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在势力和财富上无与匹敌的帝国
1842年11月底，恩格斯从德国巴门来到英国曼彻斯特。在英国生活的两年，是恩格斯革命历程的转折点。正是在这里，他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
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贸易、航运和工业在世界首屈一指，没有一个国家在势力和财富上可以与它相匹敌。
早在15世纪70年代，英国开始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当时英国的地主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暴力，利用集中的、组织的社会力量，野蛮地剥夺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货币资本和自由劳动力。
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通过革命取得国家政权。18世纪下半叶，英国发生了产业革命。资本主义在经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阶段后，进入了大机器工业阶段。19世纪30-50年代，英国工业获得长足的发展。从1840-1850年，蒸汽机总能力从60万马力增加到129万马力，即增加了1倍以上；从1836-1848年，铁路长度从251公里增加到8203公里，即增加了30倍以上。这时，英国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产量一半，成为“世界工厂”。
英国的工业集中在伦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等几个大城市。当时伦敦已有居民350万人，曼彻斯特有40万人，格拉斯哥有30万人。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灾难，在英国，尤其是在工业发达的大城市，表现得特别明显和突出。活着就是为了赚钱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着极端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有增无减。
资产阶级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便尽量延长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工厂中，工人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2-14小时，有的部门和企业甚至长达16-18小时。许多工人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几天几夜连续劳动，吃饭和睡觉的时间都被剥夺。
资产阶级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还不断提高劳动强度。他们通过增加工人管理机器的台数、加速机器的运转等方法，迫使工人在规定的劳动时间内付出更多的脑力和体力。例如从1815-1844年，英国纺纱机的伸张次数增加近两倍，工人的劳动强度也相应增加。
资产阶级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还大量使用廉价的童工和女工。1839年，在英国产业工人中，年龄在18岁以下的童工和成年女工合计占全部工人的3／4。在普遍使用童工和女工的情况下，劳动者家族中的一切成员，都成为资本家直接的剥削对象。这样，“那种为资本家利益的强制劳动，不但把儿童游戏的地位剥夺了，并且把道德界限内，如家族自身，在家庭范围内自由劳动的地位剥夺了。”[1]
资产阶级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强迫工人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从事繁重的劳动，童工、女工也不例外。如在煤矿中，十几岁的童工在狭窄的坑道里，蜷曲着身子，用笨重的十字镐凿煤，有的则在腰间皮带上系上链条，四肢爬行，拉拽煤车。
英国宪章运动的领袖和杰出诗人艾内斯特·琼斯在《工厂城》一诗中，对资本主义工厂制度作了深刻的揭露：
工厂放出可怕的火焰，
它胸中怀着密封的地狱；
伊特那的怒火已经消散，
活人的火山却还喷着。
男人，女人，儿童在做工，
被锁在狭小阴暗的地牢；
当今的刑台——车轮飞动，
生命之线飞快地断掉。
天上的星星看着也发怔，
烟雾弥漫，机器怒吼；
这城市就像热锅沸腾，
煮沸的毒水横溢四流。
在那发臭的围墙里面，
生命与死亡纠成一团；
工人和工人肩并着肩，
血肉与钢铁进行殊死战。
车轮发出沉闷的噪音，
厂里的空气沉重又闷人；
力量在哀鸣，工人在呻吟，
还有人们绝望的叹息声。
尘土飞舞在他们的周围，
那苍白、干裂、发热的嘴唇；
梭子不停地穿去又穿来，
苦工葬送了短促的生命。
半裸的童工浑身打战，
空气炎热，心头冰冷；
成年人萎缩的肌肉发颤，
听那机器可怖的吼声。
女工们痛苦的心灵狂跳，
想到孩子们受折磨真苦恼；
那财神伸出红色的魔掌，
