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武装起义必须选择有利时机。从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来说，起义时机是成熟的。当时国内各地群情激奋，反革命实行进攻，军阀、官僚和贵族愈来愈横行无忌，内阁中老牌自由派经常不断地干着叛卖的勾当，各邦君主背信弃义的事件一个紧接一个。反革命以迅速的步伐迫近，革命力量发展更快。巴登起义一开始就得到现成的军队、充足的军械库、组织完备的国家机器、充实的国库以及人民群众的热情拥护。从国际形势来说，法国议会斗争十分尖锐，一次大规模人民运动正在迫近；罗马共和国成功地进行了防御，反击了法国干涉者的军队；匈牙利革命军队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猛进，奥军被赶过了发格河和莱达河；在维也纳，人们等待着匈牙利革命军的炮声；沙皇俄国出兵干涉匈牙利，有可能把匈牙利的斗争变为欧洲的斗争。所有这些，都说明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早在5月初，恩格斯就要求法兰克福议会用武力维护帝国宪法，“不惜宣布内战”。[17]
第二，武装起义要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防御薄弱的地区。在爱北斐特起义时，恩格斯根据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具体情况，提出如下建议：一、在敌人重兵把守的要塞和城市，应该避免任何无益的发动；二、在莱茵河左岸的小城市、工业区和农村，敌军力量相当强大，起义军可能被包围，因此只能进行佯攻，以牵制敌军主力；三、应该把可以调动的力量投入莱茵河右岸地区，这里地形复杂、人口稠密，为武装起义提供了良好条件。
第三，武装起义必须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才能坚持下去。为此，就要实行有利于群众的政策，例如废除封建义务，直接进攻用来进行抵押贷款和抵押高利贷的活动的私人财产，使广大农民免除高利贷的盘剥，等等。只有这样，起义才能得到农民的支持。
第四，起义者必须拥有一定的武器装备和给养。在爱北斐特起义时，恩格斯就建议立即解除资产阶级的市民自卫团的武装，把武器分给工人；用强制课税的办法为武装工人提供给养，从“中立”地区设法弄到武器。这是扩大起义队伍，增强起义力量所不可缺少的。
第五，军事领导权要掌握在忠于革命和有指挥能力的人手中。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军事领导权被一批非常无能的人所掌握，司令官施奈德毫无能耐，军官们纸上谈兵，幻想用奇迹战胜敌人。在起义部队里，每个初出茅庐的尉官，每个腰佩马刀的莽汉，每个事务人员都在对着普法尔茨的地图皱眉苦思，希望能发现一个战略上的灵丹妙药。不难想象，这会导致怎样滑稽可笑的后果。恩格斯说，在这场斗争中，除少数人外，军事领袖们不是叛徒就是愚蠢的、粗鄙的、怯懦的个人野心家。因此，“在下一次革命风暴中，凡是只能把曾任黑克尔军队的将军或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军官算作自己唯一的功绩的人，完全应该请他们立即退出去。”[18]
第六，要注意战争艺术，既要有勇敢精神，又不做无谓牺牲。恩格斯说，“我发现备受赞扬的冲锋陷阵的勇敢是人们能够具备的最平常的品质。子弹飞鸣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在整个战役中，虽然发现不少胆怯的行为，但我并没有看到多少人在战斗中畏缩不前。而‘蛮勇举动’却不知有多少！”[19]这种蛮勇举动是应该避免的。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恩格斯认为，运动还是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第一，它使局势简单化了。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已背叛革命，今后或者是封建官僚君主制专政，或者是通过真正的革命建立无产阶级的全面统治。第二，运动的失败说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这次运动的经验对无产阶级是极其宝贵的。在未来的革命中，无产阶级必须把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最后，恩格斯指出，一幕流血的滑稽剧已经结束，愚蠢和叛卖行为使它最后遭到失败。嗜血成性的反革命势力的残酷镇压使运动得到悲剧性的结局。恩格斯愤怒谴责普鲁士反动派令人发指的罪行，无情鞭挞对运动的失败负有罪责的叛徒，热烈歌颂为革命献身的志士，满怀激情地写道：“在行军中，在战场上不止一次地惊慌失措的战士们在拉施塔特监狱的牢房里就义时却很英勇从容。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求饶，也没有一个人发抖。”人民将永远记住血的教训，他们“不会忘记拉施塔特的执行枪决的刑场和监禁囚徒的牢房；他们不会忘记那些下达这些令人发指的命令的统治者，同时也不会忘记那些因自己的怯懦而导致这样恶果的叛徒——卡尔斯卢厄的和法兰克福的所有布伦坦诺之流的人物”[20]。
