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工人英勇斗争的精神，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赞扬。当时，4万名未经训练的、没有大炮和高射炮、缺乏弹药供应的武装工人，与一支武装到牙齿的30万人的反动军队进行殊死的搏斗。工人们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表现了令人惊叹的英勇精神。资产阶级刽子手卡芬雅克以七倍的优势兵力对工人最粗暴的镇压，“是历史上最可耻的胜利”[3]。无产阶级永远不会忘记六月革命的英雄们，“历史将给他们以特殊的地位，把他们看作是无产阶级第一次决战的牺牲者”[4]。
法国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极端残忍的屠杀和令人发指的暴行，遭到马克思、恩格斯无情的鞭挞。资产阶级在战场上疯狂杀戮起义工人，在工人住区杀害大批手无寸铁的工人家属，完全有意识地要把工人阶级赶尽杀绝。他们的反革命暴行，彻底戳穿了所谓“博爱”的谎言。在那染满了工人阶级鲜血的六月，资产阶级政客拉马丁之流反复宣扬的阶级和平的迷人烟雾，变成了反动军阀卡芬雅克射杀工人阶级的密集炮火。这就是博爱，“就是一方剥削他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博爱，这就是在二月间所昭示的、用大号字母写在巴黎的三角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博爱……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说，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和资本间的战争。在6月25日晚间，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呻吟、流血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的窗户前面烧毁了”[5]。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六月革命失败的原因时，痛斥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可耻叛变。在六月革命时，没有一个著名的民主派活动家站到工人阶级方面。以赖德律-洛兰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首领，卖身投靠资产阶级，成为镇压工人阶级的帮凶。那个时候，站在工人阶级对面的，有整个旧社会的反动势力：贵族、僧侣、军人、官僚和资产者，被收买的流氓无产阶级，还有受骗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工人阶级不得不孤军作战。革命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工人和农民，使工人阶级认识到农民同盟军的极端重要性；也使农民认识到，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才能摆脱资产阶级的剥削与掠夺。
六月革命是欧洲各国革命与反革命围绕着旋转的轴心。六月革命失败后，欧洲各国反动势力“开始大摆人肉筵席”[6]，对革命人民进行更加野蛮更加疯狂的屠杀和迫害。但是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却从巴黎工人的斗争中受到极大的鼓舞，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六月革命用血的事实表明，无产阶级只有用革命的暴力，才能战胜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任何乞求资产阶级施舍的活动，任何调和阶级矛盾的幻想，任何妄图用和平的手段解决两大敌对阶级之间冲突的言行，都是完全错误的；“资产阶级社会条件本身所产生的冲突，必须在斗争中加以解决，靠空想是消灭不了的”[7]。
六月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工人阶级的胜利是肯定无疑的。既然4万巴黎工人在同比他们多7倍以上的优秀敌人作战时能够显示出这样的强大和有力，那么，要是全体巴黎工人、全体法国工人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地行动起来，该有什么样的成就呵！
以马克思、恩格斯为首的《新莱茵报》，是欧洲唯一支持六月革命的报刊。当有人指责《新莱茵报》态度不公，没有为被革命工人消灭的反革命刽子手唱颂歌时，马克思严正地回答说：对他们的颂扬，是反动派的事情，“但是平民则受尽饥饿的折磨，遭到报刊的诬蔑，得不到医生的帮助，被‘正直的人’叫做小偷、纵火者和流刑犯；他们的妻子儿女更是贫困不堪，他们的那些幸免于难的优秀代表被放逐海外。给这些脸色严峻阴沉的人戴上桂冠，是一种特权，是民主报刊的权利”[8]。马克思公开表明，六月革命的灵魂，就是《新莱茵报》的灵魂。《新莱茵报》将为无产阶级事业战斗到底。
《新莱茵报》关于六月革命的文章，特别是马克思的《六月革命》一文，出色地表达了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感情，受到广大无产阶级的热烈欢迎。老工人列斯纳回忆道：“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把《新莱茵报》上马克思所写关于这一事情的文章读了二十来遍，因为这篇文章恰好表达了我们的感情。”[9]
许多年以后，恩格斯以自豪的心情回忆道：六月革命时，“当各国资产阶级和小市民对战败者施加龌龊诽谤的时候，在德国，并且几乎是在全欧洲，我们的报纸是高高举着被击溃了的无产阶级的旗帜的唯一报纸”[10]。
[1]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4页。
[2]马克思：《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六月革命》（184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55页。
[3]马克思：《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意大利的革命运动》（1848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91页。
[4]马克思：《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六月革命》（184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52页。
[5]同上书，第154页。
[6]马克思：《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1848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41页。
[7]马克思：《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六月革命》（184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57页。
[8]同上。
[9]列斯纳：《1848年前后》，《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172页。
[10]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页。
十三、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辩护
1848年的革命，唤醒了欧洲各个被压迫民族起来要求独立和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的意识。波兰、匈牙利、意大利、捷克等，纷纷爆发革命。民族独立运动如火如荼，冲击着各族人民的压迫者、欧洲三个最反动的国家——普鲁士、奥地利和沙皇俄国。
马克思、恩格斯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坚决反对欧洲列强对弱小民族的侵略、掠夺和奴役，热烈支持各民族的解放斗争。《新莱茵报》庄严声明：“尽管几乎所有的德国报刊都发出了爱国主义的吼声，《新莱茵报》还是首先起来替波兹南的波兰人、意大利的意大利人和波希米亚的捷克人辩护。”[1]
