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主派的时代来到了
1848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刚刚把《共产党宣言》送到伦敦付印，欧洲各国就爆发了波澜壮阔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1月12日意大利巴勒摩起义，揭开革命运动的序幕；2月25日巴黎工人推翻路易·菲力浦王朝，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震撼了整个欧洲；接着奥地利、普鲁士、捷克、匈牙利发生革命。整个欧洲沸腾起来了。
二月革命爆发前，法国阶级斗争十分激烈，革命一触即发。恩格斯根据自己在巴黎的亲身观察，深深感到，通过1830年革命取得统治权的法国资产阶级“已经彻底地老朽‘无用’”[1]，正在逐渐走向灭亡。它限制出版自由，取消人民集会结社的权利，颁布各种各样的特别法来压制工人运动。但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巴黎工人决不进行毫无准备的起义。他们非常沉着地等待时机，积蓄力量，准备进行一次远比1830年“更为彻底、更为激烈的革命”。[2]恩格斯深信，一旦阶级斗争尖锐化，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法国工人就会拿起武器，从巴士底广场突破一切障碍直向土伊勒里宫前进。
革命前夕，鼠目寸光的资产阶级由于在欧洲各国到处取得战绩而得意忘形，俨然不可一世，对革命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采取傲慢的态度，以为他们的胜利就会最后改变世界面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只是为共产主义者开辟道路。因为，“资产者的背后到处都有无产阶级，他们有时同意资产者的愿望及资产者的部分幻想，像在意大利和瑞士那样；有时保持沉默、行动谨慎，却逐步地准备推翻资产者，像在法国和德国那样；有时他们公开起义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像在英国和美国那样。”[3]恩格斯强调指出：资产阶级取得反对君主专制和贵族僧侣斗争的胜利后，只能提心吊胆地享几年福，然后很快会被无产阶级打倒。不过，无产阶级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对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还是支持的。因此，“资产者大人先生们，勇敢地继续你们的战斗吧！现在我们需要你们，我们在某些地方甚至需要你们的统治。你们应该替我们扫清前进道路上的中世纪残余和君主专制。你们应该消灭宗法制，实行中央集权，把比较贫穷的阶级变成真正的无产者——我们的新战士。你们应该通过你们的工厂和商业联系为我们建立解放无产阶级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为了奖励这一点，你们可以在王宫中欢宴，娶艳丽的公主为妻，可是别忘了‘刽子手就站在门前’。”[4]
恩格斯是在布鲁塞尔听到法国二月革命的消息的。在此之前，他由于在巴黎德国手工业者1847年除夕联欢会上发表演说，被法国基佐政府驱逐出境，于1848年1月31日到达布鲁塞尔。2月25日晚，整个布鲁塞尔处在不安和激动之中。恩格斯像所有的人一样，十分焦急地等待从巴黎来的最新消息。深夜12点半，到站的列车带来巴黎人民推翻路易·菲力浦王朝的喜讯。“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响遍全城。恩格斯为巴黎无产阶级的辉煌成就而高兴，立即奋笔疾书：“我们的时代，民主派的时代来到了。在土伊勒里宫和皇家之宫燃起的火焰，是无产阶级的朝霞。现在，资产阶级的统治到处都要崩溃，被推翻。”[5]恩格斯指出：“由于这次革命获得胜利，法国的无产阶级又成了欧洲运动的领袖。荣誉和光荣属于巴黎的工人们！”[6]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今后的斗争，再也不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同另一部分资产阶级相对峙，而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相对峙了。
二月革命震撼了整个世界，法兰西共和国的胜利是全欧洲民主派的胜利。恩格斯预言，欧洲其他国家，首先是德国，必将步法国的后尘。德国的资产者和小市民由于害怕无产阶级而表现出胆怯、犹豫和动摇。但是如果德国封建统治者把自己最大的希望寄托在资产者和小市民害怕行动的心理上，他们就大错而特错了。德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挑起革命重担的不是胆怯的德国庸人，而是日益壮大的无产者，“他们将起来彻底结束肮脏的和摇摇欲坠的德国当局的统治，而通过激进的革命来恢复德国的荣誉”。[7]
从德国传来的消息证实了恩格斯的预言。1848年3月初，德国各地发生群众性示威。3月9日，恩格斯写信告诉已经到达巴黎的马克思：“德国别处的消息很好。在拿骚，是一次成功的革命；在慕尼黑，大学生、艺术家和工人正在进行认真的起义；在加塞尔，革命一触即发；在柏林，是极度的恐慌和动摇；在整个西德意志，已宣布出版自由和建立国民自卫军。目前这样已经足够了。”
“就让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仍然顽固下去吧！那时一切都赢得了，过几个月就会发生德国革命。看他敢牢牢抓住自己的封建形式不放！不过鬼才知道这个可笑而疯狂的家伙会干出什么来。”[8]
1848年3月13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爆发武装起义，推翻反动政府，奥皇被迫罢免反动首相梅特涅。3月18日，柏林武装群众与反动军警发生冲突，包围王宫，迫使国王威廉第四下令撤军停战，任命大资产阶级代表康普豪森、汉泽曼组织内阁。人民革命的风暴，沉重地打击了各国封建反动势力。
面对风起云涌的人民革命运动，恩格斯精神振奋。从1848年初至1849年夏天，他满腔热忱地奔波于比、法、德、瑞等国，为打倒封建反动势力而冲锋陷阵，成了德国和全欧革命民主派的灵魂。
二、从布鲁塞尔到巴黎
二月革命爆发时，马克思、恩格斯都在布鲁塞尔。当时，比利时也出现革命危机，资产阶级准备发起争取共和国的运动。整个布鲁塞尔都在窃窃私语：国王利奥波特必须下台，只有共和国才能拯救国家。
为了转移人民视线，小小的比利时王国统治者竭力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感情，挑拨比利时人与侨居布鲁塞尔的外国人的关系，用逮捕、抄家、驱逐等等极端暴虐的方式对待德国民主主义者。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的亲密战友威廉·沃尔夫在布鲁塞尔被捕并被毒打，翌日被驱逐出境，而驱逐令竟是在他被捕前签署的。3月3日下午5时，比利时政府限令马克思24小时内离开国境。深夜一点钟，警察搜查了马克思住所，以所谓“身份证不妥”为借口把他逮捕。马克思夫人去找著名律师、布鲁塞尔国际民主协会主席（马克思是这个团体的副主席）采取必要措施。当她回到家门时，警察竟然以“游荡罪”逮捕了她，极其粗暴无礼地把她与一群流浪女人关在一起。这些令人发指的卑劣行径，遭到比利时广大公众的强烈抗议，迫使当局于第二天释放了他们。当他们从狱中出来时，24小时的期限已满，只好匆匆离开布鲁塞尔。
恩格斯料定比利时当局早晚会对他采取措施。3月5日，他写信对英国宪章派机关报《北极星报》编辑说：“我时刻都在等待着驱逐出境的命令，如果没有更坏的遭遇的话，因为谁也不能预料这个俄国式的比利时政府还会采取什么手段。我已作好准备，驱逐令什么时候下来都行。”[9]
即使没有驱逐令，恩格斯也已决定离开布鲁塞尔，到巴黎参加由马克思主持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当时，共产主义者同盟诞生不久，人数不多。同盟在德国大约有三十个小组和支部，在许多地方还有个别盟员，在国外领导着一些公开的工人教育协会。但是，“这个不大的战斗队，却拥有一个大家都乐于服从的第一流领袖马克思，并且赖有他才具备了一个至今还保留其全部意义的原则性的和策略性的纲领——‘共产党宣言’。”[10]
