系》（1861年）、《公开复信——致莱比锡工人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1863年）、《工人读本》（1863年）、《工人和科学》（1863年）、《巴师复-舒尔茨-德里奇先生，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本与劳动》（1864年），等等。在这些论著中，他宣扬唯心主义，散布超阶级的国家观，鼓吹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忠顺信仰”；提出“铁的工资规律”，维护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度；反对无产阶级用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统治，主张通过国家帮助的合作社实现社会主义；污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是“反动的一帮”，反对和破坏工农联盟；宣扬分配决定论，把社会主义描写为公平分配的王国；拥护大普鲁士主义，主张通过王朝战争，由普鲁士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等，系统地提出了一套机会主义理论和纲领。
在政治上，拉萨尔投靠普鲁士反动统治者俾斯麦。从1863-1864年，他与俾斯麦频繁来往，多次密谈，为俾斯麦瓦解工人运动，实现铁血政策效劳。
还在50年代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就了解拉萨尔在德国的活动情况。1856年2月底，杜塞尔多夫的工人代表勒维到伦敦拜访马克思，向马克思提供拉萨尔经常以党的名义去搞肮脏勾当的材料。马克思立即向恩格斯通报了有关情况，并且指出，拉萨尔“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人物”，“他在搞私人阴谋方面是毫无顾忌的”。[55]恩格斯完全同意马克思的看法。他补充说，拉萨尔总是“打算以党作幌子利用一切人以达到自己的私人目的。其次，力图挤入上流社会，得到显赫的地位……所有这一切都只能使人们必须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恩格斯强调指出：“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曾经相信过拉萨尔。”[56]为了批判拉萨尔的错误言行，肃清拉萨尔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许多书信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拉萨尔的唯心主义理论观点。1858年1月，马克思看到拉萨尔的《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后指出，这部著作是用黑格尔唯心主义观点写成的幼稚而拙劣的作品，“每句话都是错误，但都是用惊人的自负的口气说出来的。”[57]恩格斯完全赞同马克思的意见，认为拉萨尔的观点“实在太轻率了”。[58]不久，马克思、恩格斯又对拉萨尔的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作了严厉的批判，指出这部著作美化了封建骑士等级，贬低了农民战争的意义。恩格斯写到：由于剧本把农民运动放到次要地位，所以既不能对贵族运动作正确的描写，也不能揭示贵族运动失败的原因。事实上，贵族运动是由于不可能同农民结成联盟而失败的，“当贵族想取得国民运动的领导权的时候，国民大众即农民，就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于是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59]在《既得权利体系》中，拉萨尔抄袭黑格尔唯心主义法哲学和历史哲学，认为法权规范不是从社会的生产关系中产生，而是由“意志”产生。这是完全错误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由于拉萨尔“不是从罗马人的社会关系中，而是从意志的‘思辨概念’中引申出罗马的法权规范，从而得出了……完全违反历史的论断。”[60]
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拉萨尔的主张也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严厉批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德国统一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问题。他们主张通过人民革命的方法，推翻各邦反动王朝，自下而上地实现统一的目标。拉萨尔却站在容克地主的立场上，主张通过王朝战争，把德国融化于普鲁士。1859年，他在《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一书中，公开鼓吹建立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帝国，认为这是“唯一的、伟大的、符合德意志民族也符合普鲁士人的利益的态度”。马克思看到这本小册子后十分愤慨，指出这些观点“决不是我的观点，也不是在英国的我的党内朋友的观点”。[61]
从60年代开始，拉萨尔与俾斯麦勾结，吹捧俾斯麦是“明智的政治家”，多次向俾斯麦乞求普选权，不惜联合俾斯麦的贵族党反对资产阶级进步党，一再表示支持俾斯麦的铁血政策。1864年4月，在普鲁士与丹麦争夺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战争时期，他当面向俾斯麦表示：“我把合并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一事放在我的纲领中。”俾斯麦对此非常满意，立即回答：“您的纲领的这一点大概是会实现的。”当时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对拉萨尔与俾斯麦勾结的情况一无所知，但他们从拉萨尔一系列的言行中，从德国反动报刊对拉萨尔的大肆赞扬中，从反动政府给予拉萨尔异乎寻常的特权中，已经看出拉萨尔实际上投靠了反动派。1863年6月11日，即在拉萨尔与俾斯麦第一次会面后一个月，恩格斯就写信对马克思说，拉萨尔“简直是在为俾斯麦效劳……他现在不仅受《奥格斯堡报》的庇护，而且受《十字报》的庇护。”[62]
拉萨尔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1861年，他向马克思建议创办一份工人报纸，由他与马克思担任总编辑。马克思问他：“恩格斯怎么样？”他回答说：“三个如果不算多，恩格斯也可以做总编辑，不过你们两人不能有比我更多的投票权，否则我每次都要失败的。”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同意他的建议。由于他向俾斯麦献媚，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不希望同他的整个鼓动有什么共同之处。”[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