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莱茵报》是欧洲各被压迫民族的辩护人。在1848-1849年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中，马克思、恩格斯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坚决反对欧洲列强对各弱小民族的侵略、掠夺和奴役，热烈支持波兰、匈牙利、意大利、捷克人民的斗争。恩格斯指出，民族矛盾是由各国统治阶级，主要是由强国统治阶级造成的。这些在国内压迫人民的统治者，为了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27]剥削阶级的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是一致的。他们既对外压迫其他民族，又对内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无产阶级要坚决抛弃剥削阶级所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恩格斯在《德国的对外政策》中指出，实现德国民主革命与支援其他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任务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个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本身决不能得到自由；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给予毗邻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德国人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毗邻民族的自由是他们本身自由的保障。因此，德国人民要把坚决支援被压迫民族的斗争作为自己的神圣任务。
恩格斯对波兰民族独立运动十分重视。曾经三次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的波兰，为获得民族独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恩格斯认为波兰的运动对整个欧洲特别是德国革命有着重大关系，建立民主的波兰是建立民主德国的首要条件。恩格斯说：“只要我们还在帮助压迫波兰，只要我们还把波兰的一部分拴在德国身上，我们自己就仍然要受俄国和俄国政策的束缚，我们在国内就不能彻底摆脱宗法封建的专制政体。”[28]
意大利人民为把国家从奥地利残酷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斗争精神，得到恩格斯高度的评价。他深刻总结了意大利解放斗争失败的原因，指出以撒丁国王查理-阿尔门特为代表的意大利贵族是葬送意大利解放运动的罪魁，告诫意大利人民决不要把解放事业托付给任何一位君主。为了获得解放，意大利人民应当尽快地抛弃那些自命为“解放者”的反动君主及其体制。他预言反动派的胜利是暂时的，革命将再次发生。
在二月革命影响下，匈牙利人民摆脱了奥地利的统治，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取消了政治特权，废除了封建义务。但是，奥地利统治者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当它恢复了元气，集结了力量以后，就对匈牙利发动军事进攻。路德维希·科苏特领导人民进行武装反抗，于是进行了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战争。恩格斯十分敬佩英雄豪迈的匈牙利人民，指出“在1793年以后，在1848年的革命运动中，一个被占优势的反革命包围的民族敢于用革命的激情来对抗怯懦的反革命的狂暴，用红色恐怖来对抗白色恐怖，这还是第一次”[29]。他关于匈牙利战争进程的论述经常得到证实，因而大家都猜测这些文章是由匈牙利军队某个高级指挥官撰写的。[30]
《新莱茵报》在许多文章中，大力宣传对俄战争的意义。恩格斯指出，沙皇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支柱，是德国统一的主要障碍。因此，“对俄国作战就是真正同我们过去可耻的一切进行彻底的公开的决裂，就是真正解放和统一德国，在封建制度的废墟上以及在昙花一现的资产阶级统治的基地上建立民主制度。”[31]
