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伦敦定居下来
随着革命的失败，欧洲进入了“工业狂热发展、道德败坏和政治反动的时代”[1]。在与封建贵族的较量中遭受失败的资产阶级，由于经济发展而增强了实力，高傲的贵族从骨子里变成唯利是图的投机家，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分子却被迫流亡异国他乡。马克思也不得不离开德国来到巴黎。
巴黎6月13日事件后，马克思处境越来越困难。那时，巴黎已经戒严，对革命者的大规模镇压已经开始，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支部领导人艾韦贝克和一些盟员遭到迫害，巴登政府的代表许茨和布林德也被逮捕。
法国政府的迫害很快落到马克思身上。7月19日，一个警官通知马克思，要把马克思全家从巴黎驱逐到摩尔比亚省。那里是沼泽地带，气候潮湿，疟疾流行，有害健康。法国反动政府不仅企图把马克思放逐到远离政治中心和革命团体的地方，而且企图用这种“变相的谋杀”[2]把马克思一家置于死地。正如马克思的朋友、诗人弗莱里格拉特所说：这是一个十分恶毒的阴谋，是“丑行中的丑行”[3]。马克思坚决拒绝到摩尔比亚。大约有一个月时间，驱逐出境的命令既没有取消，也没有执行。这个命令就像达摩克利斯剑，悬挂在马克思的头上。8月23日，警官光临马克思住宅。送来了限令“马克思和他的夫人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巴黎”的通知。由于缺乏最必需的路费，马克思费了很大周折，才使当局同意燕妮和孩子们在巴黎住到9月15日。燕妮即将分娩，家中经济困难，社会环境险恶，马克思怀着惆怅的心情被迫离开巴黎。
马克思原来打算去瑞士，但没有搞到护照，于是决定去伦敦。这是他生活历程中一次十分重要、影响深远的抉择。做出这个抉择不是偶然的。首先，革命失败后，欧洲大陆各国重新占据统治地位的反革命势力，对革命者进行残酷的报复，用逮捕、监禁、放逐和杀害来惩罚献身于争取政治民主和民族独立事业的人们。英国1848年初也曾出现由宪章派领导的革命形势，但很快被镇压下去。自视统治稳固、实力雄厚的英国资产阶级，不需要采取大陆各国统治者那样赤裸裸的政治迫害手段，因而伦敦成了欧洲政治流亡者的避难所。到伦敦去，可以与战友们聚会，重新组织被打散的革命力量。其次，虽然欧洲大陆的革命运动陆续失败，但马克思认为即使革命戏剧的第一幕结束了，第二幕接着就会开始。因此，他打算以伦敦为基地，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出版革命报刊。离开巴黎前夕，他写信对恩格斯说：“我在伦敦创办德文杂志有肯定的希望。”他要求恩格斯从瑞士“立即前往伦敦”[4]继续并肩战斗。伦敦工业发达，贸易繁荣，有着200多万人口，是观察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和社会生活最合适的地方。四年前，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他曾经与恩格斯专程来到这里。现在重返故地，虽然形势不同，但总有一天，他是会重新恢复被中断的经济理论研究的；那时，伦敦又将为他提供方便的条件。
1849年8月24日，马克思到达伦敦。9月17日，燕妮和三个孩子以及琳蘅也从巴黎来到这里。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们很快在切尔西找到一所住宅。11月5日，第四个孩子亨利希诞生。经过一年多紧张、动荡的生活后，现在总算暂时安定下来。马克思当时并未料到，从此以后，伦敦将成为他的永久流放地。
定居伦敦初期，马克思同所有流亡者一样，生活十分困苦。《新莱茵报》被迫停刊时，为了支付编辑酬金和报社房租，他卖掉快速印刷机，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还向友人借了300塔勒，不得不靠典当维持生活。他到伦敦时已经身无分文。伦敦生活费用较高，房租昂贵，维持一家七口的生活十分困难。[5]
生活琐事耗去马克思大量精力，并给全家增添不少烦恼。但正如马克思夫人对老朋友魏德迈所说的：“您不要以为这些小事所造成的烦恼已把我压倒，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我们的斗争中我们决不是孤独的……”[6]
[1]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0页。
[2]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49年8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60页。
[3]弗莱里格拉特：《致卡·马克思》，转引自米哈伊洛夫《共产主义者同盟》，第86页。
[4]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49年8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60页。
[5]参阅燕妮《动荡生活简记》，《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256页。
[6]燕妮：《致约·魏德迈》（1850年5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29页。
二、聚集革命力量
马克思在伦敦定居下来后，立即着手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组织，为未来革命聚集力量。
在1848-1849年欧洲革命运动中，共产主义者同盟胜利地经受了考验。同盟盟员到处积极参加运动。不论在报纸上、街垒中以及战场上，都是站在唯一坚决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最前列。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等文件所阐述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但是，与此同时，同盟的组织却削弱了。在运动中，同盟著名活动家莫尔等一些盟员光荣牺牲了；许多盟员遭受迫害，被捕入狱；有的盟员表现动摇，脱离革命运动；有的盟员由于地址变动和其他原因与组织失去联系；还有不少地方的组织和盟员认为，秘密结社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只要进行公开活动就足够了，因而断绝了与同盟中央的联系。在比利时，由于许多盟员被捕和被驱逐出境，同盟组织已大大削弱；在法国，同盟领导人艾韦贝克认为自己的文学活动更为重要，宣布退盟；巴黎组织中还混进一些敌对分子，同盟中央与巴黎的组织联系已暂时中断；在德国，许多盟员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失败后，被迫流亡国外，同盟的组织也已瘫痪。总之，1849年底以前，同盟的工作一直陷于停顿。
1849年8月，马克思来到伦敦；不久，恩格斯也来到伦敦。年底，同盟大多数中央委员都已在伦敦重新聚会。马克思立即着手恢复同盟的组织。在马克思领导下，同盟进行整顿和改组，用新的力量补充了自己的队伍。
建立同盟领导核心，是改组工作的首要任务。1849年8-9月，马克思在伦敦重新建立同盟中央委员会。参加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除了原来的中央委员外，还有拉特·施拉姆和维利希。
为了恢复同盟中央与各地组织的联系，马克思向各地同盟领导人和盟员发出大量信件。1850年初，他写信给科伦盟员勒泽尔，指示勒泽尔在莱茵省恢复和建立同盟支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隐蔽的活动。