把她们天生的智慧灭掉。
听啊，这不见血的屠宰场，
不时传来绝望的哀号：
“啊，给我一滴水喝吧！
啊，让我透口气就好！……”[2]
在资本主义的压榨下，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日益恶化。英国工人每周平均工资，从1802-1833年，由29先令降低为5先令，即降低了80％以上。工人们经常挨饿受冻，过着非人的生活。在伦敦一个工人区里，“全区在十个当家人当中，很难找到一个除了工作服外还有其他衣服的人，而且工作服也是破破烂烂的；他们中有许多人，除了这些破烂衣服，晚上就没有什么可以盖的，他们的床铺也只是装着麦秸或刨花的麻袋。”[3]
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激起广大工人的反抗。起初是单个工人的自发斗争，捣毁机器；接着是工人的秘密结社，彼此支持；从20年代开始，工人阶级争取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此起彼伏，不断扩大。有组织的罢工经常发生，“原因有时是厂主降低工资，有时是厂主拒绝提高工资，有时是工厂雇用工贼，有时是厂主拒绝废除打骂或恶劣的制度，有时是工厂采用新机器或无数其他的原因。”[4]
这就是恩格斯踏上英国国土时亲眼见到的情况。虽然他在巴门已对资本主义工厂制度有了初步认识，但是英国的所见所闻仍然使他深为震惊。于是他决心对这个国家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二、走进英国生活的深处
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后，进入他父亲与人合股经营的欧门-恩格斯棉纺厂办事处工作。像在不来梅一样，他对经商毫无兴趣。唯一使他感兴趣的是“走进英国生活的深处”，[5]了解这个资本主义典型国家的真情实况，认识现状，展望未来。
曼彻斯特为恩格斯提供了仔细观察英国各阶层生活的有利条件。作为英国第二大工业城市，这里是英国工业及其所造成的严重恶果的典型，也是“最坚强的工会的所在地，是宪章运动的中心，是社会主义者最多的地方”[6]。
住在英国的21个月里，恩格斯除了例行公事地到办事处上班外，“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7]他走遍工人住宅区肮脏而弯曲的胡同和小巷，深入工人栖身的恶劣而潮湿的小屋，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了解他们的痛苦和快乐，研究他们的要求和希望。
经过深入的调查，恩格斯获得了大量揭露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罪恶的实际材料。他指出，资本主义工厂制度，是伪善的隐蔽的奴隶制。农奴的主人是野蛮人，他把农奴看做牲口；工人的老板是文明人，他把工人看做机器。农奴的生存有封建的社会制度作保障，自由的工人没有任何保障，比农奴的情况更坏。资本家这个没有心肝的国王，在邪恶的王国布满死亡。他用劳动折磨人的肉体，他把人们活的灵魂杀光。
恩格斯既看到怵目惊心的苦难折磨着无产者，也看到不满情绪随着无产者本身的成长而产生和增长。工人们正在觉醒，日益扩大的不满情绪正在把人们组织起来，为反对专杀白奴的魔王而进行的斗争烈火正在燃烧。父亲们止住痛哭的眼泪，母亲们不再作垂死的呻吟：
快打倒国王，刽子手国王！
千百万的工人，起来，前进！
我们把他的手紧紧捆绑，
趁他还没吞灭全国人民。[8]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生活期间，正值英国宪章运动高涨时期。1838年5月，伦敦工人协会公布争取普选权的六项要求，即凡年满21岁的成年男子都有普选权；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当选议员支给薪俸；实行秘密投票，平均分配选举区域和代表；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1840年成立宪章派全国协会。从1838-1842年，宪章运动达到顶点，几十万人参加宪章运动的集会。生活在宪章运动中心的恩格斯，积极参加宪章派的活动，与宪章派机关报《北极星报》建立联系，同宪章派领导人哈尼、李奇等人密切交往。他敏锐地认识到，“宪章主义是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集中表现”，“在宪章主义旗帜下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是整个工人阶级，他们首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这道法律围墙进攻。”[9]