四、研究德国农民战争的启示
1850年夏天，恩格斯完成另一部重要著作《德国农民战争》。这部刊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合刊号上的著作，利用进步历史学家威廉·齐美尔曼《德国农民战争史》的材料，通过分析300年前一次伟大农民战争，论述了1848-1849年革命时期同样碰到的许多重要问题。
恩格斯指出，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所反对的敌人，大部分也是1848年革命的对象。他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对16世纪初期德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和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进行深入的分析，说明德国工业在14世纪和15世纪虽然有了显著进步，但16世纪时无论工业或农业仍然十分落后。在封建农奴制度下，农民遭受种种可怕的压迫和剥削。压在他们头上的是整个社会阶层：诸侯、官吏、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和市民。他们被当做牛马，甚至比牛马还不如，除了以绝大部分时间在主人田庄上劳动外，剩下来归自己支配的劳动时间的所得还必须用来缴纳什一税、地租、杂捐、赋税、战争税、本邦税、帝国税等等。主人可以任意打死农民，用“割鼻”、“挖眼”、“车裂”、“火焚”等毒刑折磨他们。这种情况，必然引起农民的反抗和斗争。
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往往披上一层神圣的外衣。教育也渗透着神学的性质。要反对封建制度，就必须反对教会统治。正如恩格斯所说，宗教战争实质上是有着十分明确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如果说这许多次阶级斗争是在宗教的标志下进行的，如果说各阶级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还隐蔽在宗教的外衣之下，这只能用时代的条件来解释。[21]由此可见，把这场激烈的阶级搏斗归结为“神学上的争论”是完全错误的。
《德国农民战争》用大量事实说明，以路德为代表的市民反对派，在伟大农民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与他们的后代门徒资产阶级立宪派在1848-1849年扮演的角色完全相同。中世纪市民要求廉价的教会，19世纪资产阶级要求廉价的政府。路德在从事活动的最初阶段曾经发表了激烈的革命言论，号召人们“运用百般武器来讨伐教皇和僧侣”，但是当革命的烈火在德国大地上燃烧起来的时候，这位托庇于萨克森选帝侯保护之下的维登堡名教授，这位一鸣惊人声势显赫的伟大人物却背叛了下层人民，倒向贵族和诸侯。1848年自由派资产阶级也是如此。革命前夕，他们还自命为社会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热衷于工人阶级解放事业。当革命高潮到来时，他们立即与反动派妥协，出卖人民。由此可见，“路德在1517年到1525年这几年间所经历的转变，恰恰就是现代德国君主立宪派从1846年到1849年所经历的转变，恰恰就是一切资产阶级党派经历的转变。资产阶级党派总是在领导运动时，一转眼就被站在它背后的平民党派或无产阶级党派抛到后面去了。”[22]历史清楚地表明，“1848年和1849年到处叛变的那些阶级和那些阶级中的某些集团，其实早在1525年就已经是叛徒了，不过当时是在较低的发展阶段而已。”[23]16世纪市民阶级和19世纪资产阶级的背叛，是造成德国两次强大人民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市民反对派是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前身，那么平民革命家闵采尔却是无产阶级的萌芽的代表人物。他攻击宗教的一切主要论点，否认圣经是正确无误的启示，认为天堂非在彼岸，地狱根本不存在，信徒的使命就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他要求消灭阶级差别，消灭私有财产，消灭高高在上统治人民的国家政权，实行最完全的平等，用武器去推翻和消灭阻碍在世上建立天国的诸侯和贵族。这个被恩格斯称为接近于共产主义的纲领，“与其说是当时平民要求的总汇，不如说是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24]当然，要实现他的理想，无论当时的运动或整个的世纪，条件都还不成熟。他所代表的阶级刚刚形成，根本没有能力去推翻和改造整个社会；他所幻想的社会变革，不仅由于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而根本不能实现，而且当时的物质条件正好准备着发展资本主义这个和他所梦想的社会制度恰好相反、贫富更加对立的社会。尽管如此，他的理想和计划，仍然使后代惊叹不已。
