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初，马克思和拉萨尔最终决裂了。两年后，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详细说明决裂的原因：“（1）由于他大肆自我吹嘘，甚至还把从我和其他人的著作里无耻地剽窃去的东西也拿来吹嘘；（2）因为我谴责了他的政治策略；（3）因为早在他开始进行鼓动以前，我在伦敦这里就向他详细解释和‘证明’过：认为‘普鲁士国家’会实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那是荒谬的。他在给我的信（从1848年到1863年）中像同我会面时一样，老说他是拥护我所代表的党的。但是，一当他在伦敦（1862年底）确信他对我不能施展他的伎俩，他就立即决定以‘工人独裁者’的身份来反对我和旧的党。”[15]
1863-1864年，拉萨尔窃取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职务，在联合会中独断专行，贩卖机会主义货色，暗中与俾斯麦勾结，出卖工人阶级利益。
马克思严密注视拉萨尔的活动，对他的每篇文章、每次讲话，都作了严厉的批判。1863年1月21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指出，拉萨尔刚刚发表的《工人纲领》，“不过是《共产党宣言》和我们那时经常讲的其他东西的拙劣的庸俗化”[16]。1863年4月，马克思读了拉萨尔的《公开的答》后，立即写信告诉恩格斯说：拉萨尔完全以未来的工人独裁者自居，“借用我的词句，说得天花乱坠……他的‘耍把戏似的轻易的方式’（一字不差）解决了劳动工资和资本间的问题。就是工人们必须作普选权的煽动，于是选出像他那样的人，‘用科学的灿烂的武器’武装着，送入代表院。他们然后组织工人的工厂，由国家投资，而此政策逐渐广布全国。这的确是意外新鲜的！”[17]恩格斯完全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他指出，拉萨尔纲领所反映的，不是真正工人阶级的观点，而是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落后职工”的观点，因此决不能对他妥协。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不知道拉萨尔已经暗中与俾斯麦勾结，但他们从拉萨尔的言论和活动中，从德国反动报刊对拉萨尔连篇累牍的赞扬中，从普鲁士反动政府给予拉萨尔非同寻常的特权中，已经看穿了拉萨尔实际上是俾斯麦的走狗。马克思指出，在普鲁士资产阶级与容克贵族的斗争中，拉萨尔正在“政府的监督下向‘资产者’进攻”。从他的言论中，闻到了“可怕的忠于君王的味道”。恩格斯更直接地说：拉萨尔“现在直接为俾斯麦效劳……他不仅受到《奥格斯保报》的保护，还受到《十字报》的保护”[18]。他“在德国所做的一些事情和丑闻，现在变得令人发指了”[19]。历史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判断多么正确。
为了反对拉萨尔机会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贯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引导它走上科学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深入了解德国阶级斗争的形势和工人运动的状况，帮助和指导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李卜克内西等人进行活动。
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是同盟盟员，参加了1848年革命，之后长期流亡伦敦，受到马克思直接教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862年7月，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从伦敦潜回德国。他是在德国贯彻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主要代表。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李卜克内西在德国的活动，“李卜克内西住在柏林，对于我们，无论如何是有积极的意义的，因为这样，我们就有可能给伊将齐格（拉萨尔）一个措手不及，在适当的时机向工人们说明我们对他所抱的态度，我们一定要让李卜克内西在那里坚持下去，并且给他一些支援”[20]。
马克思同意李卜克内西加入全德工人联合会，但是必须与拉萨尔机会主义划清界限，对它进行斗争。李卜克内西完全接受马克思的意见。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你告诉我你对拉萨尔的态度，对于我是重要的，也是有益的。……我从来不打算同拉萨尔建立亲近的关系。……只要可能，我将保持着同他的关系。可是只要一旦我们不必要时，就可立即决绝。”[21]
在马克思的教育下，李卜克内西进行了反对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斗争。他在联合会中不断抵制和反对拉萨尔的独断专制和宗派主义，批判拉萨尔的机会主义，揭露拉萨尔与俾斯麦勾结的罪行。当那些拉萨尔信徒狂热颂扬这个偶像时，他勇敢地指出：拉萨尔“是一个叛徒，是俾斯麦的工具，他的政治活动完全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1]马克思：《致索·哈茨费尔特》（1864年9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下）第669页。
[2]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2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99页。
[3]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2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62页。
[4]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4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8页。
[5]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99页。
[6]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640页。
[7]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81页。
[8]梅林：《马克思传》，第349页。
[9]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6页。
[10]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2卷，第300页。
[11]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5年2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6页。
[12]马克思：《致拉萨尔》（1859年6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90页。
[13]马克思：《致施韦泽》（1868年10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56页。
[14]马克思：《致恩格斯》（1862年8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第272页。
[15]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5年2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6页。
[16]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1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1页。
[17]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4页。
[18]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6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3-164页。
