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委员会上，马克思还就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问题作了演讲。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使用机器给工人阶级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它延长了劳动时间，提高了劳动强度，造成了过剩人口，降低了工人工资。但是，工人阶级不应该像蒲鲁东主义者一样，把机器看成是绝对坏的东西。使用机器使劳动集中化、组织化。因此，“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阶级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3]。
1869年8月，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上就资本主义社会的普及教育问题作了发言。他说：“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4]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要求把智育同体力劳动，同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马克思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学校中，学生不可能得到科学世界观的教育；工人阶级的子女应当在日常生活和斗争中，从老一辈工人那里获得这种教育。
马克思经常与各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和工人群众直接接触、个别交谈或者通过书信，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指导。第一国际西班牙通讯书记拉法格，在回忆马克思对他教育时写道：“许多年来我总是陪他在汉普斯泰荒埠上作晚间散步，就是在沿着草地散步的时候，我从他那里获得了经济学的知识，也许他自己不自觉地就把《资本论》第1卷的全部内容，随着他当时写作的情节，一步一步地解释给我听了。有一天晚上，马克思以只有他所特有的丰富的旁征博引和见解向我解释了他那人类社会发展的辉煌理论。就像在我眼前揭开了一道帷幕一样，你有生以来第一次清楚地把握住了世界历史的逻辑，并且能够找到思想发展表面上如此矛盾的现象的物质原因，这一切使我非常惊讶，好多年后这一印象还留在我的脑海中。”[5]
马克思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和历届代表大会起草的指示、报告、声明和决议中，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帮助工人群众摆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各种机会主义思潮的影响。
在第一国际期间，马克思的伟大学说，通过国际的各种文件、会议、报刊和代表的活动，深入传达到工人阶级广大群众中去，对于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在马克思直接关怀和教育下的英国工人阶级，革命热情大大提高。1870年初，马克思讲到国际在英国的影响时写道：“英国人拥有进行社会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他们所缺乏的是总结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只有总委员会能够弥补这个缺陷，从而加速这个国家的以及任何地方的真正的革命运动。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巨大成绩，得到了统治阶级最聪明的和最有影响的机关报刊，例如《派尔察尔新闻》、《星期六评论》、《旁观者》、《双周评论》的证实，更不用说下院和上院中那些不久前还对英国工人领袖有很大影响的所谓激进的议员了。”[6]
国际工人协会在马克思领导下，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各国人民争取民主权利和民族独立的斗争。
1861-1865年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马克思坚决支持为解放黑人奴隶而战的北方，反对无耻地维护黑人奴隶制度的南方奴隶主，强调指出欧洲工人阶级把美国人民反对奴隶主的战争，当做与自己的阶级命运紧密相关的事情。
马克思一贯关心波兰的民族独立运动，并把这一运动同欧洲各国的民主运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认为没有波兰的独立，欧洲的自由也不能确立。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波兰问题会议上，马克思就这一问题作了多次发言，详细分析了波兰的历史和工人阶级的政策。
在马克思领导下，第一国际坚决支援爱尔兰人民的斗争。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在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报告中，详细论述了爱尔兰运动的原则、意义和工人阶级的态度，指出：爱尔兰人民的斗争，与工人阶级有着密切的关系。英国资产阶级通过对爱尔兰的强制移民来降低工人工资，使英国工人阶级处境更加恶化。同时，又挑拨英国工人和爱尔兰人的关系，利用无产者的分裂以维护自己的统治。爱尔兰人民的斗争，将给英国地主资产阶级以沉重打击。
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中多方面的活动，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在领导第一国际的工作中，马克思经常是在幕后。他不同意担任主席的职务，但实际上他是协会中大家一致公认的领袖。
国际工人协会的工作，花费了马克思很多时间和精力。他除了经常参加每周举行的总委员会会议之外，还受总委员会委托，参加和领导一些专门问题的小组委员会，与各国工人运动活动家个别联系和通信，解决国际和各国工人运动中的各种问题。这段时期，他往往不得不把写作《资本论》的工作移到夜里，而白天的时间为国际事务奔忙。他在1865年3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除痔疮的继续生长外，近来工作多得要命；例如昨夜到早上四点钟才上床。除我写书的工作外，国际协会占去我极多的时间，因为我实际上是它的领导人。丧失了多少时间啊！”[7]他在信中详细列举了一个星期主要的活动情况。
2月28日，中央委员会开会，解决法国支部问题，至深夜12点，会后还要在200张卡片上签名；
3月1日，波兰大会；
3月4日，关于法兰西问题的小组委员会会议，至深夜一点钟；
3月6日，同一问题的小组委员会会议，至深夜一点钟；
3月7日，中央委员会会议，至夜间12点钟。
这封信报道的情况，还没有包括马克思为各种会议所准备的大量工作和其他活动；但这里也大体可以看出他在国际协会付出了多大的时间和精力。
第一国际最初几年的辉煌成就，为马克思赢来了巨大声誉。各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和广大工人群众都对马克思十分崇敬。但他从不计较任何荣誉，十分厌恶个人迷信和对个人的歌功颂德。他后来曾经说过：“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8]