由于法国爆发革命，设在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决定将自己的职权交给马克思领导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以便就近指导欧洲大陆的革命运动。这个决定传到布鲁塞尔时，当地已实行戒严，不可能将盟员尤其是德国盟员加以联合；同盟领导人不是已被逮捕或被驱逐，就是随时都有被驱逐的可能；而巴黎是整个革命运动的中心；因此，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在3月3日作出决定：解散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把中央委员会迁到巴黎；授权马克思在目前独自实现中央对同盟一切事务的领导；委托马克思亲自选择人员在巴黎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
马克思于3月5日到达巴黎，3月8日召开同盟巴黎支部会议，决定建立德国工人俱乐部；3月11日在巴黎组成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恩格斯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21日，恩格斯从布鲁塞尔来到巴黎，立即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活动。由于德国出现大好的革命形势，他打算只在巴黎短暂停留。
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关心德国的运动。这不仅因为德国是他们的祖国，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奏。资产阶级准备推翻政府，无产阶级则准备随后再推翻资产阶级。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共产党人现在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是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是因为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具有比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更发达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所以，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11]
在巴黎短暂停留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分析德国的形势，认为3月18日的革命是一个不彻底的革命，只是长期革命运动的开端；“革命的结果，一方面是人民有了武装，获得了结社的权利，实际上争得了主权；另一方面是保存了君主政体，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即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府。
这样，革命就有了两种必然会背道而驰的结果。人民胜利了；他们获得了无疑是具有民主性质的自由，但是直接的统治权并没有转到他们的手中，而落入了大资产阶级的手中。
总而言之，革命没有进行到底。人民让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去组阁，可是这些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却建议和旧普鲁士的贵族、官僚结成同盟。”[12]
根据德国的现状，无产阶级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提出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纲领和策略。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写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这个反映德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具体政治、经济要求的重要文件，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讨论通过，由全体中央委员署名发表，在德国广为流传。
同所有历史文献一样，《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所提出的建立统一国家、实现政治民主、废除封建义务、改善人民生活的措施，反映了形势的需要，为人民群众指出了奋斗的目标。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的。两个文件贯穿着一个思想：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将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从总的趋势来说，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扫清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了物质条件；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中世纪的残余，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成为整个社会依以旋转的轴心；因而，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胜利，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开始。但是，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无论德国或欧洲其他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还没有达到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程度。很显然，这个观点过高估计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因而是不妥当的。差不多半个世纪后，恩格斯在总结这段时期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13]恩格斯从客观实践出发，深刻总结历史经验，认真纠正不妥当的观点，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当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通过《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把这份文献拿到准备回国参加革命的德国工人中进行讨论的时候，住在巴黎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海尔维格、伯恩施太德等人正在组织义勇军团，准备用输出革命的办法解放德国。他们的活动得到法国临时政府的支持。赖德律·洛兰和拉马丁之流的资产阶级政客，对各国革命工人怀着先天的恐惧心理，十分愿意资助工人们离开巴黎。
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海尔维格等人把革命当做儿戏的冒险计划，认为当德国已经发生人民起义的时候侵入德国，从外面强行输入革命，实际上将对革命起着破坏作用。因此，他们说服工人不要参加义勇军团，动员工人单个地返回德国，分散到全国各地参加和领导运动。他们用这种办法送回德国的三四百名工人（其中多数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德国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海尔维格的义勇军团则遭到可耻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