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埃及幽囚”的生活
1850年11月，恩格斯不得不离开伦敦，到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从事经商，开始了长达二十年“埃及幽囚”的生活。
恩格斯对经商并不陌生。40年代初，他曾经在不来梅、曼彻斯特的商行充当练习生和办事员，早已体验了这种整天与资产阶级打交道的无聊生活。50年代初，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刚刚遭受失败的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流落异国他乡的革命者无依无靠，生活艰难。同所有流亡者一样，恩格斯也不得不整天为食宿发愁。这时马克思正在集中精力研究经济理论，没有固定收入，一家数口陷于可怕的贫困之中。为了“不至于被迫过行乞的民主派生活，”[1]为了从经济上帮助马克思一家，保证马克思能够专心致志地完成《资本论》这项党的最紧迫、最重要的工作，恩格斯被迫再度到曼彻斯特从事“该死的生意”。
欧门恩格斯公司是恩格斯的父亲与欧门合伙的企业。老恩格斯把儿子安排在这家公司工作，有着双重的目的：其一，可以了解公司的经营和财务情况，监督欧门的业务活动，保护自己的利益；其二，企图把恩格斯束缚在公司工作上，使恩格斯远离战斗的阵地和革命的战友，逐渐成为像自己一样有地位的资产者。但是恩格斯却另有考虑。他只把商行作为暂时的栖身之地，根本没有长期经商的打算。他认为，欧洲平静的形势不可能持久不变，各阶级的搏斗必将重新到来。他时刻准备着以战士的身份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因此，开头几年，他只是作为老恩格斯的代表参加企业工作，不愿在公司内部担任负有工作责任和领取薪金的正式职务。
恩格斯在公司的工作相当劳累。每天上午十点至下午七八点都在办事处，处理信件，洽谈生意，检查样品，接送货物。他经常写信向马克思诉苦说，整天埋头在办事处，晚上七八点钟以前休想有什么空闲时间。主持公司业务的欧门是一个地道的资产者，对恩格斯处处刁难，延长工作时间，想方设法用阴谋诡计企图把他撵走。恩格斯不得不浪费许多时间同欧门争吵。1857年春，他写信告诉马克思：“今年夏天我们将另作安排，或者就会垮台。我打算这样安排：十点到五点或六点上班，然后就离开，让一切都见鬼去。”[2]
虽然工作十分繁忙，但恩格斯得到的薪金却很微薄。刚到公司时，他没有固定薪金，每年由他父亲支付大约200英镑的交际费和生活费。1852年以后，每年从公司得到100英镑和5％的红利。从50年代中期起，随着他在公司地位的提高，分红比例提高到7.5％，每年大约收入500英镑。1860年起分红比例提高到10％，每年收入大约1000英镑。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他的收入才能保证自己和马克思一家过比较像样的生活。
恩格斯长期在资本家企业中工作，后来还曾经成为公司合伙人。当时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走这一条路，才能粉碎资本主义社会用饥饿的手段迫害马克思一家的阴谋，支援马克思完成《资本论》这部旷古未有的伟大著作。当恩格斯被迫充当“棉花大王”的时候，他是在一个特殊的岗位上同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是为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作出极大的自我牺牲。许多年后，恩格斯在回顾这一情况时写道：“……一个人自己可以当一个不错的交易所经纪人，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者，并因此仇恨和蔑视交易所经纪人阶级。难道我什么时候会想到要为我曾经当过工厂股东这件事进行辩解吗？要是有人想要在这方面责难我，那他就会遭到惨重的失败。如果我有把握明天在交易所赚它一百万，从而能使欧洲和美洲的党得到大批经费，我马上就会到交易所去。”[3]
在二十年的漫长岁月里，恩格斯作为曼彻斯特一家著名公司的职员和社会主义者，不得不过双重生活。一方面，他在办事处和交易所中，必须与各色各样的上流社会人物敷衍应酬。在这种场合，为了适应英国社会的习惯，他往往以风度翩翩的绅士和精明干练的生意人的面貌出现。另一方面，当他回到自己的住处，致力于研究工作，或者同革命的同志和朋友在一起时，他是一位热诚的社会主义者，严肃的思想家，谈笑风生、平易近人的同志。他时刻警惕着，决不受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侵蚀，永远保持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