在伦敦，马克思加入德国工人教育协会，把这个协会作为培养和吸收盟员、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的公开组织。从1849年底至1850年9月，马克思在协会办了一个学习班，讲授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对工人阶级进行科学共产主义教育。马克思的讲演，内容丰富、深刻而生动，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当时亲身听课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回忆道：在工人教育协会的拥挤的大厅里“马克思显示了他具有从事科学普及工作的惊人天才。没有人比他更痛恨庸俗化，就是说伪造、阉割科学并使它庸俗化；可是也没有人具有比他更高明的明确表述自己思想的才能。语文的明确是由于思想明确，而明确的思想必然决定明确的表现方式”。又说：“马克思的讲授进行得很得法。中心问题提出时他力求简短，然后用较长的解释来说明，竭力避免使用工人们听不懂的话。然后他要听众提问题。如果没有人发问，他就开始提问。提问的技巧从教育学上来看是十分高明的，没有一处不懂或误解的地方能逃过他……从各方面来看，他具备了一个优秀教师的一切条件。”[1]
马克思还积极参加由同盟领导的《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除了在物质上帮助贫困的流亡者之外，还从政治上团结他们，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影响，培养他们成为未来革命斗争的战士。马克思还通过这个组织，加强盟员之间的联系，为恢复和重建同盟创造条件。
1850年初，马克思还先后与英国宪章派、法国布朗基派和匈牙利最进步的流亡者政党建立联系。1850年4月，共产主义者同盟与法国布朗基派缔结《关于组织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协定》。在马克思的直接主持下，协定第一条规定：“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方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2]第二条规定：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必须“加强团结合作”、“消除民族分立”。这个用科学共产主义精神写成的协定，是马克思争取和教育英、法社会主义者，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扩大同盟国际影响的重要措施。
[1]威廉·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103页。
[2]《“世界共产主义者协会”协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附录），第605页。
三、《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马克思、恩格斯于1850年3月起草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在改组同盟的工作中，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个文件全面阐述了同盟的状况，深刻分析了当前的革命形势、任务和策略，统一了盟员的思想，提高了盟员的觉悟。
《告同盟书》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刻地分析了德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1848-1849年德国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背叛和小资产阶级的妥协，已经失败了。革命的任务一个也没有完成。即将来临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工人阶级不可能提出纯粹的共产主义措施。但是，工人阶级应当迫使取得胜利的资产阶级尽可能多地触动资产阶级社会各个方面的制度，为未来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实现德国国家统一，仍然是革命的重要任务。无产阶级必须坚持建立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中央集权制共和国，坚决反对以地方自治的联邦制代替中央集权制。因为，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
《告同盟书》分析了德国社会各阶级以及它们对待革命的态度，指出：德国资产阶级虽有反封建的要求，但却敌视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他们宁愿与封建反动势力结成联盟，而不重视工人的力量；只要一旦掌握政权，他们就会利用这个政权来反对工人，迫使工人回到从前被压迫的地位。德国小资产阶级受到大资产阶级的压迫，但他们并不要求改变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只是企图在保持资产阶级剥削制度的条件下进行一些改良；只要实现上述要求，他们便赶快结束革命，害怕由于革命继续前进而影响他们的地位。德国无产阶级是唯一革命的阶级，他们要求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和剥削，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写道：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建立联系。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矛盾，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1]。
《告同盟书》着重指出建立无产阶级独立政党的意义。无产阶级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尽量有组织地、一致地、独立地行动起来。无产阶级必须吸取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教训，不应该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而必须“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2]。根据德国当时的条件，无产阶级必须有秘密的和公开的组织。无产阶级的秘密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领导核心；在同盟的领导下，应该建立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公开的工人组织，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联系工人群众的纽带，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的场所，进行思想教育和培养干部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