沙皇俄国不仅对内实行黑暗的农奴制度，而且为了扩张领土，竭力宣传泛斯拉夫主义，妄图建立一个由俄国统治的从厄尔士山脉和喀尔巴阡山脉直到黑海、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的斯拉夫国家。恩格斯指出，由彼得堡内阁发明的泛斯拉夫主义，按其基本倾向来说是反动的。它企图按照斯拉夫民族特征的抽象性质和所谓的斯拉夫语把各个处在文明发展极不相同阶段、利益极为对立的民族联合起来，实际上是要使工业和文明发达的地区退回到落后状态，使沙皇反动制度扩张到更大范围。这是违背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各国人民利益的，“所以，泛斯拉夫主义的统一，不是纯粹的幻想，就是俄国的鞭子。”[32]
恩格斯对所有的敌人——进行密谋的君主国、权奸、贵族、极右派的《十字报》，对革命创造的新偶像都采取极端鄙视的态度，进行辛辣的嘲笑和讽刺。这些论述精辟、文字生动、击中要害的论文，在革命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无产阶级政论文章的卓越范例。
五、“我们准备为德国而战”
1848-1849年革命时期，恩格斯不仅是用笔杆战斗的政治家，而且是群众运动的组织者。特别是在1848年秋天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斗中，他为动员和组织群众反击日益猖獗的反革命势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月革命以后，德国反动势力曾经一度遭到打击。随着巴黎无产阶级六月革命的失败，德国旧封建官僚政党开始积极行动，反动军队趾高气扬，反革命势力重新集结起来对付革命。到了秋初，各政党间的关系已极其尖锐而紧张，一场严重的冲突已成为不可避免。
斗争是从普鲁士与丹麦签订休战协定开始的。在1848年初革命高潮中，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德国人举行武装起义，反对丹麦的统治，建立临时政府，获得了一定的民主权利。普鲁士政府虽然表面上派兵援助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但却在战争中抓住一切机会出卖革命军队，故意让丹麦人在这支军队被分散或分开的时候把它消灭。9月初，普鲁士政府擅自与丹麦缔结休战协定，消灭这两个公国通过斗争建立起来的革命政府和民主制宪议会，把它们交给丹麦人去统治。
德国人民坚决反对休战协定。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发表文章，指出休战协定对德国来说是奇耻大辱，“不仅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而且全德（除了旧普鲁士各省以外）都因这个可耻的休战协定义愤填膺。”[33]《新莱茵报》连续发表恩格斯撰写的《和丹麦的休战》、《丹麦和普鲁士的休战》等文章，号召人民起来为反对休战协定而斗争。科伦人民积极响应《新莱茵报》的号召，于9月7日举行有3000人参加的群众大会，通过了要求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否决休战协定的呼吁书。
在此同时，柏林发生内阁与议会的冲突。普鲁士反动势力不甘心于三月革命所遭受的打击，不断进行反扑。鉴于一些反动军官对革命采取敌视态度，8月9日，柏林制宪议会通过决议，要求陆军大臣命令反对立宪制度的军官辞职。汉泽曼内阁拒绝执行议会决议而垮台。9月7日，内阁垮台的消息一经发表，柏林全城沸腾，人们情绪激昂，成群结队到议会大厦表示支持。国王威廉第四却违背立宪制度，阴谋解散议会，成立由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府。渴望巴黎的六月事件在柏林街头重演的普鲁士反动势力公开向人民进攻了。
马克思、恩格斯对柏林冲突十分重视，认为解散议会意味着政变。如果议会取得胜利，三月革命的成果将得到巩固；“如果国王取得胜利，组成了普鲁士亲王内阁，那么议会将被解散，结社的权利将被取消，报刊就会受到压制，就会颁布关于选举资格的法律……所有这些都是受到军事独裁、大炮和刺刀保护的”。[34]
9月中旬，整个德国充满危机。恩格斯全力以赴地投身群众运动，组织群众大会，发表革命演说，号召人民用自己的决心、勇气和行动，粉碎反动势力的进攻。9月13日，他与《新莱茵报》编辑部其他同志一起，组织和参加了在弗兰肯广场举行的科伦群众大会，在这个有5000-6000人参加的大会上发表演说。大会选举了由30人组成的安全委员会，“作为科伦城在目前的合法政权机关中没有代表的那一部分居民的组织”。马克思、恩格斯当选为安全委员会委员。同时当选的《新莱茵报》编辑还有威廉·沃尔夫、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和恩斯特·德朗克。选出安全委员会后，恩格斯向大会提出了致柏林制宪议会呼吁书，得到全场几千人的热烈赞同和通过。呼吁书支持制宪议会的决议，指出国王新任命的贝凯拉特内阁不能保证议会决议的执行，甚至有可能解散议会。针对这种形势，呼吁书写道：
“人民选出来协商君民之间的宪法事宜的议会，不能因单方面的行动而解散，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王权不是和议会平行，而是凌驾于议会之上：