恩格斯参加宪章派活动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他认为，欧洲三个文明大国——英、法、德国，都已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改变社会结构的革命已经急不可待，不可避免。各国社会主义者迫切需要互相了解，互相支持。为此，他同英国欧文派社会主义建立了联系。为了让英国社会主义者了解大陆社会主义学说和运动的情况，他特意为欧文派机关报《新道德世界》撰写了《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详尽地介绍法国的圣西门主义、傅立叶主义、巴贝夫共产主义、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勒鲁、乔治·桑、拉梅耐、蒲鲁东等人的学说，德国和瑞士流行的魏特林共产主义等，对各种空想理论的成就和缺陷，作了中肯的评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第一次提到马克思等人（当然也包括他自己）。从1842年秋天开始，已经认识到只实行政治变革是不够的，必须实行以废除私有制，建立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革命，开始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10]
到英国不久，恩格斯同住在这里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当时伦敦是德国共产主义者创立的正义者同盟的中心之一。同盟团结和组织了流亡国外的德国手工业工人，传播魏特林等空想共产主义理论，讨论各种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
虽然恩格斯非常关心和积极参加工人组织的活动，但也像马克思一样，没有加入任何一个组织。例如，他拒绝沙佩尔要他加入正义者同盟的建议，不参与同盟的内部事务。因为他不同意作为同盟指导思想的魏特林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他说：平均主义“想把世界变成工人公社，把文明中间一切精致的东西——科学、美术等等，都当做有害的、危险的东西，当做贵族式的奢侈品来消灭掉；这是一种偏见，是他们完全不懂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必然结果”[11]。这段批判法国平均主义的话，对魏特林主义同样适用。当时在恩格斯的思想里，一种崭新的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正在形成。
在英国期间，恩格斯结识了许多工人运动活动家。这个热情奔放、性格开朗、思想敏锐的年轻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德国无产阶级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是恩格斯的亲密朋友。1843年，维尔特作为一家德国公司的经纪人来到英国布莱得弗德，很快与恩格斯建立了友谊。一有空闲，他就乘车到曼彻斯特拜访恩格斯，“一同快乐地度过了许多个星期天”。[12]主要是在恩格斯的影响下，维尔特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苦难，写了许多揭露资本主义罪恶的诗篇，并且逐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成为共产主义战士。1845年7月19日，他写信告诉母亲：自己“已经属于一贫如洗的共产党人”。他对恩格斯非常敬重，认为恩格斯“真正是一个才智超群的非凡的人物。他日日夜夜集中精力为劳动者阶级谋福利”。[13]他们的真挚友谊终生不渝。
恩格斯也同宪章运动著名活动家朱利安·哈尼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许多年以后，哈尼回忆与恩格斯初次见面的情景时写道：“1843年的时候，恩格斯从布莱得弗德来到里子，上《北极星报》编辑部去找过我。他个子很高，少年英俊，长着一副年轻得几乎像孩子一样的面孔。虽然他出身和受教育都在德国，但是当时已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告诉我说他常常读《北极星报》，对宪章运动非常关心。”[14]哈尼说，虽然恩格斯学识渊博，但毫不自高自大或盛气凌人。他非常好客，总是面带笑容，永远乐观。他的那种蓬勃的朝气感染了周围的人们。
正义者同盟领导成员卡尔·沙佩尔、亨利希·鲍威尔、约瑟夫·莫尔，是恩格斯遇到的第一批德国革命无产者。1843年，恩格斯在伦敦认识这三个“真正的人”。身材魁梧、果断刚毅、时刻准备牺牲生活幸福以至生命的沙佩尔；活泼、灵敏而诙谐，在矮小的身体里蕴藏着机警和果断的鲍威尔；天生的外交家，在毅力和决心方面不亚于他的两个同志，而在智慧上胜过他们的莫尔，给年轻的恩格斯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良好印象。[15]
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遇到爱尔兰女工玛丽·白恩士。这个“以她的整个心灵”[16]眷恋着恩格斯的年轻姑娘，天真淳朴，善良机智，对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罪恶和英国资产阶级对爱尔兰民族的暴行有着切身的体会。她痛恨压迫自己民族的英国统治者，憎恶榨取工人血汗的资本家。在她的陪同和帮助下，恩格斯经常深入曼彻斯特工人住宅区进行调查访问，结识了许多普通工人，了解工人生活中的许多详细情节。正是同玛丽的友谊，增强了恩格斯与工人阶级相结合、专心致志地研究工人阶级状况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