1525年农民战争的目标：清除封建统治和实现国家统一，仍然是1848年德国革命的任务。300年来，德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变化十分缓慢。国家的分裂，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是德意志民族落后于欧洲其他文明民族的重要原因。16世纪农民战争未能完成这个任务，1848年革命也以失败告终。但是，社会的矛盾没有解决，引起革命的原因仍然存在。因此，反封建的斗争必须继续进行。
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恩格斯十分强调1525年和1848年两次德国革命给人们提供的经验教训。其中特别突出的是：第一，必须建立集中统一的国家，反对地方狭隘性。无论1525年或1848年，参加革命的阶级的地方狭隘性，严重束缚着运动的发展，妨碍革命目标的实现。因此，“谁要是在1525年和1848年两次德国革命及其结局之后还会梦呓联邦共和国，那么他没有别的去处，只配送到疯人院里去。”[25]第二，农民必须与工人联合起来。两次德国革命表明，市民反对派及其后代门徒资产阶级立宪派是革命的叛徒，而农民自己又没有能力单独担负革命的任务，只有与工人阶级紧密联合，才能从封建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也才能彻底摆脱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贯穿《德国农民战争》全书的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有着巨大的革命意义。第三，必须揭露资产阶级伪装同情劳动人民的甜言蜜语，粉碎他们争夺群众，把革命引入歧途的阴谋。所有这些，对德国革命是十分有益的。
恩格斯也明确指出，虽然1525年和1848年的革命非常类似，它们却有本质的区别。1525年，与处在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现代无产阶级也处在萌芽状态；1848年，资本主义经济不仅在英、法等国建立了牢固的基础，在德国也有很大发展；同资本主义的发展相适应，现代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1525年的革命是一次德国地方事件；1848年德国革命却是伟大的欧洲事件的一部分，它不仅反对封建主义，而且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1525年革命失败后，农民继续遭受了300年的封建统治；1848年革命虽然失败，但站在胜利了的封建贵族背后的是大资产阶级，而站在大资产阶级背后的是无产阶级。无论封建贵族或大资产阶级的统治都不会长久。
恩格斯写作《德国农民战争》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发扬德意志民族的革命传统。1848年革命失败后，到处出现了消沉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回顾德国伟大的农民战争，把闵采尔等优秀农民革命家顽强而坚韧的形象重新展示于德国人民面前，是很合时宜的。为此，恩格斯以大量篇幅，十分详尽地叙述了农民们前仆后继、英勇战斗、流血牺牲的可歌可泣事迹，热情歌颂闵采尔等农民领袖“以生平的大无畏精神从容就义”[26]的革命品质，高度赞扬遭受无数磨难而坚持斗争的南德农民，十分激动地写道：“南德的农民，坚忍不拔，从1493年起，密谋造反，历时30年之久，把他们因驻地分散而造成的种种困难都一一克服，并在无数次溃散，失败，首领被杀之后，总是再接再厉重整旗鼓，直到最后大规模起义的机会到来——这样顽强坚忍，实在令人敬佩。”[27]
五、把分散的革命力量重新组织起来
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共产主义者同盟胜利地经受了考验。虽然同盟作为一个组织的活动已经自行中断，但许多盟员积极参加了运动，无论在报纸上、街垒中和战场上，他们都站在唯一坚决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最前列。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以及《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等文件所阐述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已被实践证明完全正确。1849年夏天，革命遭受了失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失败是暂时的，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因而他们到达伦敦后，立即进行恢复同盟的工作，努力把分散的革命力量重新组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