国际工人协会的辉煌成就，吸引着一批投机家、阴谋家和形形色色派别人物的关注。许多人都想跻身总委员会，掌握这个影响日益增大的组织。第一国际成立不久，总委员会的人数便从35人增至58人，成分复杂，意见分歧，难以有效开展工作。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要求吸收他为名誉会员，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代表人物艾德蒙·比耳斯曾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如果让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入总委员会，协会的无产阶级性质就会遭到损害。正如马克思所说：“我认为让比耳斯先生加入我们的委员会将使整个事业遭到破坏。”[9]
为了坚持国际工人协会的无产阶级性质，为了维护马克思在协会的领导地位，马克思采取了三项重要措施。一是在1864年11月1日和8日两次会议上，增选4名共产主义者同盟老战士弗·列斯纳、卡·普芬德、格·洛赫纳、卡·考布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二是在中央委员会（总委员会）中成立常务委员会，由主席、总书记和各国通讯书记组成，马克思及其拥护者欧·杜邦、海·荣克和保·拉法格先后以各国通讯书记身份参加常务委员会；三是规定严格的组织纪律，任何委员如果没有出席中央委员会并参加其工作，或者不交纳会费，不得被选为中央委员；规定任何人不能成为荣誉会员等。这些措施，有效地防止了各种投机钻营者进入国际的领导机构，维护了马克思在国际的领导地位。
马克思在国际中崇高的威望，引起了一些人的忌妒。意大利独裁者马志尼、英国工联领袖克里默、法国蒲鲁东主义者托伦等，都曾多次策划阴谋，妄图把马克思排挤出去。托伦几次提出国际不能吸收脑力劳动者参加的荒谬意见，目的都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但是他的意见无论在总委员会或代表大会上，都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英国工联领袖克里默，在马克思因病不能参加总委员会会议时，企图篡夺总委员会和国际机关报编辑部的权力，结果都未能成功，只是使自己丢脸。马志尼及其代表沃尔夫，也多次玩弄阴谋诡计，甚至不惜挑拨总委员会中各国工人代表的关系，妄图达到排斥马克思、篡夺领导权的目的。当他的阴谋破灭时，又到处诬蔑马克思具有“破坏性的头脑”、“不容异己的性格”等等。对此，恩格斯尖锐地反驳道：“马志尼之所以如此仇恨马克思，显然是因为马克思成功地破坏了马志尼对国际策划的阴谋，不容异己地反对老阴谋家掩饰不住地贪求权力的野心，从而使他永远无法危害协会。所以国际应该为自己的会员中有这样一个人而感到十分满意，这个人的‘头脑’和‘性格’是如此具有‘破坏性’和‘不容异己’，以致他能保证国际存在七年之后，获得今天的光荣地位，他所做的事比任何人都多。”[10]
第一国际成立的第三年，1867年9月1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以自豪的心情写道：“在这期间我们的协会有了很大的进步。本来想完全不理睬我们的那个卑鄙的《星报》，昨天在社论中说我们比和平代表大会更重要。舒尔采-德里奇阻止不住他在柏林的‘工人联合会’加入我们的组织。英国工联主义者中曾经认为我们走得太远的那些猪猡们，现在也向我们跑来了。……在下一次的革命——这也许会比表面看起来的更快些——中我们（也就是你和我）手里就能握有这种强大的引擎。请把这一点和马志尼等人30年来的活动的结果比较一下吧！而且我们没有经费！在巴黎有蒲鲁东主义者的阴谋，在意大利有马志尼的阴谋，在伦敦有怀着忌妒心的奥哲尔、克里默和波特尔的阴谋，在德国有舒尔采-德里奇和拉萨尔分子！我们可以十分满意了！……”[11]
[1]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4页。
[2]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69页。
[3]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的决议草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57页。
[4]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7页。
[5]拉法格：《回忆马克思》，《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74页。
[6]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38页。
[7]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3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0页。
[8]马克思：《致威·布洛斯》（1877年11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9页。
[9]马克思：《致维·吕贝》（1865年2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51页。
[10]恩格斯：《马志尼及对国际的言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19页。
[11]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年9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47页。
四、日内瓦、洛桑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国际工人协会最初几次代表大会，马克思由于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1卷等原因未能亲自参加，但他为代表大会的召开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日内瓦代表大会于1866年9月3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国际所属22个支部和参加国际的11个组织的代表共60人。马克思从实际情况出发，拟定大会的议程；就议程内容给代表写了书面指示，大会根据马克思指示的内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初几次代表大会，主要是与蒲鲁东主义者的分歧和争论。
第一，关于协会性质。日内瓦代表大会是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因此，讨论《章程》是大会的主要问题。
蒲鲁东主义者企图把国际变成蒲鲁东主义的世界合作协会。他们在提交大会的报告书中写道：“本协会的宗旨在于为会员在本国和欧洲各国寻找职业，协会将在这些地方设置联络局；联络局应尽可能开设商店，协会会员可以通过这些商店等价地交换商品和劳务，除了补偿登记这些商品和劳务所需的费用外，无需任何额外附加费。联络局将开设国际办事处，以便把协会会员制造的产品卖给公众。”大会拒绝蒲鲁东主义的提案，通过由马克思起草的《章程》，明确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国际的目的在于把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联合起来，争取工人阶级彻底解放，消灭任何剥削和阶级，建立没有阶级的新社会。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应作为手段服从的伟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