[19]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5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9页。
[20]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6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4页。
[21]威廉·李卜克内西：《致马克思》（1863年11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4页。
三、与拉萨尔主义的斗争——第一国际成立之后
第一国际成立后，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者，继续进行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
为了争取德国工人阶级加入国际组织，马克思进行了大量工作。第一国际成立后不久，马克思作为德国通讯书记，指示在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李卜克内西、济贝耳、克林格斯等人积极发展会员，建立组织。
这个时候，拉萨尔已死；但拉萨尔的信徒伯恩哈特、贝克尔、施韦泽等人，大肆反对国际，阻挠工人加入第一国际组织。
1864年12月27日，全德工人联合会在杜塞尔多大召开代表大会。马克思指示克林格斯，希望大会能够通过加入国际的决议。但是，伯恩哈特、贝克尔却公开发表《呼吁书》，攻击国际工人协会。由于贝克尔等拉萨尔分子的阴谋活动，大会没有做出加入第一国际的决议。
拉萨尔分子还在他们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展开了对国际的诽谤活动，诬蔑国际的法国委员会是波拿巴的奸细，企图败坏国际的声誉，削弱国际在德国的影响。
马克思尖锐地指出，拉萨尔分子之所以反对国际工人协会，一方面是为了篡夺工人领导权，另一方面是为了投靠俾斯麦反动政权，因为他们“知道我公开反对德国人称为‘现实政策’的那种东西”[1]。
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击拉萨尔分子的进攻，向工人阶级公开揭露他们造谣中伤的罪行，对他们发出严厉警告，并且指示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宣传国际的宗旨，发展个人和团体会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努力下，第一国际在德国的影响不断扩大。1868年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汉堡代表大会上，大多数代表冲破了拉萨尔分子的阻挠，通过了“同国际工人协会采取一致行动”的决议，拉萨尔分子的阴谋破产了。这个决议表明联合会已同自己的过去决裂，这样一来，联合会就离开它以前所坚持的宗派立场，走上了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广阔道路。
拉萨尔死后，为了推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对抗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夺德国工人运动领导权，拉萨尔分子发动了一个吹捧拉萨尔的宣传活动，制造了许多关于拉萨尔的神话，把什么“工人阶级的先驱”、“独创的思想家”等头衔安在这个叛徒和工贼的头上。拉萨尔分子的喉舌《北极星》甚至公然宣称：不论是谁，只要是对拉萨尔的信条有丝毫侵犯，就是“大叛徒！”
在这种情况下，揭穿拉萨尔的机会主义面目和卑鄙的个人野心，粉碎对拉萨尔的难以容忍的迷信，对于引导德国工人运动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有着重大的意义。1865年1月27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出要“公布整个事情的经过”，恩格斯指出，为了党的利益，必须揭穿拉萨尔的伪装。马克思完全同意恩格斯的意见。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拉萨尔根本不是什么工人运动的先驱。在他参加工人运动以前，马克思、恩格斯早已从事和领导工人运动，拉萨尔开始鼓动时所获得的某些成就，主要得益于马克思早在40年代就已经打下的基础。拉萨尔的活动，不仅没有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反而把工人运动引上歪路。拉萨尔背叛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毫无原则地卖身投靠了俾斯麦，与俾斯麦订立协定，为俾斯麦用武力统一德国效劳，“把整个工人运动出卖给普鲁士人”。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拉萨尔根本不是什么独创的思想家。他的著作的全部内容都是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抄袭来的，“而且在抄袭时还作歪曲”[2]。在拉萨尔的鼓动小册子中，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搬来的正确的东西和他自己的错误议论混在一起，以假乱真，把革命理论庸俗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初版序言中揭露说：“拉萨尔经济著作中全部一般性的理论命题，例如关于资本的历史性质，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联系等，几乎逐字从我的著作中窃取，连我创造的名词在内，但却未注明出处。”[3]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拉萨尔是一个装腔作势、爱慕虚荣的个人野心家。他在科学上招摇撞骗，在政治上投机，对这种人来说，只有一种动力，那就是虚荣心，像一切爱慕虚荣的人一样，他们关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时的风头。这样，那种例如使卢梭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妥协的简单的道德感，就必然消失了”[4]。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拉萨尔生前装作是马克思的学生，好像他的活动得到马克思的支持，这完全是卑鄙的。马克思公开声明，“我在拉萨尔活着的时候，没有同他的运动发生关系”[5]。恩格斯在说明这一情况时写道：“拉萨尔向俾斯麦献媚……单单这一事实，就足以使我们在拉萨尔活着的时候就不希望同他的整个鼓动有什么共同之处，况且我们也有其他的原因。”[6]
十年以后，马克思以《哥达纲领批判》一书，最彻底地揭穿了关于拉萨尔的神话。
1864年11月，拉萨尔分子施韦泽写信给马克思和恩格斯，保证说，报纸将抛弃拉萨尔的口号和纲领，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要求他们参加《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看到报纸的纲领上没有明显的拉萨尔谬论，又由于当时没有其他工人报纸，因此，为了直接影响德国工人运动。答应替它撰稿。马克思在报上发表了《论蒲鲁东》一文，强调指出对“现存政权”必须进行坚决斗争，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都是违背简单的道德感。恩格斯把一首古老的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寄给它，通过对这首歌曲的解释来教育德国工人阶级，“必须同顽固不化的容克地主作斗争”[7]。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施韦泽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拉萨尔分子，是钻进工人运动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他走过了种种错误道路之后才参加运动，运动对于他不是目的本身，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8]。拉萨尔死后，他完全按照俾斯麦政策的利益来指导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党人报》。他完全违背了办报初期向马克思、恩格斯所做的保证，在报上大肆宣传对拉萨尔的迷信，发表攻击国际的文章，一有机会就向俾斯麦献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