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马克思对自己的作品要求极其苛刻。为了把最好的东西献给工人阶级，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时，从逻辑体系到理论观点，从材料运用到表达方式，都匠心独具地作了仔细琢磨，因而一再推迟著作的定稿和出版。1851年4月，他计划五个星期完成经济学研究，实际却用了32年，超过原来计划的320倍！他说过，“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都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4]。他是在写完了三部内容丰富、卷帙浩繁的手稿之后，才着手整理出版第1卷的。这时距他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已经24年。
《资本论》中引用了大量文献资料和统计资料。马克思选择和引用材料非常慎重。任何材料和数字，他都力求取自最可靠的来源，得到最有权威的人士所证实。他从不满足第二手材料，总是不厌其烦地寻根究底，查对原始出处。有些材料往往要查阅数种书刊，核对各种文字，考证多种版本。有时为了一个并不怎么重要的材料，他也要不辞辛劳，专程去大英图书馆核对。他引用的每条材料，无论是作为批判对象还是作为简单例证，都准确地符合原作的文字和精神。那种对别人的著作胡乱引用、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的做法，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正是这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使他引证的每条材料都准确无误，始终保持完全的指证力。即使吹毛求疵的论敌，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理论是建立在经得起严格考核的事实基础上的。
第五，精益求精，不断完善。
严格的自我批评，是马克思理论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他丝毫没有自我满足、自我陶醉的庸人习气，从不认为自己的任何观点都是绝对正确、“终极真理”、不可改动。凡是他确信某个论点不正确，便毫不痛惜地加以抛弃。1865年，他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认为利润率有两种表达方式：一是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的比率；一是剩余价值与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这种表达方式是不够妥帖的，不仅两者容易混淆，而且不能充分说明剩余价值率的本质。不久，在整理《资本论》第1卷付印稿时，他把第一种表示方式叫做剩余价值率。这样就把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区别开来，使两者的内容更加明确，更易掌握，更反映客观实际。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曾采用资产阶级经济学流行的说法，认为工人为了取得工资而向资本家出卖的是自己的劳动，劳动是商品，工资是劳动的价格。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在1857-1858年手稿中，他改正了这一不正确的论点，明确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指出劳动是创造物品的活动，劳动力则是作为可能性存在于生命的主体里，因而是作为劳动者而存在的。在1865年写成的《工资、价格和利润》中，更明确指出，劳动不是商品，不能出卖，也没有价值和价格；劳动力才是商品，可以出卖，具有价值和价格，工资就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态。在《资本论》第1卷中，他不仅详尽地论述了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而且深刻地说明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的价值会采取“劳动的价值”的形式。把劳动与劳动力区别开来，这不是咬文嚼字，而是牵涉到全部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马克思改变这个重要论点，是他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成果，对于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有着重大的意义。
[1]恩格斯：《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书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57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页。
[3]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1年6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82页。
[4]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7月31日），《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96页。
九、恩格斯对《资本论》的贡献
《资本论》的创作和传播，倾注着恩格斯的大量心血。马克思在世的时候，他热忱地支持《资本论》的写作，参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创建；马克思逝世后，他把整理和出版《资本论》手稿作为最紧迫的任务，为此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恩格斯研究经济学，比马克思稍早。1844年2月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有很大影响，是促使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会面的时候，已经通过不同的途径完成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当时他们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并且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得到拥护。为了向广大群众传播他们刚刚形成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批判各种资产阶级理论，制定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他们在1844年合写《神圣家族》，1845-1846年合写《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些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标志着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初步确立。
马克思在从事《资本论》创作，建立经济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不断与恩格斯交换意见，共同探讨许多复杂的理论问题。可以说，恩格斯自始至终参与了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创建。
马克思在推翻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创建无产阶级经济学体系过程中碰到的许多重大问题，总是要预先同恩格斯商量，取得共同的认识。1851年初，他们研究了地租问题。马克思写信告诉恩格斯，李嘉图把地租理论建立在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基础上，其论点处处都和历史相矛盾。因为科学和工业的进步，正在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在这里，主要问题仍然是使地租规律和整个农业的生产率的提高相符合；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才能驳倒马尔萨斯关于不仅劳动力日益衰退而土质也日益恶化的理论”[1]。恩格斯完全同意马克思的观点，半开玩笑地对自己的朋友说：“毫无疑问，你对问题的解决是正确的，这使你有进一步的理由获得地租问题经济学家的称号。如果世间还有公理和正义的话，那末至少一年的全部地租现在应该归于你，这是你有权要求的最低数目。”[2]恩格斯对新地租理论表示满意，使马克思十分高兴。