经商工作虽然浪费了恩格斯极其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但也不是毫无补偿。由于从事实际经营活动，使他能够深入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了解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许多详情细节，获得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的大量第一手资料。这些不仅对他自己的研究工作用处极大，而且对马克思创作《资本论》也有很大帮助。“实践家”恩格斯提供的材料，对马克思的创作是十分宝贵的。同时，长期的商业工作，养成了他埋头苦干、讲究效率的作风，提高了他的工作能力。他曾经说过，商业是培养管理人员的学校，“我用六个办事员组织一个管理部门，可以比用六十个高级官吏和官方学家所组织的要精干实用一千倍。”[4]
恩格斯开始经商时就下定决心，决不让该死的生意占去一切时间。为此，他总是千方百计摆脱商业事务，充分利用每一分钟从事学习、研究和写作。在曼彻斯特经商期间，他认真研究哲学和经济学、历史学和军事科学，广泛涉猎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对文学艺术也有浓厚的兴趣，经常参加曼彻斯特文艺学术协会的活动，并且还是席勒基金会的理事。
为了直接研究各国的历史、社会和经济情况，指导各国的革命运动，恩格斯特别重视研究各国语言，十分爱好比较语言学。他不仅能够熟练地使用英、法、西、意、葡等许多现代语言，而且掌握古希腊语、古爱尔兰语等古代语言；不仅通晓许多欧洲方言，而且花很多精力研究东方语言。正如拉法格所说：“他是真正通晓多种语言的人，不仅懂得多种标准语，而且懂得像冰岛语那样的方言，以及像普罗凡斯语和卡塔卢尼亚语那样的古老语言。他的语言知识远不是皮毛的。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我看到过他给那里的同志们的信。他们认为，这些信的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写得极漂亮，我还知道他也用意大利文写信。而用这样三种如此相似的亲属语写东西而不互相混淆，这非常困难。”[5]后来他担任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和西、意、葡、丹等国通讯书记时，这些丰富的语言知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曼彻斯特的时候，也像在其他时期一样，没有一种知识是恩格斯不感兴趣的。他酷爱学习，努力吸取一切书本的和实际的知识。许多接触过他的同时代人异口同声地说，他是一个头脑清晰灵活而又知识极其渊博的人。同他多年交往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维克多·阿德勒说：“他博学多才，见多识广。他有高深的哲学造诣，他不仅掌握了经济学的知识，而且掌握了广泛的历史知识，尤其是比较语言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同时他还有现代商人和工厂主的全部实际本领。他经常自嘲说，他一生中从没有经过任何考试。然而这个人是多么善于学习啊！”[6]
二、对军事艺术发生浓厚兴趣
1848-1849年的革命实践，使恩格斯对军事艺术发生浓厚的兴趣。从50年代开始，他先是在伦敦，后来又在曼彻斯特，对战争历史和军事科学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
恩格斯研究军事科学，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他深深感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比历史上任何革命斗争都更加深刻、更加艰巨。如果说，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转折关头，没有暴力，没有坚定不移的无情手段，历史上任何事情都是不会成功的；那么，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消灭最后一个剥削制度的斗争，就更加需要使用无情的革命暴力。因此，工人阶级应该拥有自己的武装，应该在决战关头能够运用革命暴力对付反革命暴力，应该掌握一般军事理论和武装起义的艺术，应该制定能够组织千百万群众向敌人冲锋陷阵的军事纲领。这是促使恩格斯研究军事艺术的主要原因。
19世纪中叶接连发生的许多重大战争，引起了恩格斯的极大关注。1848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1849年德国的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和匈牙利战争，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概括。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1857-1859年的殖民地战争和印度起义、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1861-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等等，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采取正确的对策。这也是促使恩格斯研究军事艺术的重要原因。还必须看到，50年代初期聚集在伦敦的德国政治流亡者中，有一些人是参加巴登起义的旧军官。他们以军事专家自居，企图引诱工人阶级按照他们的冒险计划进行毫无意义的武装发动。为了反对他们危害革命的冒险计划，粉碎他们在部分工人中的影响，也促使恩格斯研究军事科学。他在1851年5月23日写信对马克思说：维利希·席梅尔普芬尼希、济格尔等旧军官的活动表明，“我所能做的事情，最好莫过于继续研究军事问题，以便在‘平民’中至少有一个人能在理论方面同他们进行较量。我无论如何要使这些蠢驴们无法用空话压倒我。”[7]