波兰解放运动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特别关注。他们认为解放波兰是对欧洲神圣同盟的沉重打击，是德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条件。他们严厉谴责普鲁士反动政府在波兰犯下的罪行，坚决反对法兰克福议会吞并波兹南的决议，热烈支持波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本国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赞扬波兰人民在复兴波兰的斗争中，“表现得很坚定，忍受了很多痛苦，做了很多工作”[2]。
马克思、恩格斯满怀热情地捍卫意大利人民的解放事业。在给意大利《黎明报》的信中，马克思表示：“我们要捍卫意大利争取独立的事业，要和奥地利在意大利以及德国和波兰的专制统治作誓死的斗争。我们向意大利人民伸出兄弟之手，并且要向他们证明，德国人民决不会参与那些在我国也经常反对自由的人们对你们所实行的压迫。”[3]
在匈牙利反对奥地利的民族解放斗争中，马克思、恩格斯坚决站在匈牙利起义人民一边，高度评价匈牙利革命人民在起义过程中采取的武装群众、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革命措施，指出：“在1793年以后，在1848年的革命运动中，一个被占优势的反革命包围的民族敢于用革命的激情来对抗怯懦的反革命的狂暴，用……［红色恐怖］来对抗……［白色恐怖］，这还是第一次。”[4]马克思还非常准确地叙述了匈牙利战争的进程，并且出色地预测了战争的结局。
在布拉格起义的日子里，马克思、恩格斯愤怒谴责奥地利军阀的血腥罪行，支持波希米亚捷克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深入地研究和总结了欧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阐明了无产阶级关于民族问题的一系列重要理论：
第一，民族矛盾是由各国统治阶级、主要是由强国的统治阶级造成的。这些在国内压迫人民的统治者，“为了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唆使各民族相互残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5]。他们不仅调唆民族之间的关系，而且利用被压迫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实行分而治之。奥地利反动统治者梅特涅就利用每个民族的贵族反对资产阶级和农民，把它们分别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于是，各种不同的阶级利益、阶级偏见和民族局限性，“使老奸巨猾的骗子手梅特涅有可能自由地施展他的伎俩”[6]。每当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时候，统治阶级更是故意制造民族矛盾，转移斗争目标，摆脱革命风暴的袭击，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因此，各国人民必须识破反动统治阶级的阴谋诡计，戳穿他们的爱国主义谎言，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内战争，来支持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只有打倒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真正的人民政府，才能消除民族压迫的根源，用国际主义的民主政策代替民族压迫政策。
第二，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是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的神圣职责。剥削阶级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是一致的。他们在对外压迫其他民族时，不可能对内实行民主政策；反之，当国内民主备受压制时，也不可能希望他们对外实行民主政策。无产阶级反对剥削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也就是争取自身民主权利的斗争。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援的。“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给予毗邻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7]如果德国人民竟然支持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这就是对革命事业的背叛，就是把自己放在各族人民的敌人的地位，就是堕落成旧制度的捍卫者；其结果，又必然要阻碍和破坏本国革命运动。正如恩格斯所说：“只要我们还在帮助压迫波兰，只要我们还把波兰的一部分拴在德国身上……我们在国内就不能彻底摆脱宗法封建的专制政体。建立民主的波兰是建立民主德国的首要条件。”[8]
第三，被压迫民族必须把反对外国统治者和反对本国贵族阶级的斗争结合起来，把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结合起来。国内贵族阶级是外国统治者的社会基础。他们往往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不惜勾结外国侵略者，出卖民族利益，成为民族败类。波兰的大贵族，就是压迫波兰民族的外国统治者的忠实盟友。革命实践使人民认识到，“他们的独立是和推翻大贵族阶级、和国内的土地改革根本分不开的”[9]。
第四，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必须通过武装革命，采取人民战争的形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人物，大肆宣扬所谓“各族人民的兄弟同盟”，妄图以此扑灭民族解放的怒火。革命人民决不能受骗。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不能依靠空洞的言词和美好的意愿，而必须通过彻底的革命和流血的斗争”[10]；在同强大的外国压迫者的斗争中，弱小民族不应该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而必须采取人民战争的形式：“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11]
第五，必须坚决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在1848-1849年欧洲革命时期，各国统治阶级一方面用武力镇压被压迫民族，一方面又大肆散布反动的民族主义。所谓日耳曼爱国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就是主要的反动谬论。日耳曼爱国主义是德国封建统治阶级欺骗国内人民、奴役其他民族的工具，其目的是“麻痹民主力量，转移人们的视线，把革命的狂涛巨浪引向另一方面，制造对国内进行压迫的武器”[12]。泛斯拉夫主义是圣彼得堡内阁的发明，是沙皇俄国进行领土扩张的工具，其直接目的是“建立一个由俄国统治的从厄尔士山脉和喀尔巴阡山脉直到黑海、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的斯拉夫国家”[13]。这种思想，按其基本倾向来说，“显然是反动的”[14]。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泛斯拉夫主义者到处破坏民族革命，充当俄国沙皇镇压各族人民的帮凶。对于这些反动民族主义谬论，革命的人们不仅不应随声附和，而且要揭露其欺骗性和反动性，对它们进行批判和斗争。
[1]马克思、恩格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德国的对外政策和布拉格最近发生的事件》（1848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235页。
[2]恩格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1848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24页。
[3]马克思：《给〈黎明报〉编辑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8页。