在研究经济学问题时，马克思经常需要了解资本主义企业经济活动的详情细节，得到一些实际材料的解释，这些在理论著作中是找不到的。因此他经常写信向“实践家”恩格斯请教。恩格斯每次都给予满意的答复，有时还附上详细的计算。
在《资本论》第1卷排印过程中，马克思随时把清样寄给恩格斯，请恩格斯把要求、批评、问题等都写到清样上，认为这对他是十分重要的。恩格斯极其认真地看完清样，对自己的战友在科学上取得的辉煌成就赞赏不已。他写信对马克思说：“我祝贺你，只是由于你把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放在应有的地位和正确的联系之中，因此完满地使这些问题变得简单和相当清楚。我还祝贺你，实际上出色地叙述了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这个问题在这里第一次得到充分而又互相联系的叙述。看到你掌握了工艺术语，我也感到很满意，这样做对你来说一定有许多困难，因此曾引起我的各种各样的担心。”[3]恩格斯指出，《资本论》与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比较起来，在辩证发展的明确性上前进了一大步。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和剩余价值的产生等章，叙述和内容都十分精彩，是最光辉的两章。整个理论部分十分出色，剥夺者被剥夺的概括也非常精辟。在这部严整的科学著作面前，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找不到他们可以突破的任何一个弱点。恩格斯所表示的满意，对马克思来说，“比世界上其他人可能做出的任何评价都更为重要”[4]。
恩格斯也细心研究了全书的结构、内容和表达方式，认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他看了大部分手稿后，认为内容虽然十分出色，但外部结构却存在一些缺陷。这部篇幅达50印张的巨著，第一版时才分为六章，不便于读者了解和掌握。于是，他写信向马克思提出意见：“你怎么会把书的外部结构弄成现在这个样子！第四章大约占了二百页，才只分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的标题是用普通字体加空排印的，很难找到。此外，思想进程经常被说明打断，而且所说之点从未在说明的结尾加以总括，以致经常从一点的说明直接进入另一点的叙述。这使人非常疲倦，在没有密切注意的情况下，甚至会使人感到混乱。在这里题目分得更细一些，主要部分更强调层次一些是绝对合适的。”[5]他还认为，价值形式这一节，内容十分抽象，又没有多分一些小节和多加一些小标题，对于不懂辩证法的读者来说有一定的困难。他建议把这一节再分成若干简短的小节，用特有的标题来突出每一个辩证的转变。马克思非常重视恩格斯的意见，专门写了一个《价值形式》的附录。
马克思生前，恩格斯为《资本论》的出版日夜操心。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用全部晚年时间投入《资本论》第1卷再版和整理第2、3卷出版工作，为《资本论》体系和理论的严整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使这部无与伦比的科学著作永世长存。恩格斯为《资本论》的创作和传播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1]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1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29页。
[2]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31-32页。
[3]恩格斯：《致马克思》（1867年8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223-224页。
[4]马克思：《致恩格斯》（1867年6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215页。
[5]恩格斯：《致马克思》（1867年8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224页。
十、维护《资本论》科学性的斗争
《资本论》是射向地主资产阶级的炮弹。
在这部具有高度科学性的著作面前，资产阶级学者丧失了答辩的勇气。于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是在经济领域内没有任何科学。资产阶级发言人，包括博学的和不学无术的人，最初企图以不理不睬的办法来扼杀《资本论》。当这个“沉默的阴谋”被粉碎以后，他们便对这部伟大著作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妄想以此抵消《资本论》的影响，“镇静资产阶级的意识”[1]。
为了维护《资本论》的科学性，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其中对杜林、洛贝尔图斯、布伦坦诺、洛里亚的反击和批判，具有重要意义。
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伪科学的最典型代表之一欧根·杜林，在《资本论》出版不久，就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对《资本论》妄加评论，肆意攻击，认为劳动价值论并非无可争辩，劳动力价值由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这个观点不-定正确，并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的局限性强加在马克思身上。
马克思看到杜林的攻击文章后指出，这是一个极为傲慢无礼的家伙，他完全不懂《资本论》的科学内容，不了解《资本论》与以往政治经济学著作不同的崭新的东西。“他做了一件具有两重性的事情。首先，他出版过一本（以凯里的观点为出发点）《国民经济学说批判基础》（约五百页）和一本新《自然辩证法》（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我的书在这两方面都把他埋葬了。”[2]这就是他迫不及待地公开攻击《资本论》的原因。
几年以后，杜林连续出版《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3）、《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形成》（1875），集中攻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胡说这个理论是“轻率的意见”、“荒谬的观念”、“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在严谨的国民经济学中引起混乱”，等等。他采用卑劣的手法歪曲《资本论》的内容，指责《资本论》是“神秘的杂货摊”、“不成体统的思想和文字”、“混乱而错误的观念”，等等。
杜林的著作发表后，德国一些雇佣的煽动家和浅薄之徒跟着大喊大叫，肆意攻击马克思。这种情况，理所当然地引起工人群众的强烈不满。
在李卜克内西等人的坚决要求下，恩格斯决定放下其他工作，收拾无聊的杜林。1876年5月24日，恩格斯写信对马克思说：“在德国，一批受雇佣的煽动家和浅薄之徒大肆咒骂我们党。……这些人以为，杜林对你进行了卑鄙的攻击，就使我们对他无可奈何，因为倘若我们讥笑他在理论上的无稽之谈，那就会显得是对他的人身攻击进行报复！结果是，杜林愈蛮横无理，我们就应该愈温顺谦让……这件事把我气坏了，试问，难道不是认真考虑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的时候了吗？”[3]次日，马克思回信完全赞同恩格斯的打算。从1876年5月至1878年4月，恩格斯用了两年时间，写成一部伟大著作《反杜林论》。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对杜林攻击《资本论》的种种谬论作了彻底的驳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