恩格斯年轻时曾经在普鲁士军队中服役，1849年又在巴登起义部队中实际参加和指挥四次战斗，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军事任务。年轻时的军事生活和战场经历，为他后来学习和研究军事科学提供了实践的基础。
从50年代开始，恩格斯以极端勤奋的精神和惊人的毅力系统地学习军事科学知识。他收集了大量军事科学文献，系统研究了战争史和军事史、基本战术、筑城原理、野战工事、军事工程、桥梁构筑、军队组织和军事教育、不同兵种的特点和相互关系、各种武器的结构和使用方法等等。他十分强调系统学习，首先掌握基本知识，在此基础上熟悉最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他说：“自学往往是空话，如果不是系统的钻研，那就得不到任何重大成就。”[8]当时，他在曼彻斯特所能找到的军事文献残缺不全。马克思便从伦敦给他寄来有关资料和书目索引。后来他得到科伦一位旧军官的丰富藏书，为军事研究提供必要的资料。在研究每个具体战史的时候，他十分重视细节的精确性，认为这是正确了解和评价军事历史事实必不可少的条件。他说：“在写战史方面，如果没有关于兵力、给养和装备情况的各种材料，就想加以论述，那是最容易出笑话的。”[9]根据不完全统计，恩格斯为了学习和研究军事科学，先后阅读过100位作者的250部著作。这种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使他在较短时间内获得了丰富的专门知识。
在研究军事问题时，恩格斯非常重视战争的实际进程。他给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了解实际的、确实存在的东西，而不是一些无人承认的天才们的体系或臆造物。”[10]对于当时发生的历次重大战争，他都详细地了解战争发生的原因、双方的兵力、战斗部署和优劣势、军事统帅的指挥才能和士兵的素质等等。由于他掌握了大量资料，并且善于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进行科学的分析，因而他对战争进程的判断有根有据，令人信服。
作为无产阶级军事科学奠基人，恩格斯一生撰写了大量军事著作。据不完全统计，他给我们留下的重要军事文章和散见于一般政论性著作与书信中有关军事问题的论述总共约150万字，占他全部著作的1／5以上。此外他还与马克思合写了几十篇军事文章。如果加上这一部分，军事著作在他全部著作中所占的比重还要大。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同资产阶级军事学家相反，他不是把军队看做超阶级的工具，把战争看做各种偶然情况的凑合和某些杰出人物随心所欲的行动。他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理，指出战争是同阶级和国家相联系的。只要存在利益对立的阶级，战争就不会熄灭。而要进行战争，就必须建立军队。他说：“军队是国家为了进攻或防御而维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11]军队的性质由它执行的阶级使命所决定。资产阶级的军队是寡头统治集团的政策工具，是以实行寡头政治的对外政策和反动的对内政策为目的的。
一个国家军队的结构、战斗力和作战方法，同该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联系。恩格斯说，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法以及作战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人在战争中的作用必须充分肯定，“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12]但是，也决不能忽视军事手段的作用。如果说，在生产上不发明创造新的生产工具便不能成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在军事学术上也不能利用旧的手段去达到新的结果。只有创造新的、更有威力的手段，才能达到新的、更伟大的结果。每个在战史上因采用新的办法而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的将领，不是新的物质手段的发明者，便是以正确的方法运用他以前所发明的新器材的第一人。”[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