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法庭强加给他自己和其他革命家的所谓“叛国罪”，马克思作了严正的驳斥。他说：“这里根本不存在是否犯法的问题。法律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革命正是要消灭旧的法律和一切法律基础。”他义正词严地宣布：由于反革命政变暂时取得胜利，你们“可以绞死自己的敌人，但不能对他们作出法庭判决。可以把他们作为战败了的敌人清除掉，但不能把他们当作罪犯来审判”[7]。
马克思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预言了反革命末日的到来。他对法庭上那些反动家伙说道：反革命虽然获得了暂时的胜利，这不过是演完了第一幕。“在英国，斗争持续了二十多年。查理一世不止一次地获得胜利，但是，到头来还是上了断头台。诸位先生，谁又能向你们担保：现任内阁以及过去和现在都是现任内阁手中的驯服工具的那些官员，将来不会被……宣判为国事犯呢？”[8]
马克思的演说义正词严，具有无比的逻辑力，驳得那些反动家伙哑口无言，狼狈不堪。当时，法庭旁听席和整个院子里挤满了群众，人们非常钦佩马克思在反动法庭面前的英勇精神，拥护他的精彩演说，热情地向他欢呼致敬，甚至首席陪审员也代表全体陪审员对马克思的富有教益的说明表示感谢。
在马克思的坚决斗争下，法庭不得不宣布他无罪。反动政府迫害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阴谋破产了。这是对革命运动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事件。当时一份民主报纸写道：“整个德国都在欢欣鼓舞地欢迎这些卓越人物被宣告无罪的消息。”
1885年，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中，指出马克思这篇演说是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光辉典范。恩格斯写道：一个共产主义者，不得不在法庭上向资产阶级陪审员们说明，他所进行的，使他成为被告的这些事情，其实是陪审员先生们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事情。资产阶级一方面与反革命政府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却审判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这是历史的讽刺，完全表明普鲁士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和对革命的背叛。但是无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决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问题是应当由谁来统治，是纠集在专制君主制周围的社会势力和国家势力——封建大地主、军队、官僚、僧侣——，还是资产阶级？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之所以关心这一斗争，仅仅因为它将由于资产阶级的胜利而获得本身发展的场地，将在它总有一天会战胜其他一切阶级的斗争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9]。恩格斯强调指出，马克思这篇演说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莱茵省民主主义区域委员会审判案同时，检察机关又诬告《新莱茵报》“侮辱政府”，把马克思、恩格斯交付科伦陪审法庭审判。
1849年2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在法庭上作了精彩的演说，利用反动派的法庭，对反对派进行审判，“用他们自己的武器来打击他们”[10]。
马克思在法庭上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11]《新莱茵报》揭露反动政府的专横、暴虐、侵犯人权和肆意妄为，不过是履行了自己作为社会捍卫者和人民喉舌的职责。因此，对《新莱茵报》的控告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帝国内阁在其起诉书中把《新莱茵报》称为一切‘坏报刊’中最坏的报纸。我们则认为帝国政权是一切滑稽可笑的政权中最滑稽可笑的政权”[12]。
《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即使按照资产阶级法律，也根本不存在犯法的问题。对《新莱茵报》进行审判，就是完全取消出版自由，抛开三月革命的成功。这样，法庭就是公开“批准官员们的恣意专横；给官方的一切卑劣行为大开方便之门，专门惩罚对这种卑劣行为的揭露。既然如此，何必还要虚伪地承认出版自由呢？”[13]
对《新莱茵报》的迫害，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反革命有计划地向人民进攻。问题在于由于资产阶级的背叛，三月革命失败了。三月革命没有触动旧社会的基础，原封不动地保存了旧官僚制度、旧军队、旧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只要时机一到，这些反革命的专政工具就露出凶恶的面目，对人民横加迫害。因此，人民必须立刻行动起来，粉碎普鲁士的反革命进攻；否则，人民在革命初期争得的权利将彻底丧失。
马克思庄严宣布：“目前报刊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现存政治制度的一切基础。”[14]革命报刊有责任以极不信任的态度去注视政府的每一行动，公开揭露政府的任何一个微小的症状，为广大的被压迫者辩护；报刊不仅要一般地批判反动的国家制度、旧的社会关系和上层权力机关，而且要反对“某一具体的宪兵、某一具体的检查官、某一具体的行政长官”[15]。只有这样，才能起到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
恩格斯也在法庭上作了精彩的发言。他详细驳斥了反动政府的诬告，指出《新莱茵报》的所谓“罪行”，不过是它报道了确凿的事实，并从事实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而这正是每一个革命报刊所应该做的：“如果禁止报刊报道它所目睹的事情，如果报刊刊载每一个有分量的问题上都要等待法庭的判决，如果报刊不管事实是否事实，首先得问一问每个官员——从大臣到宪兵——他们的荣誉或他们的尊严是否会由于所引用的事实而受到损失，如果要把报刊置于二者择一的地位：或者歪曲事件，或者完全避而不谈——那末，诸位先生，出版自由就完结了。如果你们想这样做，那你们就宣判我们有罪吧！”[16]
在马克思、恩格斯有力的批驳下，资产阶级法官和陪审员理屈词穷，狼狈不堪，不得不宣布他们无罪。当法庭宣布这个决定时，全场群众向马克思、恩格斯欢呼致敬，热烈祝贺他们的胜利。正如列斯纳所说：“对《新莱茵报》的两次审讯是有利于革命运动的最好的宣传，并且极大地提高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威信。”
[1]马克思：《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1849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91页。