因此，解散议会就是政变；——
我们要求：
在有人企图解散议会的时候，议员们能够执行自己的职务，即使在刺刀威胁下也不要擅离职守。”[35]
弗兰肯广场群众大会后，恩格斯深入发动各阶层人民群众，组织城市工人与近郊农民建立联系，努力把运动扩大到莱茵省其他城市。
9月17日，恩格斯参加在科伦以北沃林根附近举行的一次规模更大的群众集会。参加集会的除科伦的群众外，还有来自约伊斯、杜塞尔多夫、克雷弗尔德、希特多夫、弗雷亨和莱因多夫的代表团。人们不顾警察设置的种种障碍，不顾反动军队把大炮对准科伦城的威胁，从陆路、水路汇集到大会会场。卡尔·沙佩尔当选为大会主席，恩格斯当选为大会秘书。根据恩格斯的提议，大会通过了以下决定：“如果普鲁士和德国由于普鲁士政府反对国民议会和中央政权的决议而发生冲突，我们准备为德国而战，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36]
正在这个时候，传来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普鲁士与丹麦休战协议的消息。法兰克福资产阶级的代表公开背叛了人民。议会批准休战协定，就是“给自己和由它所建立的所谓中央政权宣判了死刑。”[37]广大群众无比愤慨，法兰克福爆发了流血的起义，人民用生命来捍卫德国的荣誉。
恩格斯早就估计到德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可能与容克贵族妥协，“宁愿含羞忍辱，宁愿做普鲁士的奴隶，也不愿意在欧洲进行革命战争。”[38]因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叛卖行径没有使他感到意外，只是证实了他的看法：“德国的荣誉操在坏人的手中。”
9月20日，恩格斯在科伦民众大会上报告了法兰克福起义的经过。根据恩格斯的报告，大会作出如下声明：“1.法兰克福的所谓国民议会的议员，除了向人民声明准备退出该会的以外，都是人民的叛徒”；“2.法兰克福街垒战战士为祖国建立了巨大的功勋。”[39]在恩格斯带领下，与会群众向法兰克福起义者欢呼致敬。
当然，恩格斯非常清楚地了解，由于反革命势力占据绝对优势，勇敢的法兰克福起义者不可能取得胜利。因为当前爆发的每一次起义，都直接威胁着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间接威胁着它的社会地位，因而不仅遭到由资产阶级所掌握的有组织的官僚军事国家的反对，而且遭到武装的资产阶级的反对。总之，“社会上其他一切组织完善和武装齐全的阶级都起来反对没有组织的和武装很差的人民。”这就是人民起义接二连三地遭到失败的重要原因。
恩格斯预言，随着起义的失败，反革命会变得愈益蛮横无耻。它会宣布戒严，取消出版自由，封闭俱乐部和禁止人民集会，使人民处于奴隶的地位。但反动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产阶级解放的时刻必将到来。
不出恩格斯所料，反动派镇压了法兰克福起义以后，就指控恩格斯和威廉·沃尔夫、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约瑟夫·莫尔、卡尔·沙佩尔等人“阴谋进行颠覆活动”。9月26日，科伦宣布戒严，《新莱茵报》被禁止出版。9月30日警察搜查了恩格斯住宅。10月3日，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发布通缉恩格斯的命令。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在科伦戒严时，恩格斯已经离开普鲁士前往比利时。
六、流亡法国和瑞士
恩格斯被迫离开科伦后到达布鲁塞尔。比利时这个“模范国家”的反动政府不许他在那里停留，于10月4日把他逮捕并驱逐出境。他于10月5日到达巴黎，过了几天从巴黎徒步旅行到瑞士。
二月革命前后，恩格斯曾经两度到过巴黎。现在旧地重游，百感交集。他十分钦佩善于像最讲究的雅典享乐主义者那样地生活，又善于像最勇敢的斯巴达人那样地战斗和献身的巴黎人民。二月革命后，他亲眼目睹巴黎人民陶醉在共和国蜜月中。经过六月革命，巴黎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场空前残酷的阶级搏斗中，巴黎血流成河。资产阶级刽子手卡芬雅克的手榴弹把巴黎人民不可遏止的欢乐轰得烟消云散。马赛曲和进军曲的歌声沉寂了。工人们没有面包，没有武器，咬紧牙关，把仇恨藏在心里。大街上到处是警察和密探。恩格斯感慨地说：“巴黎已经死了，这已经不是巴黎了。”[40]这里不能久留，必须尽快离开。
恩格斯决定到瑞士去。由于身边的钱不多，只好徒步走完大约500公里的路程。沿途到处是葡萄园、各具特色的葡萄酒和采集葡萄的欢乐的人们。他尽情欣赏法国农村的绮丽风光，享受法国农民的盛情款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