[2]马克思：《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1849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02页。
[3]同上书，第301页。
[4]同上书，第296页。
[5]同上书，第303页。
[6]同上书，第306页。
[7]马克思：《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1849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88页。
[8]同上书，第289页。
[9]恩格斯：《〈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34页。
[10]马克思：《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新莱茵报〉审判案》（1849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65页。
[11]同上书，第275页。
[12]马克思：《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对〈新莱茵报〉提出的三个诉讼案》（1848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71页。
[13]马克思：《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新莱茵报〉审判案》（1849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74页。
[14]马克思：《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新莱茵报〉审判案》（1849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78页。
[15]同上书，第277页。
[16]同上书，第285页。
十六、别了！只是并非永别
1849年春天，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日益激烈。《新莱茵报》的语调也一期比一期更加猛烈而热情，“每一号报纸，每一个号外，都指出一场伟大战斗正在准备中，指出了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各种对立的尖锐化。特别是4月、5月两月间出版的号外，都是号召人民准备战斗的”[1]。
普鲁士反动政府早已下定决心搞掉《新莱茵报》，只等有利时机的到来。在此以前，他们使用了各种极端卑鄙的手段，派出大批特务，严密监视马克思的一举一动，扣留和检查马克思的信件，唆使暴徒到编辑部捣乱，向马克思和其他编辑写匿名恐吓信，妄图迫使他们屈服。但这完全是痴心妄想。
1849年5月，决定性的打击终于到来了。当时，德勒斯顿、爱北斐特的起义已遭到镇压，伊塞隆的起义已被包围，莱茵和威斯特伐利亚遍布军队，普鲁士反动派正向巴登-普法尔茨进军。反动政府认为自己的力量已经强大，可以对付《新莱茵报》了。
由于“按法律手续”对马克思进行迫害没有达到目的，普鲁士政府于5月16日颁布一道命令：“查最近几号……《新莱茵报》愈益坚决地煽动居民蔑视现存政府，号召暴力革命和建立社会共和国。故该报编辑卡尔·马克思博士应予被剥夺其外人待遇法……令其于二十四小时内离境。”[2]
这是一道反动透顶而又荒唐无稽的命令。普鲁士政府找不到查封《新莱茵报》的借口，竟然把马克思当做“外国人”驱逐出境，以此迫使《新莱茵报》停刊。
关于马克思的国籍问题，是普鲁士政府对他不断迫害的证据。1843年，马克思离开普鲁士居住巴黎，由于他在巴黎的革命活动，政府指令边防警察在他过境时逮捕他，又伙同法国基佐政府于1845年1月把他驱逐出境。马克思居住在布鲁塞尔的时候，普鲁士政府又多次要求比利时政府驱逐他。为了免受诸如此类的迫害，马克思声明放弃普鲁士国籍，但他始终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国家。1848年4月，马克思回到德国。当时科伦地方政府毫无阻难地给他公民权；警察局长又亲口向他保证，恢复国籍问题不会有任何困难；同时，他也取得了德国国民议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就是说，他已在实际上恢复了德国国籍，行使了德国公民的权利。但是，由于他在德国的革命活动，由于他对普鲁士政府持反对态度，因此，1848年8月，政府就决定不准恢复他的国籍，把他“算作外国人”，为驱逐他做好准备。果然，1849年5月，政府就用这个借口，迫使马克思离开了德国。
马克思在《〈新莱茵报〉被勒令停刊》一文中，揭露了反动政府的卑劣行径和荒谬借口，嘲笑这帮保皇恐怖主义者在实践上的残酷、卑鄙和下流，在理论上的胆怯、隐讳和虚伪。马克思说：“我们铁面无情，但也不向你们要求任何宽恕。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虚伪的词句来掩饰恐怖手段。”[3]马克思在总结该报一年活动的时候，特别强调了报纸的无产阶级性质，指出六月革命的灵魂，“就是我们报纸的灵魂”[4]。
由于马克思和其他编辑遭到驱逐和迫害，报纸不得不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出版了最后一号。编辑部在《致科伦工人的告别信》中写道：“《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5]
《新莱茵报》编辑、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在报纸上发表了著名的《告别诗》：
别了，只是并非永别，
他们消灭不了我们的精神，兄弟们！
当钟声一响，生命复临，我还要生气勃勃地，回到你们身边！
当最后的王座倾覆，
当人民走上法庭，
喊出无情的声音：“你们有罪！”
那时候我还要重新回到你们身边。
我这个被放逐的叛乱者，
作为一个忠实于到处起义的人民的战友，
将在多瑙河畔和莱茵河边，
用言语和武器参加战斗！
许多年以后，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中写道：由于反动政府有整个军团作为后盾，我们不得不交出自己的堡垒，“但我们退却时携带着自己的枪支和行装，奏着军乐，高举着印有红色的最后一号报纸的飘扬旗帜……”[6]
《新莱茵报》停刊了，但《新莱茵报》高举的无产阶级革命旗帜，永远是无产阶级报刊的光辉榜样。
[1]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5页。
[2]马克思：《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新莱茵报〉被勒令停刊》（1849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00页。
[3]马克思：《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新莱茵报〉被勒令停刊》（1849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03页。
[4]同上书，第602页。
[5]莱茵报编辑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致科伦工人的告别信》（1849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19页。
[6]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